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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5章反围剿黄陂大捷 破川军三路进攻

    【史要】:“红一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黄陂、草台岗大捷”;“红四方面军”开辟“川陕

    苏区”,粉碎“川军”三路进攻;蒋*介*石*暗杀杨杏佛……

    却说,蒋*介*石*派遣徐庭瑶北上后,就又急不可耐地调集了四十万兵力,准备对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实施“第四次‘围剿’”了。

    此次,蒋*介*石*仍自《任》“赣、粤、闽边区‘剿匪’军总司令,且仍以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同时,他将四十万大军分为“左、中、右”三路。

    以已移师福建了的“第十九路军”及驻闽各部为“左路军”,《任命》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而以“粤军第一军”及驻湘南各部为“右路军”,《任命》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

    “左、右两路军”的任务是“肃清各自境内的‘红军’”,以“策应‘中路军’行动”,并防堵中*共*的“江西中央‘红军’”遁往“闽、粤、湘”等地。

    而以已进驻赣中了的“第十八军”为“中路军”主力,《任命》陈诚为“中路军总指挥”。

    同时,蒋*介*石*还将“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自率的“第二十七师”、“第四军军长”吴奇伟自率的“第九十师”、“第八军军长”赵观涛自率的“第六师”及辖下的“第十师”、“第二军军长”蒋鼎文辖下的“第九师”、“第三十六军军长”路孝忱辖下的“第五师”及“第七十九师”等部都归入“中路军”,听凭陈诚指挥。

    如此,连同“第十八路军”的五个师,“中路军”共有十二个师,总兵力多达十六万。

    于是,陈诚又将“中路军”的十一个师编成三个“纵队”及一个“总预备队”。

    “第一纵队”由罗卓英的“第十一师”、李明的“第五十二师”、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等部组成,以“第十一师师长”罗卓英《任》“指挥”。

    “第二纵队”由李默庵的“第十师”、周至柔的“第十四师”、孙连仲的“第二十七师”、吴奇伟的“第九十师”等部组成,以“第四军军长”吴奇伟《任》“指挥”。

    “第三纵队”由周浑元的“第五师”、赵观涛的“第六师”、李延年的“第九师”、王锦文的“第七十九师””等部组成,以“第八军军长”赵观涛《任》“指挥”。

    而“第十八军”辖下的刘绍先的“第四十三师”为“总预备队”,以策应各部。

    “中路军”编定后,“第一纵队”集结于乐安、宜黄一线,“第二纵队”集结于临川、龙骨渡一线,“第三纵队”集结于金溪、浒湾一线;拟采“分进合击”的战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向南推进。

    而此时,另有陶峙岳的“第八师”、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及陈雷的“第三十六军独立旅”、张华堂的“第二十六路军独立四十四旅”等部、分驻在南城、南丰、崇仁等地。

    同时,蒋*介*石*还派遣张有谷的“第三航空队”、刘义曾的“第四航空队”参战,以给国民党的地面部队空中支援。

    如此,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又将面对“国民党军”的再次重兵“围剿”了,不由得令人感到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虞。

    此时,“红一方面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进行整编,取消了“军”一级的编制。

    “红一军团”的“红二十军”、“红二十一军”、“红二十二军”、“红三十五军”已整编为了“红七师””、“红九师”、“红十师”、“红十一师”四个师。

    但“红三军团”、“红五军团”还保留原编制,且经前几次反“围剿”的胜利、队伍有了壮大。

    而由“江西红军独立第一团”扩编、周建屏《任》“军长”的“红十军”已于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五日,奉《命》南渡信江、到贵溪上清宫,与“‘中央红军’第三十一师”会合后,组成“红十一军”,划归“红一方面军”指挥,“军长”仍为周建屏。

    如此,“红一方面军”总兵力共有七万余了。

    于是,******与朱德遂决定“在‘国民党军’围剿部署尚未就绪之时、实行进攻”,以“击溃‘国民党军’”。

    因此,二月上旬,在******、朱德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主力向黎川方向活动。

    然因,当时的“中*共*临时中央”已由上海迁至江西“中央苏区”,身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博古却强《令》“‘红一方面军’先攻取南丰”。

