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奠基於隋唐时期,然其起源何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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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大二时写的,明显差过前一篇很多吧? --------------------------- 唐(618至907年)制多承隋(581至618年)旧:中央为三省六部制、考选为科举制、经济为租庸调制与均田制。其中的科举制经隋唐时期的确立,期后再经各朝的不断发展,使科举制深深影响中国古代选吏方法逾千年之久,于是有言科举制奠基于隋唐时期。但是,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每项制度之变,也该有一可变的限度,总不能惟心所欲地变。」[1]一门制度不会无缘无故凭空而出,隋唐时的科举制出现必有其根源。 何谓科举制? 要寻找科举制的起源,必先为其下一个定义。钱穆认为科举制即是考试制:「考是指的考绩,试是指的试用。」[2]在此定义下,可把科举制理解为替政府选拔人才的考试制。 刘海峰为科举制定下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举制是指「分科举人」,即西汉的分科察举或制诏提拔人才的制度;狭义的科举制是指进士科举,即隋代设立进士科后,以考试来挑选人才的制度。[3] 任立达和薛希洪所著的《中国古代官吏考选制度史》则说:「科举取士制度是指朝廷允许普通士人和官员一样自愿向官府报名,经过分科考试,根据成绩从中选取人才、分别任官的一种制度。」[4] 综合以上各定义,可以得知科举制是一门考试制度,允许一定数量的考生自愿地报名应考,供政府以成绩优劣取录。究竟在隋唐之前,有否存在与此定义符合的选士制度呢? 科举制起源的不同说法 在刘海峰的《科举制的起源与进士科的起始》一文中,列出三种较具代表性的科举制起源的说法,分别是始于汉代说、始于南北朝说及始于隋代说。[5] 在张希清的《科举制度的定义与起源申论》一文中,亦有四种说法,分别是始于汉代说、始于隋代说、始于唐代说及兼顾汉隋说。[6]总括而言,科举制起源走不出汉(西汉:前202至8年;东汉:25至220年)至唐的范围。 始于汉代说 黄炎培主张科举制始于汉代之说,在《中国教育史要》中提出:「如果真要说科举的起源,该说西汉。当时的考试制度,不早已分科射策么?但当时并没有全凭科举。」[7]其后,亦有徐连达及楼劲附和此说,在《汉唐科举异同论》中有言:「汉代实为科举的初创期,唐代则系其完善期。」他们指出持有此观点的学者认为汉代整个选士制度的取录过程具有全国性、统一性及取舍放留意义的考试环节。[8] 察举制始于西汉文帝年间,到了武帝(刘彻,前157至前87年,前140至87年在位)时形成一套较具系统的制度,如举贤良方正(正直敢言之士)、孝廉(孝子与廉吏)、秀才(优秀人才)、明经(通晓经学)等。到了东汉光武帝(刘秀,前6年至57年,25年至57年在位)时,察举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加入了考试的元素,如举贤良对策、察孝廉试经、举试茂才、举明经课试。钱穆总结汉代察举制:「这一制度(察举制),于是会合有教育、行政实习、选举、与考试之四项手续而始达于完成。」[9] 察举制的内容一定程度上附合了科举制的定义:全国性地分科举人,及后更由只举不试或偶尔一试改为所举皆试。 但是正如张希清所言:「汉代的察举制度,举荐是第一位的,考试是第二位的。所以,不能说科举制度起源于汉。」[10]在杨学为主编的《中国考试通史》中亦言:「(汉代察举制)以举荐为主,考试为辅。而科举制则只重考试,考生来自民间,可自己决定是否报考。」[11]由此可见,以举荐为主的察举制度中的考试元素,与以考试成绩优劣来取录士人的科举制实大相径庭。 例如,汉文帝(刘恒,前203至前157年,前180至前157)前元二年(前178年)的贤良方正等科及汉顺帝(刘保,115至144年,126至144年在位)阳嘉元年(前132年)的孝廉虽然实行对策一类的考试,不过只评高下,与选取无关,钱穆更称「对策祇是征询意见而已」。[12] 另外,能参与汉代察举制的人数过少,或准确点来说,是普遍性不足。