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南北朝「边荒」的形成

    这是读大学时写的论文，望与君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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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引言

    首次接触「边荒」这个词语是在中学时期，阅读黄易（1952－年）的武侠小说《边荒传说》。此书乃小说家之作，不能作为真实的历史书看待，但其简介却可令读者们初步理解边荒此段历史的来龙去脉：

    「五胡乱华之际，在淮水和泗水之间，有一大片纵横数百里，布满废墟的无人地带，南方汉人称之为『边荒』，北方胡人视之为『瓯脱』，而位于此区核心处的边荒集，却是当世最兴旺也是最危险的地方。她既不属于任何政权，更是无法无天，主角燕飞、刘裕、拓跋硅置身于这混乱的时**始他们人生的舞台，传说正是由那里开始。」[1]

    当时对魏晋南北朝（三国：曹魏220－266年、蜀汉221－263年、孙吴229－280年；两晋：西晋265－316年、东晋316－420年；南朝：刘宋420－479年、萧齐479－502年、萧梁502－557年、陈557－589年；北朝：北魏386－534年、东魏534－550年、西魏535－557年、北齐550－557年、北周557－581年）的历史的认识非常肤浅，还以为故事纯为作者虚构，边荒乃凭空捏造的地方。直到拜读逯耀东（1932－2006年）的著作《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才知道边荒原来真实存在，并对南北朝间对峙双方的势力平衡起着一个微妙的作用。

    2.释名

    2.1.瓯脱

    瓯脱此词最早应见于《史记－匈奴列传》：

    「冒顿既立，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柰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柰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2]

    匈奴王冒顿（前234－前174年）刚即位，形势比人弱，于是把千里马与妻子双手奉上给东胡，求得一缓冲之地，此弃地约有千余里，名之为瓯脱。瓯脱一词最早并不应用在我国与外族之间，反而是东胡与匈奴之间，而且似对处于弱势一方的匈奴略带贬意。此后，瓯脱一词出现在《汉书－匈奴传》：

    「明年，匈奴发左右部二万骑，为四队，并入边为寇。汉兵追之，斩首获虏九千人，生得瓯脱王，汉无所失亡。匈奴见瓯脱王在汉，恐以为道击之，即西北远去，不敢南逐水草，发人民屯瓯脱……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嗕居左地者，其君长以下数千人皆驱畜产行，与瓯脱战，所战杀伤甚众，遂南降汉。」[3]

    《汉书》亦有提及《史记》中西汉（前202－9年）时东胡与匈奴发生的冲突[4]，其所言之瓯脱应与上述引文中的瓯脱相同。历经西汉一朝的发展，瓯脱此一弃地变成了两汉（东汉25－220年）与匈奴间的缓冲地带，亦出现了制度「瓯脱王」及军事力量「与瓯脱战，所战杀伤甚众」。

    2.2.边荒

    至于边荒一词，最早应见于《南齐书－州郡志》：

    「义熙二年，刘毅复镇姑熟，上表曰：『……请辅国将军张畅领淮南、安丰、梁国三郡。』时豫州边荒，至乃如此。」[5]

    在《南齐书－州郡志》，边荒一词首次正式出现，而时间则是在东晋安帝（司马德宗，382－418年，397－418年在位）年间。但是，早在《宋书》中，已有描述边荒此一类特殊地方的章节。在《宋书－州郡志》中曾记载：

    「三国时，江淮为战争之地，其间不居者各数百里，此诸县并在江北淮南，虚其地，无复民户。」[6]

    《宋书－郑鲜之等传》中亦有记载：

    「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7]

    由以上两段引文所见，原来在三国时期，魏吴之间的江淮地区，有一大片无人地带存在。所谓「边荒」，根据逯耀东的说法就是废置的「边荒」地区[8]，亦即是上述在「江、淮之间」的无人地带了。

