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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三国袁绍篡位阴谋破产记(1)

    三国是一个永远的话题,可经过罗贯中的润饰和众多历史学家们有意无意的“歪曲”,究竟有多少历史真实不幸成为谜案?在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是谁纵横捭阖,令曹cao、刘备、孙权顶礼膜拜?是谁一手结束了东汉帝国,却没能位居九五之尊?是谁敢于公然把皇帝的年号作为自己的名字?是谁,屡次易主,堪与吕布媲美?是谁让黄巾起义将士心甘情愿地鼎立扶助?是谁,作为一个时代的主宰者却被当成历史的配角肆意嘲笑?是谁刻意编织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蓄意掩盖那段历史?……

    本文也是一位业余历史爱好者——罗三洋先生——历时多年,批阅、比对几十种东汉、三国古籍得出的初步结论,经过作者剖丝破茧般的解读,这一系列谜案将会得到一一的破解。蚯蚓看完很是感概,特剽窃大郎所发代为上传,敬请各位看官指教。

    序篇:一个历史配角的真面孔

    他拥有最显赫的家族背景,也曾经是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他曾经令众多英豪闻风丧胆,也曾经玩弄中国政局于股掌之上;他曾经长期受到政~治迫害,却能同时拯救许多人的生命和前途;他曾经一呼百应,也曾多次被部下背叛;他曾经是曹cao的主要靠山,尔后却成为曹cao最忌惮的人;曹cao毁灭了他的事业,而又继承和光大了他的事业;他亲手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却没能开启一个新时代;他本应成为开国皇帝,最终却因失败而沦为历史的配角。

    袁绍,一个在生前威震天下的jian雄,一个时代的主宰者,死后却很少受到重视。这种待遇并不公平:从三国到清末,从曹cao到袁世凯,袁绍的亡魂始终在中华大地上挥之不去。

    通过对各种史料的分析和逻辑推理,本书将会揭示:如果没有袁绍,东汉就不可能如此快速地灭亡;如果没有袁绍,中国便不会陷入长达一个世纪的混乱;如果没有袁绍,曹、刘、孙三家也根本不可能瓜分天下。无论是袁绍的胜利,还是袁绍的失败,都深刻地影响了汉末、三国时期的中国历史。

    汉末、三国这段历史情节非常复杂,对同一个事件,不同的史书往往有不同的记载。当时的每一个重大事件,在古籍中几乎都有两种以上的说法,和先秦、秦朝及西汉的“一言堂”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一方面说明,私人著史的意识在增强,导致“野史”大量出现;另一方面则暴露出,“一言堂”的“正史”真实性与可靠性值得商榷。

    无论史籍中的说法有多少,历史的真相毕竟只能有一种。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写出一部反映全部历史真相,令所有读者都满意的史书,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离作者较远的历史,人证和物证已经极度稀缺,难以核实;离作者较近的历史,往往与作者及其亲友的切身利益相关,又难以指望他们的态度客观公正。以司马迁之博学和严谨,《史记》中的谬误仍然比比皆是。从汉朝至清朝,中国著史者的学术能力恐怕没有能够超过司马迁的,《后汉书》的作者范晔甚至因为谋反而被处决,寄希望于他们不犯错误,实在是勉为其难。更何况,东汉末年政坛的诡谲和复杂,远远超过西汉时期,也丝毫不亚于战国时期。只要将有关东汉末年的各类史料认真对比研究,必然会发现其中大有可玩味之处。

    所谓“可玩味之处”,也就是不合情理,或者相互矛盾的记载。在这些记载中,最令人震惊的,莫过于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而配角被描绘成了主角。主角被描绘成了配角,是因为他们最后失败了;配角被描绘成了主角,是因为他们最后胜利了。而历史,本来就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是,史书中的有些主角曾经是配角,有些配角也曾经是主角。人们总是说:“盖棺定论”,这话本来不错。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只记得死者在人生最后几年的成败得失,而忽视了他在此前几十年内的功过是非。

    翻开史书,胜利者总是睿智、正直、勇敢、仁爱的,失败者总是愚蠢、邪恶、胆怯、残暴的。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那些百战百胜的大征服者果真是美德的化身吗?这是典型的“以成败论英雄”。自古成者王侯败者贼,胜利者是永远不会被作为战犯审判的。在生前,他们可以用暴力压迫人类的rou体;而在死后,他们还可以继续用谎言蒙蔽人类的灵魂。这,就是胜利的报酬。

