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 历史小说 - 百年史话中华演义在线阅读 - 第216章失热河少帅下野 同敌忾长城抗战

第216章失热河少帅下野 同敌忾长城抗战

    【史要】热河沦陷,张学良“下野”;《国联调查报告书》,日本退出“国联”,溥仪改国号“康德”;

    “长城抗战”,《塘沽停战协定》,“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却说,一月三日山海关失陷后,“日军”很快转向进攻热河、察哈尔省,企图“先攻占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再伺机进占冀东”。

    此时,身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再也按捺不住了;小日本的出尔反尔、得寸进尺,使他觉得“不能再退让了、得奋起抵抗”。

    于是,张学良先后调集十五个军、二十五个师的二十余万原“西北军”和“东北军”编成九个“军团”,部署于热河与长城沿线各关隘上,以“保卫热河”、阻止“日军”进关。

    张学良自《任》“总指挥”,坐镇北平;,以于学忠为“第一军团总指挥”,确保津、塘;以商震为“第二军团总指挥”,确保滦东;以宋哲元为“第三军团总指挥”,确保冀北;以万福麟为“第四军团总指挥”、汤玉麟为“第五军团总指挥”、孙殿英为“第六军团总指挥”,确保热河;傅作义为“第七军团总指挥”,确保察东。

    同时,张学良还以“辽、吉、黑、热民众抗日后救会”的名义,收编了退入热河的“东三省抗日义勇军”五万余人,编成一个“军团”,《命名》为“挺进军”。

    张作相《任》“挺进军军团长”;下辖七个军,《任命》彭振国为“挺进军第一军军长”、李纯华为“挺进军第二军军长”、唐聚五为“挺进军第三军军长”、冯占海为“挺进军第四军军长”、邓文为“挺进军第五军军长”、李海青为“挺进军第六军军长”、冯庸为“挺进军第七军军长”,驻于热河参与“抗战”。

    二月十八日,张学良要求大家“誓守热河,雪‘九·一八’之耻”。

    同日,由张学良领衔,二十七名“西北军”和“东北军”将领宋哲元、冯治安、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发出《通电》:“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

    二月二十日,“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指挥“关东军第六师团”、“第七师团”、“第八师团”、“第十二旅团”及“伪军”张海鹏部共十多万人,分三路进犯热河。

    “北路”由通辽攻打开鲁、赤峰,“中路”由义县攻打北票、朝阳,“南路”由绥中攻打凌南、凌源。

    于是,两军在热河开战。

    此时,于学忠的“第一军团”、商震的“第二军团”、宋哲元的“第三军团”、傅作义的“第七军团”几十万主力部队,居然都留在“平、津、察、绥”一带作为“预备队”,留驻热河的仅是万福麟的“第四军团”、汤玉麟的“第五军团”、孙殿英的“第六军团”和张作相的被《命名》为“挺进军”的新编七个军。

    而且,张作相的“挺进军”都被置于第一线,正面迎战“日军”。

    虽然,“挺进军”各部都是从东北撤入关内的,对于“日军”侵占“东三省”有着深仇大恨,都想“打回老家去”;但因,“挺进军”各部毕竟不是“正规军”,战斗力较差、武器装备简陋,且又各自为战、协调不够;所以,两军交战,“挺进军”各部连连败退。

    二月二十一日,失了南岭;二月二十二日,又丢掉北票;二月二四日,再失开鲁;二月二十五日,又失朝阳;到了二月二十六日,更是连失下洼。

    如此,短短几天时间,一连串的城池失陷、军心为之大撼。

    二月二十七日,“日军”向驻守绥中的万福鳞部发起进攻。

    万福鳞的部将杨政治率“第一○八师”、周福成率“第一二九师”,利用有利地形进行抵抗,才顶住了“日军”的进攻。

    但是,“日军”攻势甚猛,战至三月二日,终于不支而溃退。于是,“日军”绥中,向凌源进攻。

    驻守凌源的是“第一三○师师长”于兆麟,他恐“腹背受敌”,赶紧将所部撤离、扼守喜峰口;于是,凌源又为“日军”所轻取。

    三月一日,“日军”攻打热河重镇赤峰。

    驻守赤峰的是孙殿英的“第六军团”,这位孙将军连皇帝的祖坟都敢扒,倒是不怕小日本。但是,孙殿英部装备太差劲,实在不是“日军”的对手;死守了二天,所部伤亡惨重;结果,还是丢了赤峰。

