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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4章国民党还都南京 关东军榆关事变

    【史要】《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中央”迁往“江西苏区”;“榆关事

    变”,“日军”攻占山海关;“故宫”文物南迁……

    却说,中*共*召开“宁都会议”之时,受“国联”派遣的“李顿调查团”在中国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后,终于结束调查、回到北京,并于十月二日在东京、南京和日内瓦同时发表了一份《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分十章,共约十四余万字。虽然,《报告书》中认定了“东三省是中国一部分”,并指出“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

    但是,对于“九·一八事变”却是含混模糊、是非不清,认为“中国抵制日货运动”与“苏俄”的“共产主义向中国传播渗透”是导致事变的重要因素;从而,为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并“武力入侵中国东北”开脱。

    同时,主张“中国的‘东三省’既不应维持‘满洲国’现状,也不应恢复到‘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而应‘中、日两国’都从中国东北撤出武装力量,将中国的‘东三省’交由‘国际共管’”。

    虽说,这份《报告书》听上去似是不偏不倚地对“中、日”各打了五十大板;但说穿了,无非是想借口“国际共管”将“中国的‘东三省’从日本人手上转到‘西方列强’掌中而已”。

    因此,《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发表后,各方反应不一。

    中*共*一眼就识破了“西方列强”隐藏在《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的真实意图,即“趁火打劫,企图瓜分东三省”。

    因此,一九三二年十月七日,中*共*作出了《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个《报告书》,企图用包括日本在内的帝国主义强盗联盟来瓜分中国;所谓的‘国际共管’,无非是在维护日本在满洲的利益的基础上,给别的帝国主义者能插足中国东北作出一些让步;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强盗式的武装侵略,经过‘国联’的装饰而变为合法而永久的占领。同时,达到解除满洲及全中国的民族革命斗争武装、镇压中国的苏维埃之目的。而让日本在满洲存在,又可将满洲转变为进攻苏联的前哨阵地。”

    为此,中*共*呼吁“国人”:“团结起来,用民族革命的武装斗争将日本侵略者赶出东三省,并粉碎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企图。”

    各地《报刊》则也都纷纷撰文,揭露《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欲“借口‘国际共管’行‘瓜分东三省及中国’”的企图;从而,激起了“国人”对“李顿调查团”的谴责和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的抵制和“反对”。

    而日本,由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中“不承认伪‘满洲国’”并主张“将东三省交由‘国际共管’”,当然很不高兴而难以接受。

    因为,伪“满洲国”是日本为侵占中国“东三省”的需要而一手扶植起来的;若是“国联”不承认伪“满洲国”,岂不是在拆日本“好不容易搭成的台”?

    何况,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五日,日本新《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已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署了一份所谓的《日满议定书》。

    《日满议定书》是日本为了让“自己侵占中国的‘东三省’披上‘合法’”的外衣而签订的,其中有言:“‘满洲国’尊重‘中华民国’所有之国际条款。”

    据此,日本曾通过“日、俄”《朴次茅斯和约》及与“中国北洋政府”签订的《二十一条》所攫取的山海关以东、俗称“关东州”的旅顺、大连一带大片地区,也就可仍由日本继续直接管辖了。

    更由于,《日满议定书》中还有“‘满洲国’的领土由日本‘关东军’及‘满洲****’共同防御”、“‘满洲国’的铁路、水路、空路及新路之修筑,由日本管理”、“日本有权开发中国东北的矿业资源”、“日本‘军队’所需的各种设施,由‘满洲国’尽力供应”、“日本人可以充《任》‘满洲国’官吏,由‘关东军司令官’推荐和解职”等条款。

    如此,日本便可利用由其扶植的伪“满洲国”傀儡政府,冠冕堂皇地将中国的“东三省”占据了。

    而若接受《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岂不是要日本将“已到口了的肥rou吐出来”?所以,日本拒绝接受《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而要“‘国联’承认其在‘满洲’一手制造的既成事实”。否则,扬言:“将与‘国联’对抗到底。”

