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苦守危壤，不如施之于民（9）

    沈哲只听到两个连接紧密的“啪、啪”声，一份奏折已经出现在了他的脚前。

    载淳这个扔奏疏的动作，无论从投掷角度还是用的力道上都扔得很有水平，在荀同庆、李鸿藻这些外人看来，皇帝的意思似乎是大发雷霆，要把这封奏折，甩在沈哲脸上以泄其心中怒火，但是最终奏折不过是在空中划出了一道弧线，稳稳地落在了沈哲的脚下。

    对于自己的“失手”，载淳显得有点不甘心，眉心紧紧地拧了起来，高傲地稍稍扬起下巴，道：“沈卿家，这祸事可是你惹出来的，你看现在这乱局该怎么收拾？”

    沈哲弯腰拾起地上的那份奏折，但注意力却集中在余光范围内的荀氏父子和李鸿藻一行人身上，对于沈哲来说，这些人就算是不知道这奏折里写的究竟是什么但是收到的风声肯定比他沈哲要多得多，此时此刻，这些人的态度就是事态发展的晴雨表，而其准确度绝对高于100多年后的天气预报。

    在这些人中，恭亲王是站在他这一边的，但偏偏恭亲王早已把喜怒不形于色地功夫练就到了最高境界，面色上无波无澜，看不出有任何情绪，而荀同庆和李鸿藻这两个人虽然历经宦海沉浮，但到底是文人出身，况且均以他沈哲为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根本不放在眼里，倒是在面色上还有一些颇为幸灾乐祸的喜色。

    朝廷中的事儿，总是有几家的欢喜就必然会伴随着几家的愁，荀同庆和李鸿藻这些人要有好心情这个“上层建筑”，基本上得以他沈哲的倒霉为“基础”，这一次计划外的面圣看来他是凶多吉少。

    但细想一下似乎又并不是如此，刚刚载淳朝他扔奏折的时候，他很清楚地看见载淳的嘴角略微向上勾了一下，虽然只是转瞬即逝，还是被他准确地捕捉到了，以沈哲的经验判断，这样的表情明显地表明载淳的心情不但不紧张，反而和荀同庆、李鸿藻这些人一样愉悦，这就显得有点矛盾，沈哲可以说是载淳现今在朝中唯一一个自己人，但凡载淳的智商达到了平均水准也该明白就算是想学汉高祖来个兔死狗烹，现在肯定不是时候，因此，以载淳的表现看来，他的前路不但没有任何危险，反而还会很是光明，甚至是可以在一些他念念不忘的“死角”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又一村。

    而沈哲向来自信，脑子里根本就不会产生什么“是不是看错了”这类的想法。

    从弯腰拾起奏折到翻开，不过短短十秒左右的时间，屋内几个人的表现已在沈哲的脑海中飞速地组合、分析，最终在奏折中的第一个文字映入眼帘之前，嘴角露出一个漫不经心地笑意，对这次廷议做出最终判断——此中有戏。

    沈哲将手中奏折草草浏览了一遍，大概用了十分钟左右的时间，而在这短暂的十分钟的时间里，荀同庆也在一直不露声色地观察这个最近风生水起的年轻人的反应。

    荀同庆其实早在两年前大清派遣考察团远赴欧美的时候就已经有些坐不住了，他是典型封建时代中常见的那种范仲淹式“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人物，对于捍卫孔孟之道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直使他备受煎熬，而另一方面朝廷的冷漠和无情又让他感到耻辱和无奈，更何况，当时的大清朝还是由一个女人掌权，而且这个掌权的女人甚至不是正宫娘娘，仅仅是咸丰皇帝的一个妾室，甚至没有向康熙朝的孝庄太皇太后那样有一个良好的出身，这些就让他更加情难以堪。

    而从客观上讲，朝廷当时也被他折腾得自讨没趣，老早就放弃了“三顾茅庐”的热情，两年来，他连个下台阶的机会都没有，复出的事也就一直耽搁着。

    直到朝廷放着太和殿的复建磨洋工却大力着手去给洋鬼子修什么娱乐场所，京城大街小巷进进出出开始有黄皮肤黑眼睛的“洋人”他才开始意识到现在乃是道统存亡之际，不能再计较个人颜面得失。

    恰巧此时慈禧太后架不住清流派的诚恳请求，象征性地关心了一下这位已下野多年的老人家的生活现状，结果去慰问的人多嘴跟这位看似一心向着田园生活的“隐士”问了一句有没有接受朝廷返聘的意愿，其实这只是例行公事得一句问候，通常谁也不会当真，可偏偏这位荀同庆大人等着的就是你朝廷给个坡，他好顺势下驴，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好机会，竟一口应承下来，当场让那个送慰问品的倒霉蛋儿惊得目瞪口呆，慈禧太后这边当然也没料到竟然出了这么一个结果，悔得连肠子都青了。

