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七节 鸡同鸭讲

    江南制造局给朝廷发来电报奏折说，因为雇员们都急着进京赶考，将不得不停产一个月以上。因为洋学状元考试系武英殿大学士兼同文馆馆长曾国藩倡议举行，所以太后将两封电报转给曾国藩，请他代为拟出答复。

    设立“洋学状元”的目的，是要让大清朝百姓从此热衷洋学，造出更多更好的洋货，不料如今直接得到的结果就是，江南制造局本年将减产一成。雇员们求功名的心情当然无可厚非，那么如何因势利导，又不至于停产，就是曾国藩此时要面对的问题。

    儿子纪泽同时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洋学状元”的考官，将来应该如何斟选。

    本朝中懂洋学的人不多，就算有那么几个，要做考官也很困难。比如郭嵩焘，比如徐寿，算是洋务人才中的翘楚，但也或者只通外交或者制造。洋学就只是外交么？就只是洋枪制造么？当然不止。

    何况，即使要把这仅有的几个人调集起来做“洋学状元”的主考，也将颇费周折，江南制造局离不开徐寿，而东书房里也不能缺了郭嵩焘。

    说来说去，设立“洋学状元”是为了鼓励大家多学习洋人的知识，现在刚一起步，竟然碰到了这么多的难题。那么在洋人的国家里，又到底如何鼓励人们学习知识呢？

    纪泽向老爹提议说，应该问问同文馆的美国总教习丁韪良。

    因此这晚曾国藩就在家里宴请丁韪良，因为今晚的话题对大多数同僚们来说，都有些荒诞不经，同席就只邀了郭嵩焘和几名幕僚作陪，纪泽也陪在末座。

    这颇文雅的汉语名字是总教习根据自己的英文名字威廉，和英文姓氏马丁，“威廉”摇身变作温文尔雅的“韪良”，“马丁”简化成“丁”，自己翻《康熙字典》取的。

    来到大清国后，他更从大清朝凡宴客的地方就有的戏台之上，知道了古代英雄“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虽然自己本职传教，现在改当了教师，并非习武之人，但崇拜英雄的情结人人都有，何况这位英雄和自己同样执教？所以他连带着喜欢同文馆“总教习”这个官名，常常自诩为“九十名同文馆生员教头”，当然，被左宗棠挑走十二名之后，他就只好暂时改称“七十八名同文馆生员教头”了。

    酒过三巡后，话题就转到“洋学状元”。

    “曾大人，您提议设‘洋学状元’，同文馆的生员大受激励，这样很好，我代表生员们敬您一杯。”逗留大清朝多年，丁韪良对酒席上的礼节也很熟悉，先举杯说道。

    一个美国人代表同文馆生员来敬自己，曾国藩虽然心里不以为然，仍旧喝了这杯，紧接着就提出了自己的难题，“话虽如此，但如今江南制造局和马尾造船厂的雇员都要来京赶考，工厂要停止运转，令人头痛啊。请问贵国的工厂，在生员都到京师赶考的时候，如何运转呢？”曾国藩问道。

    “我国的生员从来不去京师赶考，我们没有这个赶考的制度。”丁韪良答道。

    “那么贵国的生员，为何还会用功习学，造出这许多奇巧的机器零件呢？”曾国藩又问。

    “每个人长大以后都要独立谋生，不掌握技能就挣不到钱，怎么能维持衣食住行的花费呢？”丁韪良答道。

    这洋人的话好没道理，难道大清朝的百姓就是朝廷在发银子供养着的？同样也是自己独立谋生，怎么连八音盒也造不出一个？这个答案肯定不对。难道总教习在有意隐瞒？隔着半面酒桌，曾国藩用小三角眼微微瞥了一眼丁韪良，并没有瞧出他在撒谎。

    “教头，”曾国藩“呵呵”笑道，用这美国人喜欢的称呼叫他道：“我朝百姓何尝不个个自己谋生，为何却连八音盒也造不出一个？”

    “那是因为贵国没有学校，”“教头”也微笑着答道，“小孩子要送到学校里去学知识，才能够成才。”

    这真是有点鸡同鸭讲了，大清朝如何没有学校？曾国藩诧异道，“此话怎讲，本朝那么多私塾、书院，难道不是学校么？”

    丁韪良摇摇头，说道，“我所说的学校，就象如今的同文馆一样，教天文、算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等，孩子们长大之后，就能运用这些知识到各行各业谋生。”

    “我朝私塾、书院的生员，读书之后可以考秀才、考举人、考进士，之后为朝廷出力，也算是学以致用。”刚刚一直白当了陪客，半句也插不上嘴，说到这个，幕僚们就再熟悉不过了，此时，便有人代答道。

    丁韪良脸上微微露出困惑，点头道，“也许私塾、书院也应该算某种学校，但我不明白，为什么在那里，先生们只教中国古代文字、诗歌、和各种哲学的理论？在我国，这些都算是艰深的学问，要大学问家才能去研究。也许我应该说，大清朝的私塾、书院都只培养大学问家、诗人和忠于朝廷的哲学家，这样就容易理解了。”

    听洋人肯承认私塾、书院也算学校，几位幕僚觉得很满意，因为但凡洋人有的东西，本朝自然也该有，才不算丢了面子。听到后来，洋人更承认私塾、书院培养出来的是大学问家或忠于朝廷的哲学家，当然就更加满意。大学问家不错，哲学家也好，忠于朝廷的哲学家，那就更合适不过了.