    不过,胜利者仍然可能受到一个法庭的审判。这个法庭的名字就叫:历史。一部全新的史书,就是一个全新的法庭。

    早在魏、晋时期,东汉的历史就已经被公认为杂乱难辨,但也被公认为值得研究撰写。早期成书的相关史籍有《汉灵帝起居注》、《汉献帝起居注》、《汉名臣奏》、曹丕《典论》、王粲《汉末英雄记》、陈寿《三国志》、张璠《汉纪》、华峤《汉书》、谢承《后汉书》、袁暐《献帝春秋》、郭颁《世语》、孙盛《杂记》和《异同杂语》、司马彪《续汉书》和《九州春秋》、刘义庆《世说新语》、王沈、荀顗、阮籍《魏书》、乐资《山阳公载记》、虞溥《江表传》,以及《魏略》、《魏武故事》、《曹瞒传》等数十部,但都难如人意。比较而言,《汉名臣奏》的内容最真实,但范围过于狭窄。陈寿的《三国志》被公认较好,但内容过于简略,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没有志和表,而且立场明显偏袒曹魏。至东晋末期,袁宏搜集上述史料,分辨同异,改正谬误,撰写成编年史《后汉纪》。南朝刘宋中期,范晔又撰写成纪传体史书《后汉书》,梁朝人刘昭、唐朝人李贤、清朝人惠栋等学者都曾为之作注。《后汉书》本来没有志,刘昭将司马彪《续汉书》里的志加入其中,所以其内容有时会与纪传相矛盾。

    整体而言,《三国志》、《后汉纪》、《后汉书》的内容比较严谨详实,而且都完整地流传下来,构成了研究东汉历史的主要资料基础。本书的史料来源,主要就是这三部史籍。遇到相互矛盾,不易从逻辑上辨别对错的问题,则以这三部书的前后顺序为准,即:《三国志》比《后汉纪》权威,《后汉纪》又比《后汉书》权威。其它史籍已经大多散失,幸有为《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详征博引,也部分地保存了下来,不可忽视。

    《三国志》和《后汉书》虽然是有关东汉后期历史的最佳古籍,但也常常自相矛盾。同一件事,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经过,说法往往不同;同一个人,往往有多个不同的名字或身份,做的事情也有多种说法,这是纪传体史书难以避免的问题。作为编年体史书,《后汉纪》虽然可以避免自相矛盾,记载却不如纪传体史书详细,也有不少错误。其实,《三国演义》在学术界和民间取得的巨大成功,也反衬出,各个读者群都对《三国志》、《后汉书》、《后汉纪》等史书内容相当不满。但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后,东汉末年的许多历史人物在学界和大众的心目中迅速脸谱化,也造成了大量背离史实的成见。但若能全面地阅读各种史籍,无疑有助于形成较为客观公正的结论。

    在读史的过程中,笔者逐渐感觉到:由于最终的失败,袁家从主角沦为配角,但他们毕竟曾是东汉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而消灭袁家势力的曹cao,却有幸从配角升为主角。结果,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描绘成一无是处的小丑,用以烘托曹cao的光辉形象。

    说袁绍、袁术兄弟被史书蓄意配角化、边缘化,乃至于丑化,实在是一点都不冤枉的。鲁迅先生博古通今,著有名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可以说是很熟悉汉末、三国、两晋历史的学者了。然而就在这篇名文发表后不久,鲁迅在其《三闲集头》一文中,却把袁术与袁绍搞混了,以为杀田丰的是袁术。这自然不能证明鲁迅的学术功底差,只能说是他没有重视袁氏兄弟。单看《三国志》及裴注,袁氏兄弟简直一无是处,样样都比曹cao差得多,所以曹cao的胜利才显得那样的理所应当。但是,历史的真相假若果然如此,那么曹cao的成就便要大打折扣了,因为他的对手过于无能。然而,为何所有史籍在评价曹cao的业绩时,都要以战胜袁绍为首呢?