廖平胜所著的《论考试的功能与性质》中,曾说考试具有普遍的特性:「其(考试)使用范围和作用面至为宽广,遍及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13] 试以察举贤良方正为例,邓嗣禹的《中国考试制度史》统计了西汉举贤良(方正、文学)14次,举方正7次;东汉举贤良(方正)12次,举方正5次。此数据证明两汉时的贤良方正,短则数年一举,长则数十年一举。[14]由此可见,两汉的察举制与唐宋以后的科举制相比(唐科举每年一试;宋初每两年一试,英宗(赵曙,1032至1067年,1063至1067年在位)时改为每三年一试;明清时也是每三年一试),并未有足够的普遍性。 始于南北朝说 曹魏(220至265年)时,曹cao(155至220年)以陈群(?至236年)为吏部尚书,创立九品中正制,各州郡有大中正一人,其下再有小中正。此制度把人才分成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钱穆评说:「此制(九品中正制)仅为一时的救弊措施,如同某药治某病,病愈则不宜再服,否则药以治病,亦以病起。」[15] 魏书有言:「中正不考人才行业,空辩姓氏高下」;晋书亦有言:「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由此可见,九品中正制的执行引起了两晋与南北朝(北朝:386至581年;南朝:420至589年)的高门士族及寒门庶族的对立。与此同时,不少学者都均认同南北朝时寒门的崛起乃科举制萌芽的重要因素。 例如,任立达和薜希雄两位在《中国古代官吏考选制度史》中曾说:「在南北朝后期,随着寒人力量的扩大,出现了科举制的萌芽……寒门势力的扩大,势必要求改进仕进制度,要求改进九品中正制的呼声愈来愈高。到南北朝后期,封建政府的选官制度开始摆脱九品中正制的束缚,科举制开始萌芽了。」[16] 张希清也有同类想法,他提出:「南北朝时,庶族地主勃兴,门阀士族在各种打击下日趋衰落……庶族地主尤其是中小地主为了维护和扩大其经济利益,迫切需要废除九品中正制,打破门阀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代之以一种新的选官制度,以便通过较为公平的竞争,进入仕途,跻身统治者的行列。科举制度就是适应这一社会变动而产生的。」[17]所以,以考试定优劣从而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可说是南北朝时,寒门崛起的必需品,用以打破高门士族垄断朝政的局面。 此外,有学者如唐长孺从制度内容来引证科举制的起源。唐长孺在《南北朝后期科举制度的萌芽》中曾说:「南北朝后期的举秀孝和南朝的明经射策从考试内容特别是从放宽门第限制上说已经为唐代科举开辟了道路。」房列曙亦同意此一论点。[18] 《梁书-武帝记》曰:「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房列曙在《中国历史上的人才选拔制度》中指出,梁武帝(萧衍,464至549年,502至549年在位)的颁令反映当时无论贵贱,俱以考试为要,亦说明了梁代(502至557年)考试的趋势明显地加强。[19]史学家万绳楠更认为梁朝的「明经」和唐代科举制下「明经」一科,并无多少区别。[20] 北朝后期,科举制的开放性特征也表露无遗。北魏(386至534年)征文学之士当御史官,应考者达八百人,更没有门第限制,比举秀才及孝廉的规模更大。另外,北齐(550至577年)的考试极为严格,《文献通考-选举考一》谓:「字有脱误者,呼起立席后;书有滥劣者,饮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夺席脱容刀。」此实可反映政府对考试选拔制度的重视,亦是由九品中正制到科举制度的过渡。 总括而言,一方面因为高门士族与及寒门庶族之分,寒门被大力压制,另一方面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寒门庶族想在政治上抬起头来,唯有透过较为公平的考试形式来进入仕途,于是以考试为重点的科举制便逐渐成型,如南北朝期间的选士制度就加入了很多科举考试的元素:分科取人、有一定数量的考生、严定考试规则等,所以科举制的起源应是在南北朝期间。张希清先生的总结一矢中的:「科举制度萌芽于南北朝,创始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延续至元、明、清,前后经历了一千三百年之久。」[21] 始于隋代说 隋虽历二十九年而亡,却确立了诸般为后世称道的制度,其中之一就是科举制了。 刘海峰把科举制始于隋代的说法分成两派,一派为始于隋文帝(杨坚,541至604年,581至604年在位),另一派则是始于隋炀帝(杨广,569至618年,604至618年在位)。 