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四九章、首都和纸币

    正在被疏浚和拓宽的大运河上，主要是扬州到淮安一线，并不是特别的好走。各种各样的机械设备，大量的工人以及排成串连成片的各种船只，让这一段的大运河显得拥堵不堪。

    王书辉现在正坐着一艘中型内河炮艇向北京进发。

    先后考察了北上计划的西路军、中路军和东路军之后，王书辉准备到北京和从中原地区走陆路到北京的中央汇合，开始着手进行中原地区的工农业建设工作了。

    北上计划做起来很困难，组织起来很麻烦，光是为了确定三路大军北上路径上的各种矿藏和资源，总人数超过三千人的复兴党中央勘探局就已经不堪重负了。

    但是要是简单的总结一下的话，整个北上计划也很简单。

    那就是，西路军用公路开道。公路建设到什么地方，就组织当地的群众恢复农业生产。然后选择条件好的地方建设国营农场，选择资源丰富的地方建设工矿企业。最后用公路把整个陕西、山西和北京连接起来。

    中路军则是用铁路开道。铁路建设到什么地方，就组织当地群众恢复农业生产。然后选择条件好的地方建设国营农场，选择资源丰富的地方建设工矿企业。最后用铁路把整个河南、河北和北京连接起来。

    东路军则是用大运河开道。大运河疏浚拓宽到什么地方，就组织当地群众恢复农业生产。然后选择条件好的地方建设国营农场，选择资源丰富的地方建设工矿企业。最后用极大的提高了运力的新的大运河把整个江苏、山东、河北和北京连接起来。

    完成整个北上计划，王书辉的现代智囊团给出的时间是五到七年的时间。复兴党自己的统计局给出的时间相对较短。用三到四年的时间就能完成。两者之间的差距，主要是对于工业化的水平理解的差距。

    现代智囊团觉得想要建成那种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之间水平的工业和工业化农业带的话，至少需要五到七年的时间。他们对于工业化的标准比较高。

    而复兴党统计局的那些“精英”们对于工业化的认识，还停留在最基本的蒸汽动力时代。所以他们觉得建成复兴党目前水平的工业和工业化农业带只需要三到四年的时间。他们对于工业化的标准比较低。

    王书辉在明末呆了十多年的时间，已经从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变成了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大叔了。他的想法更加的实事求是一些。

    别管是用三年还是用五年，只要把整个北中国的人口都集中到按照西中东三条线路建成的真正的工业和工业化农业带上，把五六千万的中国人都改造成工业人口，把整个北中国都建设成为工业化社会，那么别说用五到七年的时间了，就是用十年的时间，十五年的时间，王书辉都是愿意的。

    在这种想法下，王书辉看到淮安到徐州段的大运河两岸还是一派青山绿水的农业文明的形态的时候，心里就非常的着急。而当他到了大运河山东段的时候，看到在山东根据地组织下，山东群众热火朝天进行着大运河山东段繁忙杂乱的运河疏浚和拓宽工程的时候，心情就变得非常的舒畅了。

    因为行程比较着急，所以王书辉并没有在山东下船，而是在船上和从登州赶到临清的鲁东根据地党委，以及从济南赶到临清的新组建不久的鲁西根据地党委在临清见了一次面，听了一下两个根据地领导班子对最近工作的汇报。

    因为登州钢铁厂的建设已经完成了三年左右的时间，而刚刚完成建设的兖州钢铁厂也开始正式生产，所以山东地区目前的钢铁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不过因为国营农场已经在两个根据地快速的建立了起来，所以两地的化肥供应比较紧缺。

    王书辉听完了他们的抱怨之后没有像往常一样批评他们，反倒是让孟离给陈封发电报，催促一下化肥厂设备和相应的技术人员的落实工作。

    因为最近中央的迁移，确实有一些该落实的工作被耽误，对于这一点王书辉也不好责备地方上同志们的着急情绪。

    不论是修铁路，造机器还是生产化肥，这些事情的基础都是钢铁和煤炭。这就是为什么王书辉要求执行北上计划，一定要注重钢铁厂和煤矿建设的原因。

    修铁路需要钢铁，造机器需要钢铁，而没有煤和铁就没有钢铁，而且生产化肥看起来好像是同样是工业上的事情，因为生产合成氨需要煤炭作为原材料，需要耐高温高压的设备，但是实际上因为工业化农业生产的基础是化肥、农药和农业机械，所以想要把农业生产发展起来，仍旧是需要钢铁和煤炭的。