    2.3.中间地带

    学者陈金凤（1977－年）对边荒的界定可谓一矢中的，他没有直接引用「边荒」或「瓯脱」，反而把此地区形容为「中间地带」：

    「在南北长期分裂、对峙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间长期存在着一种比较特殊的地带：它处于双方的边界地带，但又不等同于边界；它是双方军事频繁争夺并长期对峙的地带；这一地带以秦岭、淮水一线为中心线，但双方实际的军事控制线与此中心线并非总是重合，而是随南北国力及争夺形势的变化，常作南北推移，但南北推移的范围总的来看仍相对稳定，推移的极限一般不会北越黄河、南逾长江；上述特殊地带正处于实际军事控制线南北推移的区域范围之内，或者说正是这一实际控制线的南北推移构成了这一特殊地带，军事控制线的南北相移既相对稳定，这一地带的范围也就相对稳定。根据以上特点，我们把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政权沿秦岭、淮水一线争夺、对峙，双方势力常有进退从而其军事控制线相应作南北推移而形成的，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两不相属而又两皆相属』的地带，称之为『南北中间争夺与对峙地带』，简称中间地带。」[9]

    中间地带一词并非陈金凤首创，此外亦有一些意思与中间地带相近的用语：边境地带、边疆地带、沿边地带、边境缓冲地带、模糊地带等[10]。总括而言，无论是中间地带或是边境地带，都充分反映出边荒乃存在于乱世之中，不同政权之间的边境上的军事产物，随着政权间的势力消长中而不断变化着。

    3.「边荒」的形成

    3.1.历史背景

    边荒的形成背景主要是魏晋南北朝间的南北政权对峙局面。魏晋南北朝期间，中国长期分裂，自东汉献帝（刘协，181－234年，189－220年在位）建安元年（196年），曹cao（155－220年）挟天子以令诸侯起，东汉大一统的帝国已名存实亡。由此作为此段分裂时间的起点，经过诸侯割据及三国鼎立，再到晋武帝（司马炎，236－290，266－290年在位）太康元年（280年）杜预（222－285年）平吴统一后，这段分裂时期约84年，并不是太久，但是若撇开晋武帝统一后到其于太熙元年（290年）驾崩的一段时期，此段分裂时期又另有算法。

    司马炎借着祖宗遗留下来的基业，得以统一天下。可惜，其子惠帝（司马衷，259－306年，290－306年在位）刚即位，在永平元年（291年）就发生八王之乱，此乱直到东海王越（－311年）于惠帝光熙元年（306年）杀CD王颖（279－306年）和河间王颙（－306年），迎惠帝回洛阳才算结束，战事长达16年之久。其间，无论是勤王还是作乱，均曾利用外族兵力，意图借助外族势力以掌权。例如《晋书－刘元海载记》中，记载了CD王颖勾结匈奴人刘渊（汉光文帝，－310年，304－310年在位）：

    「CD王颖镇邺，表元海行宁朔将军、监五部军事……颖为皇太弟，以元海为太弟屯骑校尉。惠帝伐颖，次于荡阴，颖假元海辅国将军、督北城守事。及六军败绩，颖以元海为冠军将军，封卢奴伯……颖悦，拜元海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11]

    又例如，《晋书－惠帝纪》有记载王浚（206－286年）借用乌丸兵力平乱：

    「安北将军王浚遣乌丸骑攻CD王颖于邺，大败之。」[12]

    《晋书－汝南王亮等传》中亦有提及王浚及东嬴公腾（－307年）利用外族乌丸及羯朱的势力：

    「安北将军王浚、宁北将军东嬴公腾杀颖所置幽州刺史和演，颖征浚，浚屯冀州不进，与腾及乌丸、羯朱袭颖。」[13]

    由于八王之乱中，诸王利用外族势力争权，导致外族势力得以进入中原。在永嘉之乱发生前，已有氐人李雄（成武帝，274－334年，304－334年在位）及匈奴人刘渊登基称帝。永嘉五年（311年），刘渊已死，其子刘聪（汉昭武帝，－318年，310－318年在位）遣石勒（后赵明帝，274－333年，319－333年在位）攻入洛阳，俘晋怀帝（司马炽，284－313年，306－313年在位），史称「永嘉之乱」；其后愍帝（司马业，300－317年，313－316年在位）又于316年被匈奴人刘曜（前赵皇帝，－328年，318－328年在位）俘虏，一年后被杀，司马睿（晋元帝，276－322年，318－322年在位）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市）登位，是为晋元帝。自此西晋灭亡，东晋偏安江左，北面则五胡十六国（五胡：匈奴、氐、羯、鲜卑及羌；十六国：汉/前赵304－329年、成汉306－347年、前凉314－376年、后赵319－351年、前燕337－370年、前秦351－394年、后燕384－407年、后秦384－417年、西秦385－431年、后凉389－403年、南凉397－414年、北凉397－439年、南燕398－410年、西凉400－421年、胡夏407－431年、北燕407－436年）[14]并立，南北分裂局面已经成立。