    而驻守承德的“国民党热河省政府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更是胆小如鼠之人。

    三月四日,未待“日军”来攻,汤玉麟向张作相谎称“去前线督战”,却带了搜刮来的大量金银财宝、弃城而逃,一溜烟的逃到了天津租界里面。

    于是,“日军”只用了一百二十八名“骑兵”和四辆装甲车,就如入无人之境地轻取了热河省的首府承德。

    没有一兵一卒的张作相在承德司令部里无法可施,泪流满面地感觉无颜面对“国人”,并一度准备开枪自杀,后在警卫部队的保护下、才退到长城一线。

    接着,“日军”又趁势攻占了热河北部的赤峰、围场、全宁等地;于是,热河省全境沦陷。

    本来,“国民政府”曾吹嘘:“热河为北方屏障,且多天险,政府已有准备,至少可守三个月。”

    岂料,不出半月,八万“东北军”仓惶败走,十九万平方公里河山丢失殆尽,热河全省沦陷,真是令人始料不及。

    为此,举国一致谴责“南京国民政府”和“东北军”的无能。

    而“热河守军”都是张学良的“嫡系”,“国人”更是同声指责张学良,并要求“惩办汤玉麟”。“南京国民政府监察院”高一涵、邵鸿基等七名“委员”随即联名弹劾张学良和汤玉麟,要求“追究俩人责任”。

    中国出席“国联”会议的“代表”颜惠庆、顾维钧觉得“热河失陷、太过于丢脸,自己无法在‘列强’面前抬起头来”,愤然向“南京国民政府”递交了《辞呈》。

    三月七日,张学良迫于舆论压力和“监察院”对他的弹劾,遂《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引咎辞职”。

    他在《致电》中说:“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固有种种原因,酿成恶果,要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上负政府督责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奚辞。应恳迅赐明令,准免本兼各职,以示惩儆。”

    此时,蒋*介*石*同样受着“国人”谴责;考虑到“俩人恰如同乘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眼下风急浪高形势险峻,不如先去一人,以免覆舟、同遭厄运”。

    于是,权衡再三后准其“辞职”,以“考察”名义、出洋游历。

    三月十号,张学良《宣布》“下野”;然后,在“澳大利亚顾问”瑞纳的陪同下前往欧洲。原“东北军”则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别《任》“军长”,归“北平军分会”指挥。

    三月十二日,何应钦取代张学良代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热河沦陷引起的一片谴责声,遂以张学良的引咎辞职而逐渐消弭。

    同时,“国民政府”撤销了于兆麟“第一三○师师长”之职,并明令《通缉》汤玉麟“予以严惩”。

    然而,此时的汤玉麟已率部逃到滦平,投奔“第三军团总指挥”宋哲元。

    宋哲元念在旧交上、将其收容,并《委任》为“第二十九军总参议”之职;于是,对其的明令《通缉》也就不了了之。

    且说,“李顿调查团”回到欧洲后,于一九三二年十月出具了《国联调查报告》,并在“‘国联’总部”所在地日内瓦和东京、南京同时发表,提出了一个“国际共管‘满洲国’”的《方案》。

    对此,日本难以接受,且进一步制造了“榆州事件”。

    于是,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国联’大会”以四十二票赞成、一票弃权、日本一票反对的绝对优势,通过了由九国代表拟定的《最终报告书》;采纳了《李顿报告书》的主要观点,《宣布》“东北主权属于中国”,不承认“满洲国”和所谓的“东北自治”。

    这份迟到的“国联”《最终报告书》终于给了中国一个“公允”,日本的侵略行径暴露无遗了。

    而在这时,沈阳城内却发生了一出闹剧。

    原来,一年前伪“满洲国”建立时,溥仪因不能称“帝”心中不快;同时,他曾扬言:“一年后再不称‘帝’,他就不干。”

    而今,眼见一年期到;溥仪仍没能穿龙袍,却来了份“国联”《最终报告书》;看来,恢复“帝”制没了希望。于是,溥仪干脆来了个恶作剧,“临时执政”在“新京”突然“失踪”了。

    于是,“关东军”在全城戒严、进行大搜找,但数日仍无结果。

    溥仪的“失踪”,令“满清”的那些“遗老”们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特别是留守“新京清宫”内的瑞王爷等“旧臣”们。

    于是,瑞王爷把几位“旧臣”招集到一起,商议道:“国不可一日无君,溥仪失踪,说不定已被小日本害了,我们必须另立新君。”