    不过洋人虽然承认了私塾、书院是学校，却仍然没有能解答曾国藩的疑问。曾纪泽见爹爹也和总教习一样，满脸困惑，想不到说了这么久，反倒把双方都说糊涂了，因此也代为问道：“那么您是说，本朝的大学问家和哲学家太多了么？”

    “不、不、”丁韪良连连摇头道，要是同意这种说法，朝廷中那些“大学问家兼哲学家”们只怕明天就会请他卷铺盖回国了，“也不太多。我是说，如果鞋匠和铁匠也一样多就好了。”

    这话又让人难以理解了，大清朝如此广袤，每条街巷或者每个村庄，总有那么一两个铁匠鞋匠，各个地方的铁匠和鞋匠加起来，比起如今已得了功名的人，即使不更多，应该也不会更少。难道总教习在京城的生活并不顺利，钉马掌和修鞋的时候常常碰到困难？

    眼见自己又把满桌的人说得满脸疑惑，丁韪良自觉惭愧，忙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朝廷只需要这么多的大学问家，却不让每个小孩子都学些基本的谋生技能？比如说，我知道大清朝有铁匠，有鞋匠，但是没有教打铁或做鞋的学校，对吧？”

    打铁和修鞋还要进学校？果然是有铁匠钉坏过总教习的马掌，要不然就是鞋匠修坏了总教习的洋鞋。洋鞋是全皮做的，又臭又硬，所以难修，大家也都有听说过。

    这个时候好象应该有人代表本朝表一表歉意，不过在餐桌边吃着美味佳肴，忽然去提那臭烘烘的鞋子，也有点煞风景，因此一时没有人开口。

    “我来举个例子。”丁韪良看起来很通人情，跳过这一节道：“比方说，一个鞋匠师傅，只能教几个徒弟，而且只能教修鞋；但是如果几个鞋匠、加上几个铁匠加在一起办个学校，不就可以同时教很多徒弟；而且徒弟除了学会打铁，还能学会修鞋，不是更好吗？”

    “那倒未必，”有个幕僚接话道，“手艺人一般都有自己的绝活，象铁匠脾气又暴躁，几个铁匠在一起，谁也不服谁，或许为争抢好徒弟就打起来…”忽然听得曾大人在“咳、咳”地大声咳嗽，只好半途停了下来。

    他本来还想说，徒弟们也很难既学会打铁，又学会制鞋，因为打铁需要的是臂力，而制鞋修鞋需要灵巧，这两种品质是相矛盾的，好鞋匠必然不会是好铁匠，而好铁匠必然不会是好鞋匠。退一万步说，就算无意间得了个奇才，把两种手艺都学会了，那又有什么用呢？有谁会为修鞋乍着胆子闯进叮叮当当、火花四溅的铁匠铺；又有谁在鞋店里见到有人打铁后，不会大呼奇怪转身就走？

    “总教习的意思是，我朝应该多设象同文馆这样的学校，对吧？”郭嵩焘此前一直在倾听领会，这时说道。

    “正是。”丁韪良答道。

    “这次我已经请太后批准在各省也设立同文馆，想必总教习也有所耳闻？到时候洋教师的招聘，还要请总教习多多帮忙。”曾国藩道。

    “那是自然，鄙人责无旁贷。”丁韪良说道，“在我国，凡有民众聚集的地方，就有学校。曾大人，我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在大清朝，不能每个村镇都有一所学校，而只有有钱人的孩子才能进私塾或单独请先生？”

    哦？曾国藩之前从来没有注意到这种现象，这时想起来，好象的确如洋人所说，这会是什么原因呢？他有些踌躇。

    “想必是我大清朝地方百姓比较穷苦，所以办不起学校。”一位幕僚打破了这尴尬。

    虽然本朝以前一向自认“富庶自足”，无须和洋人打交道做买卖，然而到如今赔了几次款，打了几场仗，叫穷也已经不算是丢面子的事情了。

    “不然，不然。”丁韪良大大地摇头道，“我在宁波传教的时候，经常走访各个村镇，有的村子也很富裕；而且即使不富裕的村子，也都有很漂亮的祠堂，听说那都是村民凑钱修的。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不凑钱办个学校呢？”

    “祠堂那是用来纪念祖先的，怎么能没有呢？难道你们没有吗？”那位幕僚觉得难以理解，惊讶地反问道。

    “谢天谢地，我们的祖先只需要墓地。当然对于有特别贡献的人，我们也会以别的方式纪念他，比如让一座图书馆或者一条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

    停下来喝了口茶后，丁韪良又补充道，“在我国，我们不修祠堂，更重视活着的人，我们认为祖先和我们自己，都不会永远正确，孩子们会比我们走得更远，活得更长，就象你们说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说得对吗？”

    “就象总教习所说，我们也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讲‘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也是希望后辈胜过自己的，比如我自己，我对算学天文一窍不通，我就希望纪泽将来能替爹爹学通它们。”曾国藩缓缓地答道。

    “曾大人所言极是”，丁韪良点头道，“但希望后辈进步，又怎能时时刻刻用祖先的古老规矩去束缚他们呢？我听说连朝廷办事，也是每次都去查历朝历代的例子，凡是没有旧例的事情，就不能去做。举个例子说，如果我们每天都遵照古人的规矩生活，‘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我们就连豆油灯也不用点，又怎么会想到去制作更亮的洋油灯呢？”

    饭间里被他说得一片寂静。这在大清朝，可不是什么好事，“教头”急忙回想自己的话有何不妥，准备解释调和一番。这时，纪泽起身离座给大家斟酒，席间才重新又活跃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