    从氐人李雄于304年成立成汉帝国，到前秦苻坚（前秦宣昭帝，338－385年，357－385年在位）于376年攻陷代国（北魏前身）统一华北，五胡分裂中国北方的局面曾一度停止。可惜，苻坚于淝水一战（383年）大败而回，北方又再陷入分裂。其后北方由北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年，423－452年在位）于439年统一，北魏再分裂为东、西魏，东魏为北齐所篡，而西魏则为北周所代。在南方，刘裕（宋武帝，363－422年，420－422年在位）于420年篡东晋自立为宋武帝，史称刘宋。后萧齐篡宋，复又被萧梁所取代。陈霸先（陈武帝，503－559年，557－559年在位）则在557年篡萧梁即帝位，建立陈朝，与北周南北对峙。

    由曹cao挟天子以令诸侯，直到隋文帝（杨坚，541－604年，581－604年在位）于开皇九年（589年）灭陈，才结束如此纷乱的局面，南北分裂局面长达393年（撇除晋武帝年间的统一时期）。南北朝的边荒就是在南北长期分裂、争战篡夺不休的背景下形成的。

    3.2.边荒形成的背后意义

    从本文的释名的一部份已经得知边荒由来已久，由两汉与匈奴之间的「瓯脱」，到三国魏吴间的「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再到南北朝的「边荒」。南北朝的「边荒」虽在地理位置上继承三国时的「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但是在历史意义上更接近两汉与匈奴之间的「瓯脱」。后文会更详细探讨边荒的地理优势，现暂且按下不论而集中研究边荒形成的背后意义。

    两汉时的瓯脱与后期的边荒在地理位置上略有不同。根据逯耀东的考究，汉匈间的瓯脱有好几处，包括「酒泉故地」、「河南地」及「云中界外」[15]。古代对边境或疆界等的定义比较模糊，很多学者也论证过此一观点，例如学者韩树峰（1966－年）在《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中指出：

    「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如石赵、苻秦固然可以做到胡马临江，东晋政权也曾数次收复旧都洛阳。而且南北政权在这一地区基本上都是倏忽来去，其所占领的地区也因此很难巩固，这就使得南北政权之间的边境线变得更加难以确定。」[16]

    此外，亦有胡阿祥（1963－年）提及类似的观点：

    「而在我国封建社会，一则国与国之间、政权实体与政权实体之间，往往并无明确的、稳定的分界线……」[17]

    由以上引文看来，由于边境线的模糊，边荒的出现对南北朝的政权而言，似乎是「顺理成章」。其实不然，我们不能单纯地认为古代边境地带主权模糊，就能促使边荒的诞生，边荒形成实有其独特的历史因素及与南北势力消长的有关，而且北朝与南朝虽然均接受边荒的存在，但对边荒的看法却迥然不同。

    3.2.1.北朝的角度

    对北方的游牧民族而言，能够在边界上获得一片模糊的缓冲地区，不单单是实际需要，也是面子上的光荣。参考逯耀东的说法：

    「每一个游牧民族和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接界处，必定留下一段距离的『边荒』地带，这种边荒地带，汉朝的匈奴称之为『瓯脱』，如果用现代语来解释，该称为非武装的缓冲地带，这个地带的狭宽代表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光荣。」[18]

    不难把同样的概念套入南北朝的边荒中：在西晋之前，还未有一个可以在中原安然建立政权的外族，连强悍势大的匈奴也只是不断地sao扰着我国边境，难以在中原区域安定下来。但是，在西晋八王之乱打后，「五胡」竟能在中原地区占地称王，更把西晋政权赶了去江左建康，此一片相隔在南北中间的非武装的缓冲地带，把北方政权的地位直接提升到跟汉族平起平坐，更甚是把南方政权压在脚下。来看一看《宋书－索虏传》：

    「虏又破邵陵县，残害二千余家，尽杀其男丁，驱略妇女一万二千口。刘粹遣将姚耸夫率军助守项城，又遣司马徐琼五百人继之。虏掘破许昌城，又毁坏钟离城，以立疆界而还。」[19]

