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3章

    还有被三番伪王携带出来的后来归降清朝明末大hànjiān孙可望，

    公元1630年，随从张献忠起义，因骁勇善战，受封为平东将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皆为张献忠义子，张献忠赐姓为张可望。

    公元1646年，清军大举入川，张献忠战死于川西凤鸣山，余部由孙可望和李定国率领，进军云贵地区，作为抗清根据地，一路攻克遵义、贵阳，进据云南。

    公元1647年，孙可望与李定国等人一起称王，孙可望成为国主，年号兴朝。

    公元1651年四月，孙可望派大将冯双礼等人率领步骑兵数万人、战象十余只，大举进军，由贵州入湖南。一路由铜仁、麻阳，一路由平溪、便水，一路由大小梭罗，合攻沅州。清军沅州守军三营合计只有三千士卒，退入城中，被“围如铁桶”。

    公元1651年四月十五日，冯双礼占领沅州，活捉清将郑一统、知州柴宫桂。接着乘胜攻辰州，因清朝辰常总兵徐勇防守甚严，未能得手。清廷委任的挂剿抚湖南将军印续顺公沈永忠领兵二万，竭力支撑，双方在一段时间里呈胶持状态。

    公元1652年四月，李定国率部由贵州进入湖南，会合冯双礼进攻靖州。清续顺公沈永忠派总兵张国柱领兵八千名往援，在靖州陷入重围。经过短暂的交战，清军大败，损失官兵五千一百六十三名、战马八百零九匹，几乎全军覆没，张国柱率残部于二十二日踉跄奔回。明军趁胜攻克靖州、武冈州。

    沈永忠求援无望，被迫带着麾下自宝庆北遁，六月二日退至省会长沙，仍然立脚不住，在湘潭接到清廷“不可浪战，移师保守”的密旨，就在八月初六日放弃长沙，一直逃到岳州。清朝在湖南设置的许多道、府、州、县官也随军狼狈北窜。除岳州、常德尚在清军控制下以外，只剩下徐勇一镇孤零零地据守辰州负隅顽抗。

    大西军联明抗清后，初试锋芒就旗开得胜，收复了湖南大部分州县。

    孙可望与李定国在联明抗清问题上的分歧是其内讧的主要原因。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余部退守云贵，这时清朝已经建立，民族矛盾迅速上升，这要求大西军必须适应形势变化，广泛联合抗清力量，反对清朝统治。

    公元1647年二月，大西军余部领导人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在贵阳附近的定番开会，讨论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孙可望在会上主张把部队开往广西，继续与明军周旋，一旦失利，就转入南海。李定国坚决反对，他主张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联明抗清。

    李定国说：“当前清军大举进攻，闯王血溅九宫山，老万岁中箭身亡，我们与清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大敌当前，如果再与明军厮杀，只会使清军渔翁得利。当务之急在于联明抗清，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李定国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与会将领的赞成。但孙可望对联明抗清，恢复中原已失去信心，只想保住所得土地，称藩于滇、黔、楚、蜀，故对李定国的建议无动于衷。

    李定国表示孙可望亡命南海是死路一条，那还不如当场死去，旋即拔出宝剑，准备自刎。众将一见，忙夺下宝剑，一起跪地高呼拥护李定国的建议。孙可望见人心归向李定国，随即同意进兵云南，联明抗清，但对李定国产生了疑虑。

    联明抗清的方针虽然确定，但直到公元1649年，孙可望才派人赴广西与永历朝廷谈判。孙可望不愿联明，在幕僚的建议下，欲仿曹cao“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法，来压服李定国、刘文秀等人。这与李定国联明以恢复中原的目的仍有根本区别。

    孙可望对李定国实力增强的猜忌和对李定国战功的嫉妒是孙、李内讧的重要原因。李定国能团结士卒，部下乐于效命，最初实力要超过孙可望。李定国为人强悍，与孙可望有不同意见，总是极力争辩。为此，孙可望寻机将他拷打了一次，虽然此次表面上和解了，但是二人嫌恨却越来越大。

    公元1652年，李定国在桂林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一时声威大震，捷报传到贵阳后，孙可望大为不快，表面上奏请封李定国为西宁王，背地里却令李定国副手冯双礼对其暗中监视，另派一支人马尾随其后，妄图借机除掉李定国。

    次年，李定国率部在衡州杀死清军悍将敬谨亲王尼堪。李定国两蹶名王，接连收复了几十个州县，天下震动。孙可望见李定国战功赫赫，非常嫉妒。

    公元1653年，孙可望率军到沅州，立即派人召李定国到沅州议事，准备借机杀害李定国。李定国留在贵州的部下探听到孙可望要下毒手的消息后，立即派人飞报李定国。李定国接到命令后，正整理行装，准备出发时，突然接到密报，令他左右为难。

    如果不去，孙可望极有可能以违抗军令之名兴师问罪，如果去了，必有一番斗争。孙可望三天中下了七道命令，李定国无奈，率部向沅州进发。途中遇到刘文秀之子派人来劝阻，李定国退回广西，继续筹划北伐。

    公元1654年，李定国在新会与清军作战，队伍受到瘟疫传染，清军又大举增援，李定国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孙可望不发一兵一卒，坐视李定国兵败。当李定国败退回南宁府时，孙可望下令凡李定国部队经过之地，都要将粮草烧毁，以绝其归路，同时派出四万多人阻拦李定国向贵州靠拢。

    南明朝廷及官员的推波助澜也是孙李内讧的重要原因。公元1647年春，明云南副使杨长知被迫归顺孙可望，受到孙可望的格外信任。杨长知看出孙可望在占领云南后，日益骄纵自大，想继承张献忠秦王封号，又怕李定国等人不服，于是杨长知就经常在孙可望面前煽风点火：“将军若能讨得朝廷‘秦王’之封，既可威震西南，又能压服李、刘两王，何等威风!”他在李定国、刘文秀等rénmiàn前，又数落孙可望狂妄自大，独断专行，全不念手足之情，假惺惺地提醒他们要当心两王府换上“孙”字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