    至于由蒋*介*石*把持的“国民政府”,对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却是喜忧参半。

    喜的是,这个《报告书》认定了“‘东三省’是中国一部分”及“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这正是“国民政府”所需要的。因为,那将对于贪得无厌的日本多少能起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令其有所收敛;从而,能让早已被“国人”骂得焦头烂额了的“国民政府”舒一口气;且如此结果,说明自己以往“采取对日不抵抗、寄望于‘国联’能主持公道”的努力,应算是正确的了。

    忧的是,《报告书》中主张的“将‘东三省’交由‘国际共管’”,岂不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如此,又怎向“国人”交待?但转而一想,将“东三省”交由“国际共管”,总比被日本独占了强;看来,在别无良策的境况下权可如此了。

    于是,蒋*介*石*《指示》“中国驻‘国联’全权代表”施肇基:“对《报告书》应采取温和态度,不可过度反抗。”

    因而,施肇基就向“国联”表示了“对《报告书》原则接受”。

    其实,此时的蒋*介*石*最关注的是如何将“被其视为眼中钉的中*共*及‘红军’剿尽殊灭”。因此,他对施肇基下达《指示》后,就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搁置一旁,又倾注于对中*共*“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围剿”了。

    果然,中*共*“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在“国民党军”的重兵“围剿”下,情势日渐吃紧;

    消息传到“江西中央苏区”,众皆诧异了。

    于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又要求并敦促“‘红一方面军’主动进攻”;欲行“围魏救赵”之策,以“牵制‘国民党军’、缓解‘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压力”。

    为此,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了的******遂与朱德商议,决定“按‘苏区中央局’的要求对‘国民党军’发起‘主动进攻’”。

    只是,拟向“国民党军”兵力相对薄弱、易于攻取的闽北进军;如此,避开了装备精良、已进抵赣中了的陈诚部,绕道闽北后、可挺进赣东北。

    因为,赣东北与“鄂、皖”毗连;“红一方面军”一旦挺进赣东北成功,可对正在“鄂、豫、皖”三省实施围剿的“国民党军”予以威慑,以收“牵制‘国民党军’,缓解‘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压力”之效。

    同时,还能与活动在“闽、浙、赣边区”的弋阳和横峰等地,由周建屏《任》“军长”、方志敏《任》“政委”的“红十军”取得联系。

    ******与朱德商定后,即于十月十四日下达《命令》,《命》:“‘红一方面军’向闽北进军。”

    果然,“红一方面军”东进后,将驻在闽北的“国民党军”打了个措手不及。

    自十月十八日起兵,仅用了五天时间,就连克了闽西北的建宁、泰宁、邵武等地。接着,“红一方面军”兵分两路;一路折向入赣,又攻取了黎川;另一路则北向攻取闽西北的光泽;然后,也折向入赣,再攻取赣中东的资溪和金溪。

    如此,至十一月十九日,“红一方面军”仅用了一个月时间,就连克了闽西北的建宁、泰宁、邵武与赣中东的黎川、资溪、金溪等七座城池,兵锋更是指向赣东北。

    何应钦闻《报》“江西的‘红军’连克数城”,不由得大惊失色了;赶紧《命》已驻在南城的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与驻在抚州的孙连仲的“第二十七师”,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金溪。

    然而,孙连仲因已屡遭挫,畏缩在抚州不敢往攻。

    而许克祥的“第二十四师”进至金溪的太坪头后、即遭到了寻淮洲所率“红七军”的阻击,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在南城的渭水桥也遭到由彭德怀亲率的“红五军”的阻击;许克祥与李云杰部各被歼一个团后,皆龟缩回南城、也不敢再出了。

    如此,“红一方面军”绕道闽北、挺进赣东北之举,应算是成功了。

    然而,“红一方面军”挺进赣东北的成功、并不能扭转“鄂、豫、皖苏区”与“湘、鄂西苏区”的局势;结果,“红四方面军”主力还是被迫撤离“鄂、豫、皖苏区”后向“平汉路”以西转移,“红三军”也被迫撤离“洪湖苏区”后向大洪山地区和“湘、鄂”边境转移。