    由此段引文可见，北魏政权仍不脱游牧民族作风，杀人**后，破坏敌人城池，再举军撤离[20]。项城、许昌、钟离（今安徽临淮关一带）均在淮水附近，北魏在取得胜利后没有巩固取得的成果，反而班师回朝，由此可见，边荒这一个非武装的缓冲地带的存在，对北魏有着重要的作用。而「立疆界而还」，更是一种炫耀的手段。

    至于在实际需要方面，在永嘉之乱前后，北方游牧民族在中原先后建立了多个政权，原为逐水草而居的民族，一下子要适应及学习中原的管理架构，是很困难并且需要大量时间，于是边荒此类的缓冲地带便应运而生，在北方尚未有南下统一的能力前，边荒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北方诸多政权的安全，亦给予她们茁壮成长的机会。现以北魏汉化为例，先有崔浩（－450年）提高北方汉人地位的政治改革：「齐整人伦，分明姓族。」[21]。不过最后因450年发生的「国史之狱」而停止。崔浩的失败基于很多原因，与本论文题目关联不大，但其面对的阻力却能侧面描写了外族政权，从游牧民族的性质过渡到以耕种为主的中原文化的困难。到了孝文帝（元宏，467－499年，471－499年在位）时，此位皇帝极度推崇中原文化：

    「庚午，幸洛阳，周巡故宫基址。帝顾谓侍臣曰：『晋德不修，早倾宗祀，荒毁至此，用伤朕怀。』遂咏《黍离》之诗，为之流涕。壬申，观洛桥，幸太学，观《石经》。」[22]

    可惜，他面对着众多保守大臣的反对，《魏书－李冲列传》记载：

    「高祖乃谕群臣曰：『……若不南銮，即当移都于此，光宅土中，机亦时矣，王公等以为何如？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23]

    孝文帝即使面对众多阻力，却依旧于493年以南伐为名迁都洛阳，及进行一连串的汉化改革，最后更不惜于太和二十年秋（496年）杀太子元恂（482－497年）。由孝文帝进行汉化的一连串历史事件中，反映出游牧民族汉化的困难，从而体会到边荒形成的实际需要，留下一片「两不相属而又两皆相属」的缓冲地带，给予北朝足够的时间进行必要的改革。又看看北魏大臣若库辰树兰移（－年）寄给东晋南平王铄（－年）的信：

    「二十五年，虏宁南将军、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库辰树兰移书豫州曰：『……故上表台阁，驰书明晓，自今以后，魏、宋二境，宜使人迹不过。自非聘使行人，无得南北。边境之民，烟火相望，鸡狗之声相闻，至老死不相往来，不亦善乎！又能此亡彼归，彼亡此致，则自我国家所望于仁者之邦也。』」[24]

    若库辰树兰移的信表达了北魏还未有积极南侵的实力，也间接反映了边荒缓冲地带的存在切合北魏的国政：需要时间从游牧民族过渡到中原的农耕文化。

    3.2.2.南朝的角度

    从南方政权的角度出发，边荒的作用应该就只建基在「坚壁清野」四字之上了。永嘉之乱的六年后，晋室迁都建康，南北对峙，汉族只拥半边江山。自此以后，除了刘裕北伐略为成功外，其余时间北方均强于南方。《南齐书－王融传》提及南朝的国政乃保境安民为主：

    「晋世迁宅江表，人无北归之计，英霸作辅，芟定中原，弥见金德之不竞也。元嘉再略河南，师旅倾覆，自此以来，攻伐寝议。虽有战争，事存保境。」[25]

    南方大臣们亦有这种「绥靖」的想法，《宋书－何承天传》有言：

    「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虽时有古今，势有强弱，保民全境，不出此涂。」[26]

    此外，还有《宋书－周朗传》：

    「故毒之在体，必割其缓处，函、渭灵区，阒为荒窟，伊、洛神基，蔚成茂草，岂可不怀欤？历下、泗间，何足独恋。议者必以为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于胡矣！」[27]