    此议,得到大家一致赞成。

    但因,溥仪没有子嗣,他弟弟溥杰留洋海外也无子嗣;皇族中再难选出适合人选,“新君”立谁却成了难题。最后,决定“立瑞王爷的义子爱新觉罗·宏侠为‘新君’”。

    宏侠时年五岁,当时正寄养在贵洲黄平县的一位朋友家。既然已册立为“新君”,便《命》“贵州守军团长”张连贵“火速护驾来新京”。

    张连贵果然不辱使命,终于在限定的时间内将宏侠安全送达新京。

    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五岁的爱新觉罗·宏侠在众旧臣们的簇拥下,坐上了皇帝宝座,接受百官朝贺,完成了登基大典;同时,改年号“康德”。

    宏侠皇帝登基后,依照祖制拜相封候。他的义父瑞亲王封为“总理大臣”,母亲陈惠兰封为“孝忠皇太后”,护驾有功的张连贵封为“黔南王”。

    此间,宏侠皇帝还发布了一份为人称道的《诏书》:“把倭寇赶出中华,收回国土,兴我中华,护我国民。”

    不过,宏侠皇帝的这份《诏书》连清宫也出不了,也就兴不起大的波澜。

    然而,“失踪”的溥仪根本不知道宫殿中的这场闹剧;不久,随着溥仪的回宫,这场闹剧也就很快结束了。不过,经此一折腾,“满洲国”国号被假戏真做地改为“康德”,溥仪也从此成了“康德皇帝”。

    由于,“国联”不承认日本一手扶植的“满洲国”,日本对于溥仪改称“康德皇帝”倒是默认了;不过,日本只允许他在祭天的时候穿一次清朝袍褂,余皆不许。

    溥仪见终于能如愿以偿地当“皇帝”了,也就满口答应。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溥仪还以伪“满洲国”皇帝的身份专程赴日本觐见了日本天皇;从此,甘心宁愿当他的“儿皇帝”了。

    而爱新觉罗·宏侠坐了几天皇位后,又成了一阶庶民;两年后,难在沈阳安身的他、便被送回了南京。此是后话,顺提不赘笔。

    日本默认了溥仪的“康德皇帝”后,更是一意孤行地进一步侵吞了热河。

    三月二十七日,日本政府干脆发表《声明》,通告《宣布》:“退出国联”。如此,“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联”的“斡旋”努力顿时破灭了。

    “日军”退出“国联”后,即向长城的喜峰口、罗文峪口、古北口、冷口等关隘进攻,迫使“中国军队”奋起抗击;于是,“长城抗战”打响了。

    还在三月九日,“日军”铃木美通的“步兵第四旅团”、服部兵次郎的“混成第十四旅团”向河北遵化的长城喜峰口进攻。

    退守喜峰口的“东北军”万福麟部,一经与敌接触即溃;当天,“日军”即占领了喜峰口。

    这时,调防喜峰口的“第三军团总指挥”宋哲元誓言“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然而,其先头部队冯治安的“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赶到时,喜峰口已失。

    冯治安趁敌不备夜袭敌营,“第一〇九旅旅长”赵登禹利用“大刀队”扬长避短、近身搏杀、大显神威;“日军”被杀了个猝不及防,喜峰口被重新夺回。

    第二天,“日军”回过神来、再次组织进攻,均遭到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各师坚决抗击;“大刀队”在战斗中所向披靡,取得了“喜峰口大捷”。

    喜峰口一仗,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歼敌千余、伤敌近万、虏获敌辎重无数,大获全胜。

    日本《朝日新闻》也不得不承认:“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受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

    “喜峰口大捷”挫伤了“日军”的傲气、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为“中国军人”出了气。

    三月十六日,“日军”攻打喜峰口未得逞,遂转向遵化以北的罗文峪;但是,又遭“第二十九军暂编第二师”刘汝明部浴血抵抗。

    翌日晚,刘汝明部从两翼夹击重创“日军”;两天后,“日军”终于攻破罗文峪;如此,“喜峰口守军”腹背受敌了不得不撤离。

    “日军”夺取罗文峪后,顺势攻取了遵化、蓟县,遂向三河进军。

    此时,蒋*介*石*调派的徐庭瑶的“第十七军”也到了北平;于是,与王以哲的“第六十七军”组编为“第八军团”,由“国民党中央陆军大学校长”杨杰《任》“总指挥”。

    “第八军团”组成后,即赶赴古北口“抗战”。

    古北口长城要塞,是辽东平原和内蒙古通往中原地区的咽喉,为北平、天津的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三月十二日,西义一的“日军第八师团”向古北口发起进攻;关麟征的“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和王以哲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奋力抵抗,双方短兵相接、不分胜负。