    王书辉在考察中成天的在各地强调“以钢为纲”、“以煤为纲”的原因，恰恰不是因为王书辉忽视农业生产，而是因为想要让全中国人吃饱肚子，那就必须实现农业高产。实现农业高产光靠从现代来的优良种子仍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农业高产需要化肥厂生产的化肥，需要农药厂生产的农药，需要机械厂生产的蒸汽抽水机。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以钢为纲”，“以煤为纲”，其实就是“以粮为纲”。工业和农业，这两者之间是一个互相捆绑的关系。

    因为山东和辽宁地区复兴党的工业建设搞的还算比较好，已经建立起了一定的工业基础，所以王书辉才能比较放心的把设备和技术人员拨给他们。如果像北上计划中的三路军里的很多人那样，在当地没有任何工业基础的情况下就吵吵着让中央给他们出设备出人员支援当地的建设的话，王书辉早就把他们骂个狗血淋头了。

    王书辉乘船到了天津，刚一下船就收货了一个很大的惊喜。由复兴军主力部队主持的，投入了北京和天津两地近八万人的京津公路已经开通了。

    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动用了八万人，完成了一条三百里地的泥结碎石路面的标准临时公路。这件事情在王书辉看来倒不是非常的值得兴奋的事情。

    几乎全部是动用人力完成的道路工程，这对王书辉来说一点都不值得高兴。不过对于王书辉来说，这种通过雇佣当地群众进行建设的同时，对当地群众进行组织和训练的思路还是正确的。就说修建这条京津临时公路吧，除了进一步的完善了京津地区的交通运输以外，八万多经过组织和训练的建筑工人，才是让王书辉很高兴的事情。

    在这个时代里，真的是有再多的黄金白银都不如手里有粮食重要。

    只要手里有粮食，在这个时候的中国真的是丝毫不用担心找不到人手的。

    重新建设一个新城市和改造一个老城市，这两个工作哪个容易？很明显，在一片空白上建设一个新城市更容易。

    明王朝的城市建设就是在西方传教士眼中再怎么先进，再怎么文明，那也是农业时代的城市。复兴党作为一个工业化的组织，完全没必要去废那么多的精气神改造那些完全不能适应工业时代的老城市去。

    更主要的是，建设一个新城市，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可以直接给城市里的居民们提供一份实实在在的工作。而且，在复兴党的组织和培训下，凡是参与了新城市建设的居民们，都可以在参与建设的过程中接受了一遍工业化的培训。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作为在全中国范围内唯一掌握着大量粮食的复兴党，才决定不再保存北京老城了。复兴党决定在通州建立新北京。

    北京地区的百万人口，在复兴党的新北京建设过程中将会被分流。除了最多三十万左右的人口将会在新北京城建成后留在北京之外，其他的七十多万人口，将会被分流到北京周边和唐山、秦皇岛等地的工矿企业中去。

    不过就目前阶段来说，对旧北京城的拆除和平整的工作，以及之后的在旧北京城的遗址上建造人工森林的工作，还都是要由原北京城的居民们在复兴军的带领下来承担的。

    所以王书辉在通州看到的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他到了北京看到的仍旧是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

    七万多复兴军中的五万人都被抽调出来承担对北京市民的组织和训练工作了。新北京的前期建设工作目前是由从辽南根据地和鲁东、鲁西根据地抽调过来的三万多生产建设兵来承担的。不过最多到1632年8月，他们就可以直接领导几十万经过训练的新生产建设兵进行新北京和冀东北工业区的建设工作了。