    但是反悔却也不现实，荀家家大业大，历经数代而不见衰势，其在朝野上下的故吏门生比之东汉时期四世三公的袁绍怕也是有过之而无一不及，更何况她一天到晚说什么朝中乏人，天下正是多事之秋，用人之际这些话，就更加不可能在此时拒绝这位至少是清流派眼中是“栋梁”的这位老臣的忠心，连载淳和沈哲都不知道，西太后急急忙忙地跑到京城郊区去避暑固然是要对二人进行例行试探，但是也不得不说其另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则正是有意要躲这个由乾隆皇帝亲自赐名的荀同庆。

    沈哲这厢可没意识到自己正在接受这位当朝一品大员的注目礼，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看完这份奏折他必须全身心投入。

    看到一半的时候，沈哲才陡然发现，要不是这份折子，他几乎都要忘记在大清国的政府机构里还有这个他曾经挂过职的总理外务衙门。

    这倒不是因为他沈哲健忘，只是作为一个中央官署而言，这个没建立几个年头就基本上失去了其作用的政府职能部门的确太缺乏其存在感，名义上总理衙门似乎是大清国的外交部，但实际上其权利却是在被限制在北洋大臣和南洋大臣之下，在加上此段时间之内中西关系正处在难得的和局阶段，一时间让在同治初年风起云涌了片刻的总理外务衙门比内阁还清闲。

    而这份奏折的内容，说是总理外务衙门的奏疏还不如说是总理外务衙门向朝廷转达法兰西大使馆的最新表态。

    中国和法国的关系在中英没有订立同盟的时候起就一直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法兰西虽然拥有着欧陆头号强国的名号但是政权更迭着实太过频繁，迄今为止，最长的一个没超过过十八年，最短的只有百来天，这就让自古热衷稳定的中央朝廷应接不暇，再加上法兰西虽然人文主义底蕴深厚，文化发达，拥有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一大批优秀的思想家，但清朝政府当局对欧洲看重的也不是他们一贯自信的文学功底，而是法国人比之欧美各国少有建树的科技方面，这也就促使了在清政府这个力主洋务，加温中西交流的契机中，法兰西退居到二线的地位。

    中英秘密同盟订立以后，清政府就更加与法兰西保持距离，既不去惹他，也不会有多热乎，基本上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

    这两个皆处在政府重心边缘的物质能相互结合并且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外力的影响。

    很明显，这个“外力”不会自己毫无理由地产生，而是由作为这个世界的意外外力因素——沈哲所导致的。

    不过，和以往那些都是由于蝴蝶效应而间接导致的特殊事例不同的是，这件事是由沈哲一手策划的，是他实践半年前对章云平那个关于“让朝廷允许私人办厂”那个连章云平都几乎要忘记的承诺的计划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步骤而已。

    而这项计划的第一步则早在慈禧太后还坐镇储秀宫的同治十二年四月份就已经姗姗来迟。

    在后世人看来，这个时代的清政府最大的顽症是顽固守旧，固步自封，最缺的是像日本那样如饥似渴地吸收新事物的心态，但正所谓当局者迷，中国此时的“局”不在于某个阶层，而是属于这个时代，这个“局”中的人也不只有慈禧太后和满朝文武，而是整个大清。

    因此，无论是在最底层的平头百姓还是这个国家最高决策人的意识里，此时此刻大清朝最缺的不是什么心态，而是钱，什么时候空荡荡的国库可以丰盈到康乾盛世时期的水准，和西方各国没有债务关系的时候就天下大吉了。

    所以，虽然清政府当局仍然坚定保持着重农恶商的态度，但是对“钱”这样东西是完全没有儒家理念的淡泊情怀。

    也正因如此，当四月上旬，上海的江南制造局向朝廷报告局内亏损加剧，如果朝廷不加大投入力度恐怕是无法再支撑下去的现实情况之后，慈禧太后一度很气愤，认定是江南制造局的负责人要么贪污朝廷下发的公款，要么就是玩忽职守，经营不善，当然这样的言论完全是私人空间中的发泄情绪而已，没在公共场合流露半分，但是发泄归发泄，头脑里她还是对现实情况认识的非常清楚的——

    江南制造局其本身根本就不可能是一个赚钱的行当，而江南制造局如果是单单作为一个工厂的话关就关了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它偏偏是洋务派开办得最大也是最富盛名的工厂，湘军大员曾国藩还在世的时候就亲自主持过江南制造总局向德国的军舰采购事宜，而现在淮军的“大掌柜”——李鸿章也对这个工厂颇为关注，更何况，江南总制造局从开办开始实质上就是她慈禧太后给洋务派的恩惠，如今洋务派仍然是她的中坚力量，她再怎么样也不会自折羽翼。

    但是江南制造局这么一直只进不出，建立快十年了，什么看得着实际利益的成绩都没有做出来过不说，每年向朝廷索要的拨款还一年多过一年，也定然不是一个长久之计，一定要拿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才行。

    自从同治皇帝在慈禧太后眼中“长大”以来，她就形成了一个习惯，一旦有政务一定要跟自己的儿子载淳商量，而有涉及到洋务的政务就会再加上一个如今在她老人家眼中最大的功臣——沈哲一起参与进讨论决策工作。