    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卷末总结曹cao一生的功勋时,说在曹cao一生的对手之中,唯有袁绍“强盛莫敌”,而不提董卓、吕布、刘表、陶谦、袁术、刘备等其它势力。范晔在《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卷末更盛赞道:“袁绍初以豪侠得众,遂怀雄霸之图,天下胜兵举旗者,莫不假以为名。及临场决敌,则悍夫争命;深筹高议,则智士倾心。盛哉乎,其所资也!”这些史家的议论都说明,袁绍是曹cao所有对手中最难对付的。

    官渡之战后,曹cao有南下和北上二种选择,当时南方的刘备、孙权势力都不稳固,绝非曹cao的对手。但曹cao的所有谋士都认为袁绍势力的威胁更大,劝阻曹cao南征。袁绍死后,二子内讧,曹cao乘机北伐,却又在河北苦战5年,方才兼并袁家势力。这5年使孙权能够巩固统治,刘备也能网罗诸葛亮等人才,重整旗鼓,终令曹cao有赤壁之败,无法统一中国。不过,自从吞并了袁绍的丰厚遗产之后,曹cao十分天下而有其八,后来虽有赤壁、襄阳、汉中之败,都不能动摇其优势地位。与曹魏相比,吴、蜀两国的实力太弱,假若没有山川地险的保护,也支撑不了那么久。袁绍集团实力的强大,由此可见一班。

    史书中关于曹cao战胜袁绍过程的记载,有很多都自相矛盾,或是不合情理。单论官渡之战时兵力的数据,按照《三国志》的记载,曹cao先收编了三十余万黄巾军,讨吕布时也拥有“十万之众”,怎么会在官渡之战时“兵不满万”?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认为,官渡之战时,袁曹双方的兵力其实应当大致相等,也就是都有十万左右;袁军士卒“果劲不及”曹军,曹cao以逸待劳,兼有天时、地利、人和,还有汉献帝这张王牌可以号令天下诸侯,那么曹cao一方岂不是如郭嘉所说,占了“十胜”的压倒性优势?既然官渡之战的难度这么低,就连平庸之辈尚且可以轻松地打赢,而曹cao却打得如此艰苦,以至于曹军将士大都暗自与袁绍接洽,若无许攸、张郃、高览等人的投降,胜负难料。这岂不反而说明了曹cao的愚蠢无能吗?他的光辉形象又在哪里呢?莫非“世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抛开“人人异端”的道德观念不谈,曹cao是杰出的政治、军事、文学家,这早有定论。同样,官渡之战是曹cao毕生最辉煌的军事成就,这也早有定论。

    但是,如果把这两个定论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悖论。

    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我们就必须注意到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事实:从青年时*始,曹cao大半辈子都在为袁绍效力,还多次出生入死。直到迎汉献帝都许昌为止,曹cao的多数行动都是在袁绍的授命下进行的。当时,袁绍与曹cao的关系,和刘邦与韩信,刘秀与邓禹的关系类似,属于主从性质。只是在迎汉献帝都许昌之后,曹cao才逐步脱离了袁绍的控制。后来,曹cao和他的笔杆子们竭尽全力,想把自己描绘成始终独立于袁绍的历史主角。但他们伪造历史的时间显然有限,思虑不够精密,工作不够完美,留下了很多破绽,因此后人才有可能用另一种视角来审视这段历史。也只有这样做,围绕袁、曹二人的种种历史谜团才能迎刃而解,我们也才能理解曹cao在官渡之战时面临的真实困难。

    其实,曹cao依附袁绍的这种现象在当时非常普遍。作为三国的建立者和东汉帝国遗产的主要继承人,孙坚、孙策、孙权父子,还有刘备,都与曹cao一样,曾经长期为袁绍、袁术兄弟效力,其属下也大多有着浓厚的袁氏旧部背景。如果袁绍打赢了官渡之战,曹、刘、孙三家及其部下恐怕都得帮袁绍去建立统一的新皇朝。从这个角度上看,可以将三国鼎立视为袁绍、袁术兄弟内战的延续,而曹、刘、孙三家争夺的不仅是东汉帝国的遗产,更是袁家的遗产。但在东汉帝国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制度下,袁家怎能攫取如此巨大、以至于足够抗衡并颠覆皇权的政治资源呢?他们为何如此受贵族和百姓的拥戴呢?对东汉帝国的衰落和分裂,这个豪门又究竟要负多大的责任呢?

    为了探究东汉帝国的灭亡与曹、孙、刘三分天下的历史根源,研究袁绍及其家族兴衰的过程与原因,显然是非常必要的。然而,史书中的袁家事迹全都支离破碎,真伪参半,很难获取足够的信息。最后,笔者终于恍然大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对于胜利者曹魏及其继承者西晋的统治集团来说,将袁氏家族,特别是袁绍和袁术的真实故事公诸于众,将会对他们非常不利。而且,作为担任过上百年宰相的世纪豪门,袁氏家族内部确实隐藏着太多外人难以读懂的奥秘。古代各部有关汉末及三国时代的史书无法取得像《史记》那样的成功,不能说清楚袁家的兴衰史,是最根本的原因。