    这种「绥靖」想法甚至影响到刘宋大臣颜竣（－459年）及谢庄（421－466年），他们提出拒绝与北魏互市，皆因害怕北魏乘机进犯：

    「寇负力玩胜，骄黠已甚，虽云互市，实觇国情，多赡其求，则桀慠罔已，通而为节，则必生边虞。不如塞其端渐，杜其觖望，内修德化，外经边事，保境以观其衅，于是为长。」[28]

    「臣愚以为獯猃弃义，唯利是视，关市之请，或以觇国，顺之示弱，无明柔远，距而观衅，有足表强。」[29]

    君臣百姓们都有着「保民全境」和「坚壁清野」概念，甚至认为「我之病甚于胡矣」，于是，边荒的形成便变得重要，划出一片缓冲的中间地带，一来给予南朝执行「一曰移远就近；二曰浚复城隍；三曰纂偶车牛；四曰计丁课仗」[30]等措施的时间；二来就是借用长江淮河等险要形势防守，得以与北朝隔江相对。

    4.「边荒」的优势

    若说边荒的形成与其历史背景有关，边荒的持续存在就显示出边荒拥有的优势，因为无论哪一个有心大一统的皇朝，都不会容许边荒的存在，边荒若没有特别优势，实难想象其得以在乱世中延续。而要探讨边荒的优势，则可说是体现在她的地理位置上。

    4.1.地理位置

    边荒约在秦岭、淮水一带。陈金凤这样描写秦岭：

    「秦岭为『九州岛之险』……逾越秦岭，南向北可击关中，威胁北国重镇长安，北向南可攻汉中，指CD，拥江左上流的形胜。如此一来，沼秦岭山地南北两侧的汉中乃至关中成为著名的中间争夺与对峙地区。」[31]

    而郦道元（470－527年）在《水经注》中，则形容淮水为「四渎」之一：

    「《风俗通》曰：『江河淮济为四渎。』渎，通也，所以通中国垢浊。……《释名》曰：『渎，独也。各独出其所而入海。』」[32]

    《水经注》旁征博引，引用了《风俗通》所言：长江、黄河、淮水及济水为四渎。所谓「渎」，同通及独，意指以上四条河流均是与大海相通或独自流入大海的大河。此外，《水经注－淮水》一篇详尽描述淮水此河系概况，例如淮水的流向和河水的分流[33]。淮水与长江及黄河并列，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秦岭与淮水一起组成了中国分隔南北的淮河流域，而位于淮河流域一带的边荒更是兵家必争之地，众多历史著作极力表明淮河流域的重要性，例如《读史方舆纪要》有言：

    「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规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34]

    《六朝通鉴博议》亦有言：

    「天下无衅，则淮南可以蔽江南，淮北可以通青齐；天下有变，则分命大将，将淮北之众可以出冀岱、摇青冀，发淮南之师可以袭许洛、取梁宋……而两淮之地，南北余千里，分兵而守则力不足，发兵而守则内可忧，故欲守两淮，莫若守其本。淮北之本在彭城，淮南之本在寿阳。」[35]

    除了上述的《读史方舆纪要》和《六朝通鉴博议》外，还可参考顾炎武（1613－1682年）的《亭林文集－形势论》及徐文范（－年）的《东晋南北朝舆地表》，现代则有何荣昌（－年）的《略论六朝的江防》[36]，关于淮河流域一带的地理优势的著作多得难以尽录，反映出淮河流域实乃不可不争的重要军事据点。

    4.2.军事力量

    徐益堂（－年）这样形容南北淮水之争：

    「南北战争时最剧烈的据点，亦往往在汉水和淮水的两岸。」[37]

    事实上北朝与南朝对淮河流域的控制权的竞争从未停止过。陈金凤在《魏晋南北朝中间地带研究》着力描写宋魏淮北之争。其中，最关键一事，就是在泰始三年（467年），薛安都（－469年）降魏，刘宋失淮北，埋下了北强于南，及由北方统一南方的伏线[38]。

    要在如此激烈的南北军事竞争中生存，边荒若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义熙二年（406年），刘毅（－412年）的上表形容了荒人的强悍：

    「忝任此州，地不为旷，西界荒余，密迩寇虏，北垂萧条，土气强犷，民不识义，唯战是习。逋逃不逞，不谋日会。比年以来，无月不战，实非空乏所能独抚。」[39]