    沈哲当时也正好在为纺织厂的事情犯愁，19世纪后半叶可是工业革命的时代，不像一百多年前的封建时代那样，四个发明就能撑得了几千年。

    这个时代缺劳动力，缺市场，但就是不缺快速变更的新技术，他手上那份所谓英国最先进的纺织机图纸中的“先进”二字不知还能保持几年，不管这件事是不是对章云平打的包票，反正是肯定不能拖太久。

    但他干着急也没用，别说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连他可以创造机会的条件都没有，毕竟他也拿不太准，朝廷对于私人开办工厂一事到底有多大的忌讳，本来以为，不管怎么样，“万国公馆”完工之前，这件事怕是难以办下来，谁知道，这次老天爷居然对他格外眷顾，不但“馅儿饼”从天而降，还刚好砸在了他手里——当看见西太后他老人家为了江南制造局花费犯愁的时候，沈哲就意识到自己的机会来了，当下为西太后提供了一条解决问题的良方。

    早在1840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江宁条约》，改广州一港通商为五口通商，上海就已经以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功地将中国的贸易交流区从珠江沿岸转移到了长江沿岸，但由于清朝长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导致长江的航运业潜质并没有得到较为有效及全面地开发。

    而此时此刻，欧洲各国都有心思将自己的市场从沿海城市深入到中国大陆的内部，急需要一个可靠的航运部门来保证其交通运输，因此，长江航道这块市场可以赚取的利润绝对不容小视，反正江南制造局造军舰也造不出来，都得向外国进口，能造出来的所谓“先进武器”要是真正跟洋人拼起来也未必能占上风，况且，这几年中西关系趋于稳定，也不会有什么大规模冲突，囤积那么多武器没什么用不说，还有生锈的可能。

    但江南制造局作为一个标志肯定是不能废除的，而作为朝廷的“鸡肋”，成本又实在是太大，倒不如让他们发展发展副业，反正造客轮跑航运这事和造军舰比起来，那技术含量肯定是不能同日而语，成本也会低很多，最重要的是前者有丰厚的利润可以赚取，如果经营妥善的话，不但能让江南制造局反亏为盈，还能带动江浙乃至湘鄂一带当年为深受太平天国叛乱破坏地区的繁荣，如果江南制造局的试点成功，朝廷便可以将这种做法因地制宜，在形式加以改变鼓励各个洋务企业实施效仿，这么算下来，别说能为朝廷减少多少财政负担，就是要促进朝廷的财政收入也不是没有可能。

    在慈禧太后的心中，现在这个时候，不管能不能给朝廷挣钱，只要能让朝廷少花钱，快点还完一切外债，从此和西方各国两不相干，重新回到以往几千年持续的那种与世无争的状态，那就是天大的好事。

    而慈禧太后虽然是那个时代不可多见的女强人，但仍然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存在的那种对于西方各国几乎是出于本能的排斥和厌恶，因此，虽然她可以凭借自己与生俱来的敏感和智慧在朝堂中长袖善舞，能将集团势力协调得妥妥当当，在“政治”——这个基本上是被男性垄断了几千年的舞台上游刃有余，不费吹灰之力，但对于各国势力在在华的利益分布，个中牵绊的了解，就远远没有她洞察朝中党派分布那么敏锐。

    而最重要的是，她对自己不了解的朝政很有了解的兴趣，而对于有关洋人的事务，慈禧太后的态度，则是就算是自己一头雾水，也没有搞清楚的热情。

    这样的情况就给了沈哲很大的可乘之机，他将所有重点都放在陈述长江航运业务一旦展开，会有多少白银源源不断地涌入国库，到时候别说是还外债了，连重修圆明园也只是一个零头可以解决的事，完全将西方各国对长江航运业务这块“肥rou”的野心给自动忽视，愣是让对他器重如斯的慈禧太后认为，这笔买卖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只赔不赚，乐呵呵地让同治皇帝降下圣旨，快马加鞭地送到了江南，并敦促江南制造局方面以更快的速度将之加以实行。

    江南制造局的官员们长期和西方各国的三教九流们打交道，对于中西关系的常识，必然是比深宫之中的西太后要了解得深得多，一眼就看出来，要办这件事，开罪于西方各国是必然的，但一来出于民族情绪，本身就有些想和西方列强对着干一次血气，二来也是怕江南制造局关门大吉，自己从此宦海漂泊，谁也没将自己的担忧说出来，而是一咬牙，按照朝廷的最高指示行动，一切听指挥。

    航运业务刚开始的确是一个开门红，给朝廷赚了不少贵金属，江南制造局终于尝到了往里拿钱的滋味，劳动热情空前高涨，一时间，江南制造局的业绩蒸蒸日上，不仅多次受到皇帝和两宫太后的大家赞赏，更是以大清国唯一一个不亏本的洋务企业的身份被树立成了提供给各个洋务企业效仿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