    按照复兴党的规划，新北京将不会承担工业生产或者农业生产的职能。只保留三十万人左右人口规模的新中国首都新北京，将只保留政治职能。

    目前的旧北京城外，举目望去会给人一种难民营的萧瑟感。但是对于在营区里生活的原北京市民来说，在“难民营”里生活，可比在天子脚下的北京城里生活好多了。

    从山东、辽宁和天津通过海路和陆路运到北京的大量粮食物资，有效的解决了高悬在原北京市民头上的生存危机。海量的粮食的涌入，让几十万近百万的原北京市民终于在大明、大顺两朝政权崩塌之后，第一次过上了温饱的生活。

    如果说没有经历大明和大顺两朝恐怖的城市大饥·荒的话，作为天子脚下的百姓，北京市民面对接管北京的复兴党可能还会有一些抗拒的心理。

    可是犹如地狱一般的大饥·荒在前，京师大暴动和大顺建立过程造成的流血冲突在后，再加上在复兴军接管北京城后对大明和大顺的那些胡作非为的混账们的大审判和大处决，以及复兴党中央在一个月前迁移到通州后亲自主持的对北京地区雷霆闪电般的镇反和严打运动。使得北京市民一方面对复兴党非常的感激，一方面又对复兴党非常的畏惧。

    这样一来，复兴军主力军团对北京地区的群众进行的组织和培训，居然非常的顺利。首批八万名公路生产建设兵就是最直接的成果。

    复兴党纸币的推广工作是和复兴党对群众的组织和培训的改造过程同时进行的。

    以北京为例，复兴党以海量的粮食和物资为基础，直接在北京推广了复兴党的人民币。

    明王朝的人民群众都有过明王朝政府滥发纸币的深刻经验教训，所以他们在接受复兴党的组织和培训的过程中拿到人民币作为报酬的时候，都会在第一时间里到设置在临时营地里的复兴党供销社和粮店里去换取粮食物资。

    不过这种情况并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毕竟，复兴党发行的人民币是以复兴党强大的农业和工业生产能力为基础的。能够保证所有的人民币都能够买到相应的商品和物资的复兴党，并不担心人民群众会不接受人民币，不相信人民币的信用。

    要知道，在湖北根据地、鲁东根据地、鲁西根据地和辽南根据地里，一千五百万复兴党治下的人民群众都已经对人民币建立了充分的信心了。

    不过，绝大部分目前住在简易木板房组成的营地里的北京市民，对人民币开始接受，还真的就不是因为人民币的购买力问题。而是一种无奈之举。

    复兴党的工农业生产能力就是再怎么强，因为目前复兴党的工农业生产基地主要集中在湖北地区以及北中国地区现在比较落后的交通运输条件的限制，复兴党设置在营地中的商业机构，还只能向正在接受改造和培训的新生产建设兵们提供基本的生活物资。

    也就是说，现在营地里的供销社和商店，只能向大家出售粮食、成衣、肥皂、毛巾，以及像罐头、香烟、白酒之类的产品。

    几十万原北京市民现生产建设兵新兵们在营地里过得是集体生活。也就是说，大家穿的衣服是复兴党提供的，大家吃的饭是在大食堂里吃的大锅饭。就是大家把自己手中的人民币都换成商品的话，他们也只能把这些东西堆在自己的宿舍里，每天还要提心吊胆的害怕自己的东西被偷走。

    个别想的开的年轻人每十天拿到工资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供销社买上一堆的香烟罐头和白酒之类的“奢侈品”，胡吃海塞一通。可是大部分人都不会这么想的开，他们都会用人民币买粮砖和成衣这些生活必须品。

    可是这种行为有了几次之后，大家就绝望的不会这么做了。

    粮食买回来了只能放在那里等着它们变质，衣服买回来了也用不太上。这样一来，大部分人在绝望下也都变得越想越开了，复兴党供销社和商店里的粮食和成衣的销售量开始直线下降，而各种副食品反倒是大卖特卖了起来。

    只要人民币能买到东西，只要人民币一直都能买到东西而且可供购买的东西越来越多，人民币就会必然的被大家接受。

    所以只不过用了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一向都是勤劳朴实的群众们，就一改胡吃海塞的豪爽作风，除了那些想的开的年轻人行为依旧外，大部分的群众都会把发到的工资和津贴贴身藏起来，轻易不会花一分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