    现代史学的一个重要创见,就是见微知巨,由小见大。古代中国人极为重视“名”与“字”,往往以此寄托家族的志向。譬如,刘备给年长的养子起名叫“封”,给年幼的嫡子起名叫“禅”,合起来就是“封禅”。到泰山封禅乃古代中国最隆重的仪式,只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可以举行。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想要到泰山封禅,管仲坚决反对;鲁国贵族季氏到泰山旅行,孔子听说后大发牢sao。由此可见,刘玄德早就有了称帝的雄心大志。后来刘备听诸葛亮之言,杀刘封而立刘禅,结果只剩下一个“禅”,反而生出“禅让帝位”之意,弄巧成拙。所以蜀汉大臣谯周据此预言说,刘禅将来一定会是亡国~之君。谯周本有降魏之意,但刘备父子的名字确实也给了他口实。

    袁术的字“公路”貌似平凡,其实却比“封”和“禅”还要奇特得多。

    东汉时期,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代汉者,当涂高”的神秘预言。“公路”与“当涂高”都可以被理解为“大路”的意思,可以互训,袁家意欲代汉自立的志向由此可见。袁术终生笃信这个预言,他晚年盘踞淮南,攻打扬州,随后称帝等许多行为均与“当涂高”直接有关。这些绝非袁术的一时冲动,而是如同“大楚兴,陈胜王”一般,来自人为的策划。

    与“公路”相比,袁绍的字“本初”含意更含蓄,更复杂,也更敏感。

    和世界上其它民族不同,古代中国人有一个独特而谨慎的文化传统——避讳。按照这一文化传统,古代中国人绝不直称尊长的“名”,也很少直称同辈的“名”。而在社交场合,成年男子们通常互称对方的“字”。不仅如此,对于很多有特殊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名词,尽管并没有法律禁止使用,古代中国人在取“名”和“字”时也极力避而远之,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明清时期,忌讳之繁,文狱之多,更是登峰造极。君不见明月清风,多少人头落地;维民所止,字字造就冤魂。后人读书至此,莫不毛骨悚然。

    在这些被历代中国人严格遵守的“避讳”禁忌中,本朝帝王的年号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因此,我们不会看到有唐朝人的“名”或“字”会叫“贞观”或“开元”,也不会看到有明朝人的“名”或“字”会叫“洪武”或“永乐”,更不会看到有清朝人的“名”或“字”会叫“康熙”或“乾隆”,其中的原因不言自明。

    不过,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什么事情都免不了例外:袁绍的字“本初”正是东汉质帝刘缵的年号!由于汉质帝即位当年就遇害,所以逾年便改元了,导致“本初”只有一年,也就是本初元年(公元146年)。

    和“本初”同样有趣的是:“绍”字乃继承家业或政权的意思,而且有特殊的含义。按《尔雅释诂》的解释:“绍,继也。”按《逸周书谥法解》的解释:“疏远继位曰‘绍’。”可见,袁绍在继承家业之前,其地位本来很低下疏远。按照亲缘关系来说,袁绍还有嫡兄袁基、嫡弟袁术和许多宗法地位较高的亲戚。但是最终,袁家的领导权落到了袁绍的头上,这无疑也是袁术后来痛恨袁绍,导致袁氏政治集团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

    汉朝人取本朝皇帝的年号作“名”或“字”,属于忌讳的事情吗?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了解年号的历史。

    年号本为中国独有,后来又传到日本等邻国。西汉之前,中国并无帝王年号;汉文帝将自己的在位期分为“前元”和“后元”两段,汉景帝又分为“前元”、“中元”和“后元”三段,但都不被视为严格的皇帝年号。年号的正式设立始于汉武帝,他在公元前140年即位时改年号为“建元”,此后每6年就改年号(即所谓“改元”)一次。因为是初生事物,所以西汉人并不避讳皇帝年号。汉朝人沿用先秦习惯,取“名”常用单字,取“字”常用“伯、仲、叔、季、孟、子、卿、公”等几个字。而汉朝皇帝的年号均用双字,又不会采用上述那些常用“字”,所以并不适合作人的“名”和“字”,两者暂时也就相安无事。