    至此,“鄂、豫、皖”三省内的“围剿”与反“围剿”终于以“红军”的撤离而告结了。

    鉴于此,“红一方面军”也停止了本欲“再北向挺进”的步伐;于是,赣东北的战鼓也停息了。

    且说,蒋*介*石*对中*共*“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的“围剿”得手后,这才回过头来欲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也进行“围剿”了。

    但在实施“围剿”前,蒋*介*石*觉得还有一件事得办,那就是让尚在洛阳的“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于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国民政府”发布《自洛阳还都南京令》。

    其实,那些整日沉溺于灯红酒绿中享乐惯了的国民党头面人物,岂能耐得洛阳的凄清与寂寥?早已都悄悄溜脱,有的甚至回了南京;只是,谁都没张扬罢了。尚不敢擅离而还留在洛阳的,无非是些政府各院部中、处于底层的办事人员;但也都叫苦不迭,盼着能早日离开这个鬼地方。

    所以,当《还都令》下达后,这些早已盼着回江南而望眼欲穿了的办事人员也都脚底抹油了;因此,十二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即又匆匆地由洛阳迁返南京了。

    就这样,在中国近代史上,洛阳作为“国民政府”临时“行都”的一段鲜为人知的使命,在历时十个月后便《宣告》结束了。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后,蒋*介*石*即调兵遣将、急不可耐地欲“对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实施‘第四次围剿’了”。

    同时,蒋*介*石*还利用由其自《任》“社长”的“复兴社”与由徐恩曾负责的“党务调查处”等特务组织,在其统治区内、大肆搜捕“中*共*党员”;特别是上海,更是处在了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果然,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与镇压,不时有“中*共*党员”落入“国民党特务”的魔掌,中*共*的一些秘密组织与机构也遭受破坏;如此,时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机关的秘密活动空间被极大地压缩、甚至于连生存也受到了严重威胁。

    鉴于处境的严峻与险恶,为“中*共*中央”的安全计,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不得不作出决定:“将‘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江西中央苏区’。”

    为此,“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的主要成员博古、张闻天、****等人向“江西中央苏区”转移。

    而在上海则设立“中央执行局”,并由博古指定曾《任》“中山大学副校长”、与其同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李竹声为“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书记”,与“政治局”的卢福坦、康生等人继续留在上海、主持“中央执行局”工作。

    如此决定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博古、张闻天、****等人离沪去往江西了。

    但就在博古等人离沪后不久,卢福坦即于一九三三年一月被“英国巡捕”抓获、并递解给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

    卢福坦被捕后,很快就叛变投敌。

    虽然,康生深谙秘密工作之道而设法避免了被抓捕,但也终日处于惶恐不安之中;所幸的是,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央让其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去了苏联”,这才让他脱离了险境。

    而一年后的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李竹声与时《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秘书长”李得钊等人在公共租界内马立斯新村的“中央执行局机关”开会时,也被“国民党特务”探知而被捕。

    李竹声被捕后,经不住徐恩曾的利诱劝降而也屈膝投敌了,并出卖了时《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宣传部长”盛忠亮等人。

    盛忠亮被捕后,则在其女友、时《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总会计”秦曼云的劝说下也变节。

    如此,李竹声、卢福坦、盛忠亮等“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的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后、都变节投敌了;因此,“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遭受严重破坏后几乎瘫痪;致使此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共*在上海的活动几近消声匿迹。

    且由于,“中*共*中央”转移到了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从而,中*共*的工作重心遂由城市转向了农村。

    此皆后话,顺提不赘笔。

    且说,正当蒋*介*石*在上海等地对中*共*实施破坏与镇压并处心积虑地欲“对中*共*的‘江西中央苏区’再行‘围剿’”之时,东北的山海关忽然又出事了。

    山海关乃明长城东端起点,南临渤海、北依燕山,地处华北与东北的交通要冲,可谓雄关隘口、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故有“天下第一关”之称。

    因此,早在一九○○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后;日本为觊觎“东三省”,已在山海关、秦皇岛等地驻有“日军”。时在山海关南面的四炮台、东面的吴家岭等地,仍有辖属于“日军天津驻屯军”的“山海关守备队”驻屯。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山海关守备队”也曾蠢蠢欲动;只因,“守备队”的兵力仅有两百余人难以成事,这才不敢妄动。