支持始于隋文帝这种说法的学者有高明士、韩国盘与及日本的宫崎市定。高明士认为:「贡举制度,创立于隋文帝,确立于唐太宗(李世民,599至649年,626至649年在位)时代。」[22] 而韩国盘在《关于科举制度创置的两点小考》中,以房玄龄(579至648年)中进士的年岁(十八岁),来推算进士科的出现的时间,应在开皇十五或十六年。[23] 至于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也用类似的方法,以房玄龄的生卒年份来断定进士在开皇十五年开始。[24]另外,宫崎市定也指出开皇七年时,隋文帝命各州每岁向中央举贡士三人,这种贡士包括秀才、明经和进士,所以进士这个名称在开皇年间就已经存在。[25] 至于支持始于隋炀帝的学者,也多以进士科的出现时间为依据。范文澜认为:「六○七年(即大业三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士科……这是科举(主要是进士科)制度的开始。」[26] 陈直以隋北地太守陈思道墓志所载:「公弱冠及进士第……以大业二年卒」为据,认为进士科在隋炀帝大业二年开始。[27] 就始于隋文帝及始于隋炀帝两种说法,似乎后者较为可靠。在杨学为主编的《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中,若论进士科的出现,较多文献倾向于始于炀帝大业年间的说法,例如,《文献通考》卷28《选举一》中有言:「炀帝始建进士科。」;又例如,《唐摭言》卷1《散序进士》中曰:「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又有《旧唐书》卷101《薛登传》曰:「炀帝嗣兴,又变前泓,置进士等科。」及卷119《杨绾传》曰:「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28] 总结两派观点,均是以「进士科」的始创来支持科举制始于隋代的说法。可惜进士科的始创不能代表科举制的起源。唐朝科举特重进士,《唐摭言》中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宋朝神宗(赵顼,1048至1085年,1067至1085年在位)熙宁年间更尽罢诸科,独存进士科;明清时,通过殿试的考生,更称为进士。不过,进士仍未能完全代表科举:唐朝虽特重进士,但是还有秀才、明经、明法、明算、一史、三史等;宋朝除了「进士科」这一类的贡举外,也有「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等的制举;明清的士人也只有在通过殿试,中举及第后才被称为进士,在此前只被称为生员、秀才、举人、贡士。所以,不能把进士科的创置,与科举制的起源混为一谈,不过,由于进士科的重要性,我们可以说科举制乃确立于隋朝。 始于唐代说 唐朝科举制可算是中国选士制度的转折点:一是因为唐朝科举制的系统化,成为中国此后各朝选士形式的蓝本,影响此后的考试制度逾一千三百年;二是因为唐朝科举加速社会流动,到了宋代时,已出现门第消融。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肯定科举制在隋代时已出现,为何还有学者支持科举制乃始于唐代的说法? 陈东原在《隋唐的科举(中国教育史话之三)》指出:「科举之制,与其说肇端隋代,毋宁说起自有唐。」他认为隋创置的进士科,与前代孝秀之制,并无显然之变迁,所以与其说科举制起源于隋,倒不如说是起源于把此制度系统化的唐朝。[29]
邓嗣禹在《中国考试制度史》中说:「隋置进士科,似非科目之比」与及「梁有射策对策,后齐之饮墨水,约略有场规矣,虽谓考试滥觞于此时可也。然后周及隋,考试之事,反无闻焉。故谓科举确定于唐者此也。」邓嗣禹的观点与陈东原相同,也是认为隋之进士科,与前代差相彷佛。[30] 俞大纲在《与友人(邓嗣禹)论中国考试制度起源书》中说:「不得以进士设科年代,以定考试制度始于何时。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人投牒自试,始可谓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31] 何忠礼在《科举制起源辨析——兼论进士科首创于唐》一文,主张科举制应具备士子应举允许「投牒自进」、一切以程文定去留、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三个特点,因此科举制的起源和进士科的创立时间都在唐代,难怪他曾说:「科举制的起源和进士科的创立时间都在唐代。」