    因此,在东汉时期,个人取“名”和“字”无需避讳本朝皇帝的年号。直到西晋初年,陈寿作《三国志》,竟然直写“司马懿”和“司马炎”,对司马昭虽尊称“文王”,却又大书“张昭”、“董昭”等名字,说明魏晋时期并不大流行避讳。按《世说新语排调》记载,司马师、司马昭、陈泰、钟毓和钟会诸人在开玩笑时,还曾经故意触犯对方父亲的名讳。根据清朝学者周广业所著《经史避名汇考》中所作的考证,晋惠帝“*”年间,吴兴郡的“*县”改名为“武康县”,是中国第一次针对年号采取的避讳。后世的中国皇帝越来越懒于改年号,明清皇帝更完全不改年号,年号因而变得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了皇帝本人在民间的别称,再加上特务统治日益严密,避讳也就越来越严了。

    不过,联系到本初元年发生的众多突发事件,袁绍取“字”为“本初”,仍然显得那样突兀和奇异。难道他要借此纪念在本初元年发生的什么事吗?这些事件又会对袁绍的人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对袁家的历史探索得越深,我们就会发现越多这类的疑问。如果它们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东汉末年的历史就肯定不够完整。它们与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潮流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张迷宫般的大网,掩盖着那段虽然久经专家学者与人民大众的讨论和研究,却仍然疑云密布的东汉末世。希望通过本书中对有关袁绍及其时代史料的剖析,恢复他在前三国时代的历史主角地位,并引发读者更深入的思考。

    第一章本初元年:一个诡异名门的崛起

    本初元年,一个普通的年份,以“袁安困雪”闻名的袁氏家族出了一个三公,一个新的豪门诞生了。一股诡异浮上皇都城头,“当涂高”诞生了吗?

    第一节洞房里的“斗争”:新贵袁氏与元勋马氏的联姻

    公元140年,在东汉帝国首都洛阳举办了一场世人瞩目的婚礼。男方贵为九卿,女方既是海内名儒,又是开国元勋后裔。这样的豪门联姻理应隆重而热闹,可他们的婚礼却是异乎寻常的安静和短暂。更奇怪的是,新郎新娘步入洞房后,似乎并不急于享受鱼水之欢,而是在被窝里展开了一场严肃的对话……

    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是以昏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皆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升,听命于庙,所以敬慎重正昏礼也。——《礼记昏义》

    汉顺帝刘保在位的公元140年左右,在东汉帝国首都洛阳城内举办了一场备受世人关注的婚礼,因为新婚夫妇都出身显赫,有着浓厚的政治背景:新娘是海内首席大儒、南郡太守马融的女儿马伦,新郎则是当朝太仆袁汤的小儿子袁隗。

    东汉帝国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两个系统,司马彪的《续汉书百官志》对此有详细的介绍。

    在法理上,东汉中央政府的核心是皇帝本人,皇帝之下是被称为“上公”的太傅,但这个官职并不常设。太傅之下,是大将军和“三公”:太尉、司徒与司空。以上太傅、大将军、太尉、司徒与司空五大臣也被称为“宰相”,各设独立的幕僚班子,也就是所谓的“开府”。大将军之下设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三公之下设“九卿”,即太常、光禄勋、卫尉、太仆、廷尉、太鸿胪、宗正、大司农和少府。卫将军之下,又有前、后、左、右将军,以及众多将军和校尉;九卿之下,又有尚书令、御史中丞、太史令、执金吾、大长秋、光禄大夫、太子太傅、将作大匠等职,由于数量太多,就不在此详细列举了。

    东汉地方政府的建制结构并不比中央政府简单。东汉版图划分为13个州,即:司隶、豫州、冀州、兖州、徐州、青州、荆州、扬州、益州、凉州、并州、幽州、交州,每州设刺史一人(司隶无刺史,设司隶校尉),统管当地政务,并有少量军权。州以下,并设“郡”和“国”两个平等的行政单位。郡设太守,直接受刺史管辖;国设国王,国王们都是刘姓皇亲,直接向皇帝负责。郡设郡丞,国设国傅和国相,作为郡太守和国王的副官。郡下设县,常住居民满1万户以上的大县设县令,不满1万户的小县设县长。县以下,又有乡、亭、里、什、伍5等行政单位,最小的“伍”仅管辖5户居民。

    通过以上的简介可知,袁汤担任的太仆是九卿之一,属于中央官员;马融担任的南郡太守是地方官员,隶属荆州刺史管辖。秦汉官职的高低与俸禄的多少成正比,因为当时的货币经济尚不发达,俸禄都用粮食结算。太仆的俸禄级别是“中二千石”,太守的俸禄级别是“二千石”。按颜师古《汉书注百官公卿表注》中的说法,“中二千石”级别官员每月俸禄是180斛粮食,“二千石”级别官员每月俸禄是120斛粮食。以此折算,袁汤的月薪约为8500元人民币,马融的月薪约为5700元人民币。汉代的粮食生产率和经济规模远不及现代,所以这样的收入水平在当时都属于高薪,足够这些高官购置几座宅邸,娶几房妻妾,养十几个子女了。