    荒人的战斗力惊人，「民不识义，唯战是习」，令东晋末、刘宋初的军事家刘毅也感到害怕，「比年以来，无月不战」更证实了以上所说的南北军事竞争的激烈。

    《南齐书》数次提到荒人或边人带兵作乱，《魏虏传》记载：

    「明年，边人桓天生作乱，虏遣步骑万余人助之，至比阳，为征虏将军戴僧静等所破。荒人胡丘生起义悬瓠，为虏所击，战败南奔。伪安南将军辽东公、平南将军上谷公又攻舞阴，舞阴戍主辅国将军殷公愍拒破之。六年，虏又遣众助桓天生，与辅国将军曹虎战，大败于隔城。」[40]

    《陈显达传》也记述着相同事情：

    「五年，荒人桓天生自称桓玄宗族，与雍、司二州界蛮虏相扇动，据南阳故城。上遣显达假节，率征虏将军戴僧静等水军向宛、叶，雍、司众军受显达节度。天生率虏众万余入攻舞阴，舞阴戍主辅国将军殷公愍击杀其副张麒麟，天生被疮退走……显达进据舞阳城，遣僧静等先进，与天生及虏再战，大破之，官军还。数月，天生复出攻舞阴，殷公愍破之，天生还窜荒中，遂城、平氏、白土三城贼稍稍降散。」[41]

    《蛮传》中亦简短地叙述了桓天生（－494年）作乱一事：

    「五年，雍、司州蛮与虏通，助荒人桓天生为乱。」[42]

    三段引文都记录着荒人桓天生在北魏的帮助下，于永明五年（487年）起兵作乱南方。要作乱就必须有兵，除了桓天生，再加上胡丘生（－年）在悬瓠起义，由此引证边荒拥有的军事力量必然不弱，至少达到被北朝用之以牵制南朝的实力。当然，边荒的实力也绝对不能直接动摇南朝的根基，否则，桓天生也不用「还窜荒中」，战败后逃回边荒。

    《魏书》补充了对桓天生的介绍：

    「延兴中，大阳蛮酋桓诞拥沔水以北，滍叶以南八万余落，遣使内属。高祖嘉之，拜诞征南将军、东荆州刺史、襄阳王，听自选郡县。诞字天生，桓玄之子也。初玄西奔至枚回洲，被杀，诞时年数岁，流窜大阳蛮中，遂习其俗。及长，多智谋，为群蛮所归。」[43]

    《魏书》指出桓天生的真名乃桓诞，天生只是其表字，而其人乃桓玄（369－404年）宗族一事亦再被提及。除此以外，原来早在延兴年间（471－476年），桓天生已经从属于北魏旗下，其后人桓晖（－年）、桓叔兴（－年）等在桓天生死后亦继续依附于北魏政权。陈金凤提及过很多蛮族，较为出名的除了桓天生及其后人外，还有田益宗（445－517年），这些蛮族居住在边荒之中，或附北朝，或附南朝，利用他们的军事力量影响着南北局势，并以此生存于乱世夹缝之中[44]。

    4.3.经济状况

    在逯耀东《魏晋史学及其他》一书中，把边荒的生活极度理想化，成为了陶渊明（365－427年）笔下的桃花源：

    「但在那个烽火连天的时代里，这里是受不到战争的困扰与摧残的，除了偶尔有南北双方的使节，或渡淮走私的商人经过外，他们的生活是和外界完全隔绝的。这里充满了安静和安祥，所以陶渊明〈桃花源记〉所描绘的：『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的景象，是可能出现的……这种社会，正是身处乱世的陶渊明所谓的典章制度，治世不足，扰民有余，人生真正的乐趣，也只在于闲话桑麻，消忧樽前寻找，所向往的王介甫〈桃源行〉中『虽有父子无君臣』的理想社会。」[45]

    无疑逯耀东的形容是非常夸张，难以想象在战火连绵的淮河流域能够有桃花源优游自在的生活模式，不过我们仍然可以尝试从边荒的经济状况，了解其应有的生活模式。

    魏晋南北朝间的贸易会随着战火的短暂停止而恢复，所以南北贸易的发展不算太差。南北贸易主要有官方与走私两途。官方一途是指朝庭在边境城镇设立互市场，容许商贾百姓自行买卖或透过正式出使交聘，来和敌国贸易，互通有无，例如前秦的苻健（前秦景明帝，317－355年，351－355年在位）和北魏的拓跋焘：