[32] 总括而言,众多学者之所以支持科举制始于唐代的说法,皆是因为唐代是首个把以考试为主的科举制完善化的朝代,有系统的取士途径及入仕程序(生徒、乡贡、省试、吏部试),有既定的主考机关(礼部),有多元化的考试科目(进士、明经等),有定期的考试时间(省试三年一次)。可惜,我不能同意此一观点。无疑,唐朝把科举制发扬光大,很多科举制的措施也是首创,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忽略了考试在前代之时,已经存在的事实。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足球乃是中国人发明,原名是蹴踘。不过,足球此一运动并未能在中国流行起来,反之,它在英国等欧洲地区广受欢迎。时至今天,欧洲球坛已是足球界,什么英超、意甲、西甲等,均有着职业教练和球员,有严谨的球例,有专业资格的球证,有系统的训练模式,有大规模的联赛与杯赛。中国在现代足球圈子里,也只是三流的角色(可能连三流也不如),但是,我们不会说足球起源于欧洲,因为足球的的确确是中国发明的,连国际足协也在2004年初承认足球最初起源于中国。[33]这情况跟科举制非常相似,科举制虽然在唐朝完善化,但它是萌芽于南北朝,确立于隋朝,所以我们不能把科举制的起源说成是唐朝,就正如我们不会把足球的起源说是欧洲一样。 总结 综合各派定义,科举制乃是一门允许一定数量的考生自愿地报名应考的考试制度,政府通过该考试制度,以考生的成绩优劣来提拔人才。若论科举制的起源,约有四种分类,分别是始于汉代说、始于南北朝说、始于隋代说及始于唐代说。汉代察举制虽有考试元素,但以举荐为主,考试为副,再加上社会普遍性不足,并不符合科举制的定义;隋代炀帝大业年间,始置进士科,确立了科举制,但是,进士科的创置并不代表科举制的起源;唐代把科举制系统化,影响此后各朝的选士制度,不过,在唐朝以前,科举制已经确实存在。至于在南北朝时,寒门庶族因为社会发展而想参与更多政治活动,但同时因为魏晋时的九品中正制而来的高门寒门之分,寒门被大力压制,于是以成绩优劣来提拔人才的科举制便逐渐萌芽,所以,科举制起源应在南北朝年间。 [1]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香港:人生出版社,1952,頁47 [2]同上,頁44 [3]劉海峰,《科舉制度的起源與進士科的起始》,歷史研究,2000,段8 [4]任立達、薛希洪,《中國古代官吏考選制度史》,山東:青島出版社,2003,頁114 [5]同註腳3,段2 [6]張希清,《科舉制度的定義與起源申論》,歷史研究,2007 [7]黃炎培,《中國教育史要》,上海:商務印書館,1930,序言 [8]徐連達、樓勁,《漢唐科舉異同論》,歷史研究,1990,頁117 [9]同註腳1,頁16 [10]同註腳6,頁4段5 [11]楊學為,《中國考試通史》,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182 [12]同註腳1,頁44 [13]廖平勝,《論考試的功能與性質》,考試研究,2002,頁4 [14]同註腳11,頁101 [15]同註腳1,頁45 [16]同註腳4,頁116-117 [17]同註腳6,頁5段2 [18]房列曙,《中國歷史上的人才選拔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頁159 [19]同註腳18,頁162 [20]同註腳3,段4 [21]同註腳6,頁5段4 [22]高明士,《隋唐貢舉制度》,臺北:文津出版社,1999,導言 [23]同註腳3,段5 [24]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京都:東洋史研究會,1956,頁520 [25]宮崎市定,《科舉——中國的考試地獄》,東京:中央公論社,1963,附表 [26]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頁15 [27]同註腳3,段6 [28]楊學為,《中國考試制度史資料選編》,合肥:黃山書社,1993,頁62-63 [29]同註腳3,段7 [30]同上 [31]俞大綱,《與友人論中國考試制度起源書》,《光華大學半月刊》3卷4期,1934,頁283 [32]何忠禮,《科舉制起源辨析》,歷史研究,1983,頁111 [33]見國際足協官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