    因此,******只得遵照执行,率领“红军”主力西渡抚河、围攻南丰。

    二月十二日晚,“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各一部向南丰城外围阵地发起进攻。陶峙岳的“第八师”顽强抵抗,战至次日晨,未能突破防御。

    此时,“‘围剿’军主力”陈诚见“‘红军’攻打南丰”正中下怀。

    于是,他一面《令》“陶峙岳的“‘第八师’死守南丰”;同时,《令》“南城守军、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火速驰援”,以将“红军”吸引于南丰城下。一面又《令》“‘中路军各纵队’向南丰挺进”,企图以“优势兵力将‘红军主力’围歼于南丰城下”。

    ******见攻坚不下,且料知陈诚有此企图,遂决定“调整策略、准备打援”。

    于是,一面以“红十一军”伪装主力,由南城新丰和里塔圩之间东渡抚河,向黎川一带移动、以迷惑敌人,将“中路军”的“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向黎川方向吸引;一面《令》“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秘密转移到宁都的东韶、洛口地区隐蔽集结,待机歼敌。

    果然,陈诚被“红十一军”的行动所迷惑,以为“‘红军’主力撤回黎川地区”。

    为同“‘红军’主力决战”,陈诚《命令》:“‘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向黎川前进;‘第一纵队’为了配合行动,则从宜黄南下广昌、宁都,堵截‘红军’归路。”

    于是,“第二纵队”由南城、南丰出康都侧击黎川、建宁,“第三纵队”由金溪南下从正面向黎川方向进攻,“第一纵队”由宜黄经黄陂南下,企图三路合击、将“红军”主力歼灭于黎川、建宁地区。

    ******、朱德获此消息,认为“‘国民党中路军第一纵队’与‘第二纵队’、‘第三纵队’相距较远、态势孤立,宜于各个击破;且由乐安向黄陂开进的‘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其必经之地的登仙桥以东地区是高山密林,正适合于‘红军’大兵团伏击”,遂决定“在此设伏”。

    为此,******、朱德在乐安的谷岗、登仙桥以东,宜黄的河口、黄陂以西地区选择有利地形设伏。

    他们以林*彪*的“红一军团”、彭德怀的“红三军团”和刘畴西的“红二十一军”为“左翼队”,以董振堂的“红五军团”和罗炳辉的“红二十二军”为“右翼队”,设伏于黄陂、霍源地区,准备歼击由乐安前来的“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

    而以“江西军区独立第四师”、“第五师”箝制罗卓英的“第十一师”,以“红十二军”为“预备队”,保障伏击成功。

    此时,“国民党军第九十师”、“第二十七师”、“第十五师”向金溪、南城进犯;而为保障“红军”主力于黄狮渡歼灭敌人,“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博生奉《命》率四个团吸引和钳制三倍于已的敌人;结果,在“长员庙战斗”中,不幸头部中弹阵亡;这是反“围剿”以来,阵亡的第一位“军团”级将士。

    噩耗传来,全军悲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下《令》:“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又在瑞金的叶坪广场上建造了“博生堡”,以示纪念。

    二月二十六日,“‘国民党军’第一纵队”的李明与陈时骥各率本部,由乐安、宜黄分两路东进。

    第二天,李明率“第五十二师”的“第一五四旅”、“第一五五旅”和“第三○九团”沿登仙桥、大龙坪、蛟湖、桥头之线向黄陂推进,陈时骥率“第五十九师”的“第一七五旅”、“第一七七旅”和“独立团”沿谷岗、西源、霍源向黄陂河口前进。

    此时,浓雾弥漫、难辨东西,当“第五十二师”进入伏击圈时仍毫无察觉;且两师之间有摩罗嶂大山相隔联络不便,“第五十二师”的前卫“第一五五旅”越过登仙桥、后卫尚在桥的另一头时,即遭到“红一军团”拦腰切断。