    然而,“日本关东军”轻取锦州后,也就得陇望蜀地将目光投向关内了。

    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更欲将其版图拓展到内蒙与热河。而欲向关内拓展,首先得夺取山海关;因此,“关东军”开始打山海关的主意了。只因,“国联”的“李顿调查团”到来,“关东军”这才有所收敛、暂没滋事。

    然而,“李顿调查团”离开东北后,“日军”就急不可待地欲进取山海关了。

    为此,继本庄繁后、时《任》“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即将西义—的“第八师团”调往锦州;其中,”第八师团”的铃木美通的“混成第四旅团”、三宅忠强的“骑兵第八联队”、广野太吉的“野炮兵第八联队”等部,则驻在山海关前的“北宁铁路”沿线,随时准备攻打山海关。

    不过,此时在山海关驻有“东北军”的“步兵第九旅”;而由关外撤入的“东北军”的“步兵第二十旅”、“骑兵第三旅”、“炮兵第七旅”等部,则分驻在抚宁、昌黎、迁安等地。

    因此,“日军”有所顾虑。

    然而,“日军”虽有顾虑、但却不肯善罢甘休,遂又寻衅滋事以试探“中国军队”的反应。

    于是,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八日,“日军第八师团”的一列铁甲车,借口“追击义勇军”驶到山海关站东端的长城缺口,突然向城内开炮;接着,“日军”进入那道台坟阵地,并向“中国军队”开枪射击。

    “关东军”在山海关寻衅的同时,日本政府则致《电》设在日内瓦的“国联”,谎称:“此次‘中、日军队’冲突,乃因山海关城内藏匿‘义勇军’所致。”并恶人先告状地反诬:“‘中国军队’先开枪射击。”

    从而,要求“中国政府向日本道歉”,且《宣称》:“‘满洲国’警察有驻扎榆关之权。”

    对于日本的无端指责与无理要求,中国政府当然难以接受。

    然而,一直寄望于“国联”斡旋调解的“国民政府”仍力求“避免冲突”;因而,对于“日军”炮击山海关,仅以“事出误会”四字轻描淡写地处置,希图能息事宁人。

    因而,山海关的“中国守军”只得忍气吞声地“遵命”没予还击。

    如此,“关东军”遂又放胆了。

    于是,武藤信义又将“多门二郎的‘第二师团’及张海鹏的伪‘满洲****第一师’调往绥中,驻在旅顺的‘第二舰队’也调往秦皇岛海域待命”。

    同时,“第八师团”的“工兵第八大队”则在山海关北面的威远城一线构筑工事,并日夜施工、增筑辽西至热河的公路,为采取更大规模行动作准备。

    与此同时,有“华夏通”之称的“日军山海关守备队长”洛合正次郎,以其“长期驻屯山海关、与‘东北军’将领常有往来”的便利进行游说;欲以“重金利诱”,使时《任》“临永警备司令”兼“东北军第九旅旅长”何柱国在山海关《宣布》“独立自治”。

    然而,何柱国不为所动。

    且何柱国见“‘日军’对山海关已有图谋”,深感“守土有责”的他觉得事关重大,须“向‘张少帅’当面禀告、不可迟缓”。

    于是,趁“‘日军’炮击后、山海关暂告平息”之时;何柱国《命》“‘第九旅’各部‘严守防地’”,自己则亲赴北平、去向张学良禀报军情”,以求定夺。

    虽然,“李顿调查团”来华后,似乎让人觉到了“东三省有收回”的希望;然因,“日军”已得寸进尺、贪得无厌地将“东三省”全侵吞,这令张学良已对“国联”不抱任何幻想。而今,听了何柱国的《禀报》;见“日军”又在关前陈兵,揣知其必为“图谋关内”,遂觉得不可再掉以轻心了。