    「雄遣菁掠上洛郡，于丰阳县立荆州，以引南金奇货、弓竿漆蜡，通关市，来远商，于是国用充足，而异贿盈积矣。」[46]

    「又于南垂立互市，以致南货，羽毛齿革之属无远不至。神龟、正光之际，府藏盈溢。灵太后曾令公卿已下任力负物而取之，又数赉禁内左右，所费无赀，而不能一丐百姓也。」[47]

    《北齐书－崔暹传》则提到朝庭高官派人跟随使节到南方采购货物：

    「魏、梁通和，要贵皆遣人随聘使交易，暹惟寄求佛经。」[48]

    上述头两段引文分别是前秦和北魏时，官方在边境设互市场的贸易成果，而最后一段引文则是朝庭出使交聘的贸易情况[49]。

    至于走私一途，又分官场间与民间两方面。官场间的走私就是边境将领利用职权，私下与敌国互市，例如北齐的高季式（－年）及崔季舒（－573年）：

    「（高季式）仍为都督，随司徒潘乐征讨江、淮之间。为私使乐人于边境交易，还京，坐被禁止，寻而赦之。」[50]

    「（崔季舒）出为齐州刺史，坐遣人渡淮互市，亦有赃贿事，为御史所劾，会赦不问。」[51]

    还有陈的侯安都（519－563年）：

    「寄以徐蕃，接邻齐境，贸迁禁货，鬻卖居民，椎埋发掘，毒流泉壤，睚眦僵尸，罔顾彝宪。」[52]

    在民间走私方面，则可参考《梁书－张禝传》：

    「初郁洲接边陲，民俗多与魏人交市。」[53]

    边荒位于秦岭、淮水一带，无论是官方还是走私的南北贸易都必须经边荒此中间地带，而由贸易带来的收益必然不少，再加上南北双方皆大力发展边荒的水利，有利农业，对边荒亦有正面影响[54]。由此可见，边荒的经济状况必定甚佳，但是若考虑到边荒周遭的军事形势，边荒实需要保有一定的军事实力，而此举在在需钱，会增加边荒的开支。所以，总括来说，边荒的经济实力应只达到自给自足的地步，但断不是逯耀东所说的封闭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而是透过与南北双方交易，再从中获利的经济社会。

    5.总结

    在动荡不休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背景下，边荒的形成实有其独特的因素。从北朝的角度看，一方面越大片的瓯脱对游牧民族而言，光荣越大，另一方面，一片缓冲的中间地带能为北方带来时间，让他们能从游牧民族的性质过渡到以耕种为主的中原文化。但是，从南人的角度看，边荒则有「坚壁清野」的作用，使他们能抵抗北人的南侵，甚至可以积蓄实力，北伐反击。

    边荒位于淮河流域一带，其地理位置之重要乃历代史家所推崇。依据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优势，边荒的居民「荒人」发展出自己的军事力量，依附北朝或南朝，影响着整个天下的势力消长。而且，凭著作为南北贸易的交通枢纽，边荒从中获利自肥，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之余，也保障荒人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有着属于自己的军事实力与良好的经济状况，边荒得以在如此战火不断的南北朝中，持续存在下去，直到大一统的帝国出现为止。

    6.后记

    正如引言中提及，本篇论文题目乃来源于对《边荒传说》的喜爱，在引言中，笔者甘冒写论文的大不讳：以一本小说的内容作为引文，旨在引起别人对于改编历史的武侠小说的兴趣，希望大家能够欣赏此类作品的创意。黄易能从史料不多的边荒历史中，写出像《边荒传说》中，浪漫而凄美的边荒集及众多性格独特的荒人，他的想象力及创意殊不简单。

    本篇论文的结构不太完整，内容不太充实，归根究底，都源于两个问题：一是笔者对于南北朝后期史事的认识非常肤浅，导致引文大多是两晋到北魏及刘宋时的史料；二是可参考的书籍太少，主要是依靠逯耀东及陈金凤的著作而认识边荒的历史。姑勿论成绩如何，写毕此篇论文总算还了笔者的一个小小心愿。

    [1]黃易：《邊荒傳說》（香港：黃易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背頁簡介。

    [2]司馬遷（前135－前90年）：《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110，〈匈奴列傳〉，頁2212。