    然后,“红七师”、“红九师”向“第五十二师”前卫“第一五五旅”猛攻,“红十师”、“红十一师”则截杀“第五十二师”的后卫部队。

    李明的“第五十二师”被打了个猝不及防,顿时溃不成军。

    经过三个小时激战,“红一军团”全歼“第五十二师”,并俘获“师长”李明;但由于李明已身负重伤,抬至苦嘴蚴时却死了。

    与此同时,陈时骥的“第五十九师”也于二月二十七日中午进到了黄陂、秀源一线,进入“红一方面军右翼队”的伏击圈。

    于是,罗炳辉的“红二十二军”与左权的“红十五军”即向“第五十九师”之前卫“第一七七旅”发起猛攻;激战数小时,将其击溃。

    “第五十九师”的后队“第一七五旅”与“独立团”见势不妙,赶紧撤至霍源地区转入防御;战至黄昏,双方形成对峙。

    第二天,“红军右翼队”向“第一七五旅”发动全线进攻;并在“红三军团”配合下,截断了敌军退路;战至傍晚,相继攻占云峰山、军山,歼敌大部。

    “第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见败局已定,慌忙率残部数百人、乘夜黑向蛟湖方向逃窜;当逃至蛟湖附近时,发现“第五十二师”已被歼灭,只得又向乐安方向逃窜。

    三月一日上午,逃敌在登山桥附近终被歼灭,“五十九师师长”陈时骥也被活捉。

    “第五十二师”、“第五十九师”被歼后,罗卓英自率的“第一纵队第十一师”已进至河口、南源地区,“红一方面军”准备乘胜继续围歼该部。

    但因,敌“中路军”的“第二纵队”、“第三纵队”正向南城、南丰地区兼程来援,再战恐“于‘红军’不利”;

    ******、朱德遂决定“‘红军’撤离战场,主力转移至小布、洛口、东韶地区休整待机”。

    于是,“黄陂战斗”告一段落。

    此役中,李明、陈时骥一死一俘,对于“国民党军”可谓是出师不利、军心大撼。

    但是,陈诚不甘心失败,仍想“找‘红军’决一死战”;并将原来的三个“纵队”改为前后两个“纵队”,原“第二纵队”为“前纵队”,原“第一纵队”的“第十一师”和“第三纵队”合并为“后纵队”;然后,“前、后纵队”一改原来的“分进合击”为“中间突破”,企图“南下攻占广昌”,求得歼灭“红一方面军主力”。

    ******和朱德则将计就计,《命令》“‘红十一军’继续向广昌开进”,以吸引“国民党军前纵队”;“红一方面军”主力则在草台岗一线隐蔽待机,准备侧击“国民党军后纵队”。

    二月十六日,“国民党中路军”前、后两个“纵队”摆出一字长蛇阵、向广昌推进。

    “红十一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积极活动,陈诚误认为这就是“红军”主力,立即《命令》“‘前纵队’加速向广昌推进”;从而,前、后两个“纵队”的距离拉大了。

    同时,陈诚还将“后纵队”周浑元的“第五师”也划归“前纵队”指挥。

    二月二十日,当“前纵队”进至甘竹、罗场、洽村一带时,“后纵队”的“第十一师””刚进至草台岗、徐庄一线,而李延年的““第九师”等部才进至东陂附近;这时“国民党中路军”前、后两个“纵队”之间的距离已经拉开有百里远,出现了对“红军”极有利的战机。

    此时,“红一方面军”主力正集结在金溪、黎川地区待机;于是,******、朱德当机立断下达了作战《命令》。

    三月二十一日,“红一方面军”分左、右两翼,向进至草台岗附近的“第十一师”发起攻击。

    作为“左翼队”的“红一军团”和“红二十一军”、“红二十二军”由西北向东南攻击,作为“右翼队”的“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由西南向东北攻击,打得“第十一师”溃不成军。

    激战半天,“第十一师”大部被歼;“师长”罗卓英在闻讯来援的“第九师”救助下,才得以走脱、捡回一命。

    “第十一师”是陈诚赖以起家、并声称“没有打过败仗”的队伍,却在“草台岗战斗”中被消灭,陈诚的傲气顿灭。

    这样,国民党各路军被撼而不敢再进了,蒋*介*石*发动的“第四次‘围剿’”即被粉碎。

    且说,“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后,转战于豫南。

    十二月三日,“红四方面军”从周至县辛口子转入秦岭,通过老君岭、厚畛子、下佛坪、都督河、黄柏源抵达城固的小河口镇。

    “红四方面军”抵达小河口镇后,即在此召开了自撤离“鄂、豫、皖苏区”以来的第一次师级以上干部会议。

    “小河会议”对于“张国焘推行王明路线、致使‘第四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向西转移”进行了尖锐批评,并建议“恢复‘军委会’”、组成了“前敌委员会”,《委任》曾中生为“西北军事委员会参谋长”,集体讨论和决定重大问题。