    古人结婚都讲究门当户对,强强联合的豪门联姻在汉代并不罕见。不过,袁隗与马伦此次婚姻却是开国元勋后裔与新贵之间的联姻,马家与袁家又都是海内闻名的书香门第,其中蕴含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深不可测。

    马融的开国元勋后裔身份并非浪得虚名:他是东汉名将马援的侄孙,马融的父亲马严也是社会名流。马援南征交阯时,听说马严和弟弟马敦喜好评论他人长短,便从南方前线写信,规劝两人收敛。这封信文词恳切,富有哲理,后来以《诫兄子严、敦书》之名,被收录入《古文观止》。自从马援的女儿嫁给汉明帝为皇后之后,马家便富贵发达,与光武帝的母家樊氏、妻家郭氏与阴氏合称东汉的“外戚四姓”,子孙世袭侯爵,合称“四姓小侯”,被蔡邕誉为“婚姻帝室,世为名族”。顺帝一朝正是东汉帝国深陷汉羌战争泥潭的时代,而马家不仅是外戚和将门,而且还是关中望族,所以马融和哥哥马续、族弟马贤都被朝廷委以西北国防重任:马续任度辽将军,马贤任征西将军,马融在去荆州担任南郡太守之前,也在汉羌战争最前线的武都郡担任太守。

    戎马之余,马氏兄弟都喜好研究学问,尤以马融的名气最大,成就最高。汉顺帝时期虽然在军事方面乏善可陈,但在学术方面却取得了极大的成果。马融是传奇女学者班昭的学生,后来与张衡、王符、崔瑗、许慎等一流学者结为密友,广泛吸收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而又能取长补短,所以被公认为当时最渊博的学者。马融仿效孔子,广收门徒数千人,其中能进马家大门的有400余人,而有资格升堂入室,当面向马融请教的只有50余人。除了这不足500位高徒之外,其它的几千人只能候在门外,向那些大师兄们请教。北海人郑玄不远千里到马融家求学,过了3年都没能见上老师一面。更有甚者,马融的生活作风奢侈放~荡,经常坐在紫红色的大帐内,让学生们跪在帐前,让歌伎舞女列在周围表演,很少有学生能不分心。这个故事非常有名,所以后世的学者讲课就被称为“设帐”。

    因为过度追求时尚,“二千石”级别的俸禄难以满足马融的物质需求。为了维持自己的高档生活水平,马融利用为官之便,四处贪污纳贿,因此饱受责难,马续的女婿赵岐就因此与他绝交。这位赵岐并非无名之辈,他是最早重视并研究《孟子》的学者之一,其名著《孟子章句》至今仍是《孟子》最权威的注释参考书。后来,赵岐主持调解袁绍与公孙瓒之间的冲突,公孙瓒曾经把他比作周朝德高望重的开国元勋周公和召公。然而,马融尽管是个令亲友和民众反感的贪官,毕竟取得了巨大的学术成就,其东汉首席学术权威的地位无可动摇。

    马家人才辈出,在东汉末年的风云人物中,马日磾、马腾、马超等人都是马融的亲戚。马融的学生之中,以卢植、郑玄等人最为著名,而公孙瓒、刘备等人是卢植的学生,崔琰、程秉、国渊、郗虑、王基等人又是郑玄的学生。这样看来,马融真可谓“门生遍天下”。

    与马家不同,袁家并非东汉的开国元勋,而只能算作家族成员世代为官的所谓“公族”。新郎袁隗的父亲袁汤是光禄勋袁彭之弟,司空袁敞之侄,侍中袁京之子,司徒袁安之孙。世卿世禄的传统在中国源远流长,东汉后期虽然还称不上“下品无士族”,但“上品无寒门”却俨然已成为社会秩序的一部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家族作后盾,是难以在官场上长期立足的。

    袁家祖籍汝南郡汝阳县(今河南省周口市西),相传是虞舜的后裔。春秋时期,袁家成为陈国的主要贵族,其后代也大都定居于周边的原陈国版图境内,直到活跃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项城人袁世凯,都没有离乡远徙过。自从袁安的祖父袁良开始,这个家族在《孟氏易》的研究领域内颇有成就,受到东汉政府欣赏,兴旺发达起来,有了些豪门气象。