    [3]班固（32－92年）：《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9），卷94，〈匈奴傳〉，頁2798－2801。

    [4]同上，頁2775－2776。

    [5]蕭子顯（487－537年）：《南齊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卷14，〈州郡志〉，頁194。

    [6]沈約（441－513年）：《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35，〈州郡志〉，頁1033。

    [7]同上，卷64，〈何承天傳〉，頁1707。

    [8]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臺北：東土圖書公司，2002），頁371。

    [9]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頁13－14。

    [10]同上，頁14。

    [11]房玄齡（579－648年）：《晉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卷101，〈劉元海載記〉，頁2273－2274。

    [12]同上，卷4，〈惠帝紀〉，頁77。

    [13]同上，卷59，〈汝南王亮等傳〉，頁1356。

    [14]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的數目其實不止16個，還有仇池、冉魏、西燕等。

    [15]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頁396－400。

    [16]韓樹峰：《南北朝時期淮漢迤北的邊境豪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4。

    [17]胡阿祥：《六朝疆域與政區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頁16。

    [18]逯耀東：《從平城到洛陽──拓跋魏文化轉變的歷程》，頁369。

    [19]沈約：《宋書》，卷95，〈索虜傳〉，頁2330。

    [20]劉淑芬（－年）：《六朝的城市與社會》（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2），頁423－424。

    [21]魏收（506－572年）：《魏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4），卷47，〈盧玄傳〉，頁855。

    [22]同上，卷7，〈高祖紀〉，頁137。

    [23]同上，卷53，〈李沖傳〉，頁978。

    [24]沈約：《宋書》，卷95，〈索虜傳〉，頁2342－2343。

    [25]蕭子顯：《南齊書》，卷47，〈王融傳〉，頁630。

    [26]沈約：《宋書》，卷64，〈何承天傳〉，頁1707。

    [27]同上，卷82，〈周朗傳〉，頁2095。

    [28]同上，卷75，〈顏竣傳〉，頁1959。

    [29]同上，卷85，〈謝莊傳〉，頁2168。

    [30]同上，卷64，〈何承天傳〉，頁1707。。

    [31]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頁18。

    [32]酈道元：《水經注》（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卷1，〈河水〉，頁2。

    [33]同上，卷30，《淮水》，頁441－453。

    [34]顧祖禹（1631－1692年）：《讀史方輿紀要》（上海：上海書店，1998），卷19，〈江南方輿紀要序〉，頁146。

    [35]李燾（1115－1184年）：《六朝通鑒博議》，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史評類，冊686（臺北：臺灣商務印書局，1984），卷9，頁169。

    [36]詳見參考資料。

    [37]徐益堂：〈襄陽與壽春在南北戰爭中之地位〉，載《中國文化研究彙刊》（臺北：進學書局，1969），卷8，頁53。

    [38]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頁80－102。

    [39]蕭子顯：《南齊書》，卷14，〈州郡志〉，頁194。

    [40]同上，卷57，〈魏虜傳〉，頁763。

    [41]同上，卷26，〈陳顯達傳〉，頁357。

    [42]同上，卷58，〈蠻傳〉，頁776。

    [43]魏收：《魏書》，卷110，〈蠻傳〉，頁1911。

    [44]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頁188－204。

    [45]逯耀東：《魏晉史學及其他》（臺北：東土圖書公司，1999），頁175。

    [46]房玄齡：《晉書》，卷112，〈苻健載記〉，頁2466。

    [47]魏收：《魏書》，卷110，〈食貨志〉，頁2332。

    [48]李百藥（565－648年）：《北齊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30，〈崔暹傳〉，頁405。

    [49]有關交聘一詞，參考蔡宗憲：《中古前後的交聘與南北互動》（臺北：稻鄉出版社，2008）。

    [50]李百藥：《北齊書》，卷21，〈高季式傳〉，頁297。

    [51]同上，卷39，〈崔季舒傳〉，頁512。

    [52]姚思廉：《陳書》（北京：中華書局，1972），卷8，〈侯安都傳〉，頁148。

    [53]姚思廉：《梁書》（北京：中華書局：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1973），卷16，〈張禝傳〉，頁272。

    [54]陳金鳳：《魏晉南北朝中間地帶研究》，頁212－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