    “小河会议”后,“红四方面军”决定“趁四川各派军阀在川西混战之机,向川东北进军”。

    于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红四方面军”由陕南进入川东北,创建了以通江、南江、巴中地区为中心的“川、陕苏区”。

    “川、、陕苏区”的建立,使“南京国民政府”大为震惊。

    蒋*介*石*即设法促成四川各派军阀停战言和,并《委任》“第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拨给大量军费和武器装备,《令》其“迅速组织围攻”。

    于是,田颂尧调集“川军”三十八个团约六万人,由其“副军长”孙震《任》“前敌总指挥”,分“左、中、右”三个“纵队”,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中旬开始对“川、陕苏区”进行“三路围攻”;企图“趁‘红四方面军’立足未稳之际,消灭于川东北地区”。

    依据蒋*介*石*“着重左翼,防匪西窜”的《指令》,田颂尧将指挥部设于阆中;并把二十四个团的重兵布于“左纵队”,集结于旺苍坝地区,企图经木门、长池夺取南江,进而控制大巴山南麓,截断“红四方面军”往陕南的退路。

    而“中央纵队”只配了四个团,集结于苍溪、巴中的龙山场以北,企图经恩阳河夺取巴中。

    “右纵队”十个团则集结于仪陇以北,企图控制巴河沿岸;尔后,协同“中央纵队”进攻巴中,经曾口场、得胜山夺取通江。

    此外,盘踞营山、渠县的杨森的“第二十军”和占据达县、宣汉、万源的刘存厚的“川、陕边防军”亦相机出动、配合作战。

    而此时,“红四方面军”因“四次反‘围剿’”失利,兵力只有一点五万人了;鉴于敌我态势和川北地形险要、易守难攻的特点,“总指挥”徐向前决定“采取‘收紧阵地,待机反攻’的作战《方针》”;即先以少数兵力控制敌必经之险隘地区,构筑工事、节节抗击,以消耗、疲惫敌人;再逐步向心收缩,待敌进入“苏区”内地,反攻条件成熟时,则集中兵力实施反击,粉碎围攻。

    因此,遂将“红七十三师”、“红十一师”各一部布置于南江西南之三江坝、长池、木门地区,以对付敌之“左纵队”;而将“红十二师”部署于巴中东南之曾口场、兰草渡地区,以对付“中央纵队”和“右纵队”。

    又将“红十师”布置于通江东面之麻石场、竹峪关一线,将“红十一师”的另一部部署在位于通江西南之江口至得胜山地区,作为“方面军预备队”并警戒刘存厚、杨森部;另外,又将“红七十三师”另一部部署在南江东北之碑坝地区,以警戒陕南方向。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田颂尧向“川、陕苏区”开始全线发起进攻。

    担任主攻的“‘川军’左纵队”由旺苍坝进发,欲经木门、长池,进占南江;作为助攻的“‘川军’中央纵队”由恩阳河进发,欲“取‘巴中’后,会同‘川军右纵队’进占通江”。

    “川军右纵队”则由仪陇进发,欲“经曾口场、得胜山,会同‘川军中央纵队’进占通江”。

    于是,“红四方面军”各路分守关隘顽强抵抗。

    延至三月十八日,““红十一师师长”倪志亮、“第七十三师师长”王树声见坚守多日,“川军左纵队”已消耗甚重;遂撤出南江,收紧阵地至南江以东的贵民关、官路口、观光山、大明垭一线。

    “红十二师”也从南坝坡等地撤出巴中,收紧阵地至清江渡一线;王宏坤的“红十师”和“红十一师”的“红三十三团”、“红十二师”的“红三十六团”也放弃巴中、南江,向通江撤退。此后,三月下旬至四月二十五日战局又呈对峙状态。