    否则,连自己尚可驻屯的华北也有危了?所以,山海关不可再失,长城的各处关隘也须派兵防守。

    为此,张学良要何柱国“速回山海关”,以防不测。

    同时,又《命》商震部“开赴滦河”、宋哲元部“开赴喜峰口”、王以哲部“开赴古北口”、万福麟部“开赴界岭口”,各守长城关隘、以防“日军”来犯。

    而“日军”见“利诱何柱国不成”,遂图穷匕首见了。

    于是,一九三三年元旦,“日军”明目张胆地向驻守山海关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如此,史称“山海关事变”爆发;因为,山海关又名“榆关”,故又称“榆关事变”。

    时正“从北平返回途中”的何柱国闻《报》“‘日军’果然攻打山海关了”,即下《令》:“坚决抵抗。”

    同时,发布《告士兵书》:“愿与我忠勇将士,共洒最后一滴血于渤海湾头、长城窟里;为人类张正义,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雪奇耻,为军人树人格;上以慰我炎黄祖宗在天之灵,下以救我东北民众沦亡之惨。”

    如此,“守城将士”被激励了,个个奋勇浴血奋战,手刃了攻城的“日本守备队长”儿玉等多人,击退了“日军”的数次进攻。

    然因,“第九旅”的“第六二七团”、“第六二五团”此时都驻在山海关城西的红瓦店、七星寨、五里台、孟家店、角山寺等地,山海关城内的守军只有“第六二六团”。

    而攻打山海关的“日军”仅铃木美通的“混成第四旅团”就有三千多人,加之有飞机、铁甲车、火炮的配合,“中国军队”仅有一千余人的“第六二六团”如何抵得?

    因此,坚守至一月三日,“第六二六团第一营营长”安德馨、“第二连连长”刘虞宸、“第三连连长”关景泉、“第四连连长”王宏元、“第五连连长”谢振藩等四百余人阵亡后,身负重伤的“第六二六团团长”石世安只得率部退守石河西岸防线。

    至此,山海关又被“日军”攻占了。

    山海关失陷后,华北及“平、津”都危在旦夕,这可急坏了“故宫博物院”的理事们。因为,“故宫博物院”内珍藏着中国几千年来的稀世珍宝;一旦北京失陷,这些珍藏文物若有散失,该如何是好?

    于是,“‘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将“‘故宫’部分文物分批运往上海”。

    他们连夜就把一批书画、瓷器、铜器、铜镜、铜印、玉器,包括《四库全书》在内的各种善本、刻本和皇史宬和内府珍藏的“清廷”各部档案、国内最古老的石刻“岐阳石鼓”等文献,都细心打包装箱;然后,由“故宫博物院乐山办事处主任”欧阳道达负责押运。

    二月五日夜,“故宫博物院”的第一批南运文物二千一百十八箱从神武门广场起运;至五月十五日运走文物五批,共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七箱又六十四包。

    “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被运到南京后,存放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

    此后,随着“日军”侵华的深入,又从南京分“南、中、北”三路西迁。如此,辗转流离、跨越数万里;最后,终于历经十多年光阴、两场战争,幸存下来。

    此皆后话,顺提恕不细述。

    山海关陷落后,举国震惊了;民众哗然,纷纷抗议“日军”的侵略行径,谴责“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

    一月七日,中*共*发表《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炮轰和占领山海关,开始了帝国主义残杀华夏民众及瓜分华夏的新阶段。”

    同日,退入苏联境内的“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苏炳文、张殿九、谢珂等人通《电》“国民政府”,希望政府“幡然定计,拼命争存,一切军政计划悉以抗日救国为目标”。

    并要求政府“援助归国,统军杀敌”。此时,正在部署“对中*共*‘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的蒋*介*石*不知所措了。

    “榆关事变”把蒋*介*石*的计划全打乱了,他既不愿放弃谋划已久的“剿共”大计,又不能置“国民”高涨的“反日”情绪于不顾。

    唉,只怪小日本太不知足;得是“东三省”,竟然还垂涎华北,真是贪得无厌!看来,对于小日本,仅靠“国联”不足以慑阻,还得靠来点实的;至少,得做点样子给“国民”看,以堵了那些“多舌者”的嘴。

    为此,蒋*介*石*一面致《电》“国联”,再次要求“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西班牙、荷兰等列强能‘主持公道’”,一面则派遣徐庭瑶率“‘第十七军’北上参与‘抗战’”。

    于是,“长城抗战”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