    第二天,“守军”连续击退“日军”三次攻击;激战三昼夜,毙伤“日军”两千余人;不过,“中国军队”伤亡也甚惨重,“师长”关麟征在与“日军”的混战中身负重伤。

    于是,“第二十五师”撤至密云整补,古北口防务由黄杰的“第二师”接替。

    黄杰的“第二师”接防后,战斗仍异常激烈;不过,“日军”因伤亡惨重,未敢轻易冒进。至四月二十一日,黄杰的“第二师”仍坚守在古北口南天门的两侧高地。

    此时,杨杰被调离,“第八军团”由徐庭瑶代理“总指挥”。

    尔后,黄杰的“第二师”又连续作战五昼夜,伤亡甚大、疲惫至极,南天门防务由刘戡的“第八十三师”接替。

    当晚,“日军”攻占的八道子楼高地;于是,将山炮等重火器置于此处,对“第八十三师”阵地准确炮击。

    炮轰至四月二十八日,阵地化为焦土,刘戡的“第八十三师”被迫撤防北平密云;至此,古北口南天门才被“日军”占领。

    接着,“日军”又攻占了新开岭、密云,兵锋直迫北平的怀柔。

    同时,“日军”中村馨的“混成第三十三旅团”进攻长城东部要隘界岭口时,遭到商震所指挥的“第二军团第三十二军独立第十六旅”缪澄流部的抵抗。

    “日军”坂本政右卫门的“第六师团”进攻迁安西北的冷口时,也遭到商震所指挥的“第二军团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黄光华部的抵抗。

    只是,缪澄流稍作抵抗后即予退却;于是,界岭口被“日军”占领;接着,滦东又相继失陷,“日军”转向察哈尔省、多伦、沽源等地危急。

    “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见长城各关隘均被突破,赶紧密《电》蒋*介*石*,要求“速派‘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与日方谈判”,以“寻求‘和平’途径”。

    五月中旬,“日军”进逼“平、津”,“国民政府”赶紧《令》“黄郛北上、与日方谈判”。

    五月二十二日,蒋*介*石*《指示》黄郛“除签字、承认伪‘满洲国’、割让四省之条目外,其它条件皆可答应”。

    黄郛受《命》后,当晚就与“日本驻北平武官”永津进行密谈。

    就在察哈尔形势日益危竣的关头,“国民政府”准备与“日军”议和之时,原“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分别致《电》南方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济琛、李宗仁、白崇禧和上海的“国民党中执委”程潜、李烈钧等人,声言:“华北危急,只有以全力与暴日作殊死战。军需至急,盼分头发起募捐,以应急需。”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建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又称“察绥抗日同盟军”,冯玉祥自《任》“总司令”。

    同时,发出《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通电》,呼吁:“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即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即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

    冯玉祥的呼吁,立即得到了各爱国将领的响应。

    被迫出国考察的吉鸿昌,回国后正在天津招兵卖马;闻冯玉祥在张家口举事,即遵照中*共*的《指示》,召集旧部、率众开赴张家口。

    驻扎在晋南襄城的方振武部,冲破何应钦的重重阻力、也到达了张家口。

    冯玉祥的旧部孙良诚、高树勋、张凌云等,相继收编了宋敬久、马金良、雷中田、李海山、宋振玉、乜玉岭、胡云山等部一万五千余人,也投奔而来。

    同时,退到察哈尔、河北两省的数万“东北义勇军”也归入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除此,由东北、华北、平津、内蒙古的爱国官兵、工人、农民和爱国学生组成的“同盟军”共九万多人,也聚集到了冯玉祥的麾下。

    如此,“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顿时势盛了。

    黄郛受《命》北上后,即在“英国公使”蓝浦森的斡旋下,与日方进行了秘密谈判。

    由于,蒋*介*石*已对黄郛有过授意,而日本也畏于中国日益高涨的“抗日”情绪;因此,五月二十五日当晚就达成了《停战案概要备忘录》。

    只是,日本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接受停战”的苛刻条件。

    “南京政府”为尽快结束战争,接受了日方提出的一切要求。

    五月三十日,何应钦又派遣“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赴密云、同“关东军参谋长”冈村宁次再次谈判;并于五月三十一日,中、日双方就签定了《塘沽停战协定》。

    《塘沽停战协定》规定:“在长城以南设置一百公里的‘非武装地带’,中国军队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也不能越过该线;日本军队则可用飞机或其它方法施以侦察,中国方面应加保护并予以各种便利;长城线以南的上述地区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激日军感情之武力团体。”