    四月二十六日,“川军”再次发起进攻,企图“将‘红四方面军’压迫于通江以北,进行围歼”。

    “红四方面军”于杀牛坪、赵公寨、大明垭、屈家山、黑岩场等地给予“川军”大量杀伤后,又于二十九日主动撤出通江城,再次收紧阵地至通江以北的平溪坝、鹰龙山、鸡子顶、九子坡一线。

    五月中旬,“川军左纵队”进至空山坝,“川、陕边防军”也进占竹峪关,威胁“‘红军’左翼”。

    此时,“红四方面军”已收紧阵地至方圆不及百里的空山坝地区,战线缩短、主力集中,遂决定“实施反攻”。

    于是,五月十五日,“红四方面军”首先反攻竹峪关,击溃占据该地之“川、陕边防军”,解除了“左翼”的威胁。

    接着,“红四方面军”集中四个师的主力,于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向进逼空山坝的“川军”反攻,将其九个团全歼。然后,“红四方面军”又于赵光岭、麻石寨、乌龙垭地区,击溃“‘川军左纵队’’第二十旅”和“第一旅”共四个团,余皆震撼不战而退,“川军左纵队”遂全线崩溃。

    “川军左纵队”被击溃后,“中央纵队”和“右纵队”亦赶紧退兵,“红四方面军”乘胜追击收复失地;至六月上旬,连续收复南江、通江、巴中三城,并进逼仪陇、广元、苍溪。

    田颂尧急调留守部队于三江坝、长池一线阻击,余部退至嘉陵江沿岸转入守势。

    至此,历时四个月的“川军”’三路进攻“川、陕苏区”战役终被粉碎。

    此役中,“红四方面军”毙伤“国民党军”一点四万余人,俘敌万余,缴获辎重无数;并在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站稳了脚,开辟了“川、陕苏区”。

    且说,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反对;为了控制舆论,“国民政府”采用了一切手段进行镇压,禁止言论、逮捕进步人士,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面对蒋*介*石*明目张胆地践踏民权的行为,宋庆龄、蔡元培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受蒋*介*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自由。

    “同盟总部”设在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三三一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物交换处,杨杏佛《任》“总干事”。

    蒋*介*石*见宋庆龄老是与他过不去,现在又公开与自己对着干,真是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但是,宋庆龄毕竟是自己的“二姨”,且是孙中山的“夫人”,被“国人”尊为“国母”而轻易动不得;于是,蒋*介*石*遂决定“来个‘杀杨、儆宋’”,拿杨杏佛开刀。

    蒋*介*石*觉得,“宋庆龄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和‘灵魂人物’,杨杏佛则是‘同盟’的实干家;一旦除了这样的实干人物,‘同盟’就不会有大的作为了”。

    于是,蒋*介*石*将这事交给了“蓝衣社”骨干戴笠;戴笠受《命》后,即召集“华东区行动组长”赵理君等人布置任务。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早晨,赵理君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五名特务驱车等候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的中研院附近。

    八时左右,当杨杏佛带着长子杨小佛登车驶出中研院大门时,候着的特务们同时朝车内射击,杨杏佛当即倒在了血泊之中气绝身亡。

    杨杏佛遇害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上演了一出贼喊捉贼的把戏;“上海市长”吴铁城《照会》法租界当局,要求“限期破案,缉拿凶手”;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

    宋庆龄明白,这是蒋*介*石*所为。

    因此,她在《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一文中严正指出:“他们所雇用的凶手以为单靠暴力、绑架、酷刑和暗杀就可以把争取自由的最微弱的斗争扼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代表这样一个争取自由的运动,杨铨也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组织中的活动而被残酷地杀害了。但是,我们非但没有被压倒,杨铨为同情自由所付出的代价反而使我们更坚决地斗争下去,加倍努力,直到实现我们的目标!”

    鲁迅怀着极度悲伤的心情写下了一首悼诗:“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

    两天后,鲁迅和上海各界人士冒着大雨往万国殡仪馆为杨杏佛送殓;从此,“国人”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用暴力、绑架、暗杀的手段迫害进步人士的行为更是义愤填膺了,斗争更是一浪高于一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