    汝南袁氏家族简化谱系

    袁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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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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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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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赏袁京袁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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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彭袁汤袁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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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贺袁平袁成袁逢袁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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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闳袁忠袁弘袁基袁绍袁术袁懿达袁仁达袁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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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皉袁谭袁熙袁尚袁曜

    ↓

    袁滂→袁涣

    《孟氏易》是西汉学者孟喜撰写的《易经》学专著,将战国时期新兴的阴阳学、天文学和历法学知识与传统的周易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由此创立了一个全新的易经学派。在玄妙的“卦气”领域,孟喜的建树特别多,四正卦、十二月卦、六日七分等理论都可以追溯到他的著作。但《孟氏易》中也掺杂有许多神秘主义思想,特别是它与两汉时期流行的图谶结合起来,用异常天象预测人事吉凶,成为后世许多迷信思潮的理论鼻祖。袁家世代沉迷于此书,袁绍的曾祖父袁京曾著有长达三十余万字的易学专著《难记》,袁绍的堂弟袁满来病逝时虽然只有15虚岁,也被蔡邕誉为“明习《易》学,从诲如流”,所以袁家成员的思想无法不受其毒害,后来袁绍、袁术兄弟的历史悲剧也证明了这一点。

    袁家的崛起,与东汉的时代大潮息息相关。公元60年前后,汉明帝从中亚地区引进了希腊化的佛教。在中国,佛教借助道家著作迅速本土化,同时又促进了道家思想的宗教化。早期的佛教徒和道教徒甚至宣称,释迦牟尼就是晚年经秦国西行的老子,所以佛教与道教其实是一回事。很快,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便成了中国最早的佛教徒兼道教徒。但拜佛颂道并没有给刘英带来安宁和幸福,他在公元70年被指控谋反,失去王爵,次年便自杀了。“楚王案”迅速扩大化,前后共有上万人遭到牵连,其中包括大批佛教徒、道教徒和开国元勋、知识分子。在这种局势下,袁安出任楚郡太守,致力于平反冤假错案,前后拯救了四百余家嫌疑犯的生命,从此名满天下,官运亨通。

    公元83年,袁安升任太仆,主要负责管理皇宫内的车马,并督造近卫部队使用的武器。当御驾出行时,太仆常要亲自为皇帝驾车,而坐在他们身边的,则往往是东汉政府中最有权势的大将军。汉朝人除非生病,否则很少坐轿,所以皇帝只要出远门,大将军和太仆就会和他坐在同一辆马车里。这个被称为“乘舆大驾”的同车三人组合是何等重要,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们之间说的每一句话都很可能是国家大事,而这种对话又经常发生。作为御用驾驶员,太仆虽然要集中精力驾车,却无疑能够耳闻许多重大机密,增进对时局的了解,自己也可能会时常发表一些意见来影响国策。另一方面,太仆也往往成为皇帝在朝廷里的传声筒。能够出任太仆,说明袁安的驾马车技术很高明,为人忠实可靠,不会轻易泄漏机密信息,在政治上深受皇帝的信任和器重,因而能够参予中枢决策。

    需要袁安当皇帝传声筒的时机,很快就到了。因为在匈奴政策上与汉章帝保持一致,坚持以和为贵,袁安在公元86年升任三公之一的司空,成为袁家“四世三公”中的第一人,后又出任司徒。

    升任三公以后,袁安比当九卿时增加了许多特权,这点在服饰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东汉时期,三公、九卿、诸侯们不仅有五彩斑斓的华丽官服,到了皇帝举办重大祭祀时,他们还可以戴上一尺二寸长、七寸宽的冕旒,也就是在冠上加一块系有多串玉珠、前圆后方,象征天圆地方的木板。对于冕旒的功能,《大戴礼记》的解释是这样的:“冕前面安装旒,为的是遮蔽光明;用统絖塞住耳朵,为的是令听觉迟钝。因为河水太清澈了就没有鱼,人太精明了就没有支持者。”后来,被称为“统絖”的玉珠不再塞入耳朵,而只是象征性地挂在耳边,改名叫“充耳”,于是就有了成语“充耳不闻”。无论是冕旒还是统絖,都在提醒君主和贵族大臣们,要注意抓大放小,不必什么事都管,甚至应该适当地装聋作瞎。

    东汉时期,皇帝戴的冕旒上挂有12串白玉珠,即所谓“十有二旒”。贵族、官员们戴的冕旒则不同,木版后端不系玉珠串,只有前端系,成色也较差:亲王应当戴系有9串赤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九旒”;三公与诸侯应当戴系有7串青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七旒”;九卿应当戴系有5串黑玉珠的冕旒,即所谓“五旒”。头戴冕旒、身着朝服的官员仪态非常高贵潇洒,望上去犹如神仙下凡一般。