    如此,实际上承认了“长城成了中国与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的‘国界’”;并且,划定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行动区”,华北的主权就在一定程度上丧失殆尽,为“日军”进一步控制整个华北提供了方便。

    《塘沽停战协定》签订后,冯玉祥难以接受;立即《通电》揭露“南京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并《宣布》“将独立与日本作战”。

    至六月十五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已有十二万人,十万条枪。

    于是,六月二十二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以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率部向察哈尔北部的“伪军”进击;在收复康保、宝昌、沽源等城池后,又向驻守多伦的“日军”发起反击。

    多伦是察哈尔的重镇,为察哈尔、绥远、热河三省之间的交通枢纽;此时,有茂木谦之助的“关东军骑兵第四旅团”驻守,加上从康保、宝昌、沽源等地溃逃而来的“伪军”张海鹏、崔兴五、李守信部,兵力实是不少。

    七月四日,“同盟军”开始攻打多伦,激战三天,外围“伪军”逐渐不支。

    吉鸿昌遂下《令》“总攻”,并亲临前线督战;“同盟军”邓文、李忠义、张凌云部同时发起猛攻,一举攻破多伦外围阵地。

    七月十二日,“同盟军”士兵化装成“回民商贩”混入多伦城内,突然发动攻击。

    “日、伪军”猝不及防,白刃格斗四个小时后渐感不支;最后,从东门突围,向驻于丰宁的西义一的“关东军第八师团”靠拢。

    至此,察哈尔东部四县全被收复;“国人”为之欢欣鼓舞,各“抗日”团体纷纷发表贺《电》。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大为惊愕;冯玉祥如此振臂一呼,就有大批旧部投其麾下,且一举收复了察哈尔东部四县。

    蒋*介*石*自然不能容忍这种公然“自立山头”的行为,遂公开《声明》“不承认同盟军的合法地位”,断绝内地与察哈尔省的一切联系;并《命令》:“‘晋绥军’集中于山西北部、‘西北军’和‘中央军’集中于冀北,作军事围剿准备。”

    同时,还派出大批政客、间谍前往“同盟军”各部分化、收买。

    不久,冯占海、李忠义、檀自新、鲍刚等人被收买成功“归顺中央”;“同盟军左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五路总指挥”邓文被暗杀,“同盟军”顿时分崩离析。

    八月八日,“关东军”分两路进行反攻,北路攻打多伦,南路打沽源。

    吉鸿昌部奋力抵抗,暂时迟滞了“日军”的攻势;但是,“同盟军”缺枪少弹,处境越来越艰难。八月中旬,多伦终于失陷。

    冯玉祥鉴于“同盟军”内部不稳、濒临破产,又无外援、弹尽粮绝的窘境;遂不得不与“国民政府”接洽,《宣布》“‘同盟军’归顺中央”,他个人“辞去‘同盟军总司令’之职”;同时,解散“同盟军”,各部任由去留。

    此后,冯玉祥回到泰山隐居。

    此时,宋哲元奉何应钦之《命》,收编了张凌云、佟麟阁、檀自新、乜玉岭、唐聚五等部。

    方振武决定“与‘国民政府’对抗到底”,向东往独石口转移。

    而吉鸿昌部则向绥远西进,欲前往宁夏。结果,在二台子一带遭到“晋绥军”傅作义部和原“同盟军”的张凌云部的围攻;只得折返独石口,与方振武部会合。

    九月十日,吉鸿昌、方振武等人在云州整编队伍,决定“公开对抗‘南京国民政府’自立山头”,并将部队改名为“抗日讨贼军”。

    “抗日讨贼军”组成后,即于九月二十一日攻占了怀柔、密云。

    十月初,何应钦调集“中央军”商震部、原“西北军”关麟征、庞炳勋部将“抗日讨贼军”包围在昌平、汤山一带。

    “抗日讨贼军”在外无援兵、内缺补给的情况下,苦战十余日;最终,仅剩下四百余人,不得不《宣布》“接受‘国民政府’改编”;方振武、吉鸿昌不愿投诚,遂不得不化妆遁逃。

    至此,轰轰烈烈的“察哈尔军民”自发的“抗日”烽火终于被扑灭了。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九日,吉鸿昌在天津进行“抗日”活动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蒋*介*石*对吉鸿昌早已恨之入骨,即下《令》“立时枪决”。

    十一月二十四日,吉鸿昌在北平遇害。临刑前,留下了浩气长存的《诗篇》:“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而方振武自“抗日讨贼军”失败后长期隐居于香港,后也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这些皆为后话,此顺提,不另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