    除了制服有改善之外,升任三公以后,袁安还有权“开府”,也就是建立自己的独立衙门,其中包括48~71名幕僚,而三公之府合称“三府”。在府中幕僚里,周瑜的高祖父、庐江人周荣最得袁安的信任。在府外,袁安还有大批追随者,特别是他的“故吏”(老下级)鲁恭尤其得力。在袁安的大力提携下,一个官官相护的新政治团体正在隐然形成之中。

    和抚匈奴的政治态度是一把双刃剑,它能让袁安平步青云,还能让袁家未来长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支持,但也让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袁安升任司空三年后,公元89年,外戚领袖、车骑将军窦宪发动了对北匈奴的战争,遭到袁安的激烈反对。甚至在窦宪凯旋归来之后,袁安的批评意见仍然不断,特别是他坚持让南匈奴返回漠北,而不是分而治之,与窦宪的意见相左。双方积怨难解,以至于窦宪多次威胁要派人刺杀袁安、周荣等人。而到了公元92年,袁安果然神秘地死去。两个月后,汉和帝便发动政变,彻底摧毁了窦宪集团。作为烈属,袁安的三个儿子:袁赏、袁京、袁敞都加官进爵。从此,这个后来被袁绍自诩为“世作辅弼,咸以文德尽忠”的家族步入了真正的政坛豪门行列。

    袁京的儿子袁汤被公认为幸福的人,幸福得令人嫉妒。他沿着祖父袁安的宦途平稳前进,在汉顺帝在位时出任太仆,离三公只有一步之遥。袁汤前后共生育了12个儿子,但其中名字见诸史书的仅有四人:袁平、袁成、袁逢,以及开篇出场的那位新郎官袁隗。其中,袁平在少年时便夭折了,所以真正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只有袁成、袁逢、袁隗这三兄弟。

    不难想象,像袁、马这种豪门联合举办的婚礼,如果放到隋唐以后,将会何等的热闹。但是,先秦与秦汉时期的婚礼文化与后世截然不同。按照儒家经典《礼记》和《仪礼》的规定,即便再显赫的家族联姻,婚礼也应当是安静和短暂的。作为一代儒宗,袁汤和马融当然不会容忍有违背《礼记》和《仪礼》的规定,也就是“失礼”的丢脸现象在自家子女的婚礼上发生。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自居,“失礼”是莫大的丑闻。孔子曾经教育自己的儿子:“不学礼,无以立!”《诗经》甚至诅咒说:“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黄昏时分,新郎袁隗应当坐着漆成乌黑色的马车,与随从们乘坐的三辆马车一起,穿过洛阳城熙熙攘攘的街道,来到马家的门口迎接新娘。婚礼就从这时开始。汉字中的“婚”字,在古代与“昏”字通假,原本指的就是黄昏时分。如果在黄昏时因故无法举行婚礼,也可以改在清晨举行。总之,无论如何,都要避开日光充足的时间段。

    婚礼之前,男方的父亲(也就是袁汤)应当先派媒人携带彩礼到女方家里去,询问女子的“名”,也就是她在姐妹中的排行序号(通常长女名“孟”、次女名“仲”、三女名“叔”、小女名“季”),这叫做“纳采”。汉朝女子和男子一样,除了“名”之外,还有“字”。男子应在他年满20虚岁的“冠礼”上取“字”,而女子则在纳采订婚之后,在象征成年的“笄礼”上取“字”,而女子的婚前人生因此也被称为“待‘字’闺中”。婚后,人们通常只称她的“字”,不再称“名”。马伦之“伦”,就是她在纳采之后取的“字”。按照蔡邕为马伦撰写的墓志铭,马伦于光和七年(公元184年)去世,享年63虚岁,所以她生于公元122年。汉代女子通常在15~20虚岁时出嫁,因此马伦与袁隗的婚礼应当举办于公元137~141年之间。

    知晓女子的“名”以后,男方就可以到自家的祖庙内占卜吉凶。如果占卜结果吉利,男方便会再派使者携带礼物到女方家中报喜,这叫做“纳吉”。然后就可以正式送聘礼,这叫做“纳征”。“纳征”以后,才可以商议并确定婚期,这叫做“请期”。纳采、纳吉、纳征、请期这四个程序要花费男方家族大量的钱财,而女方家族也应准备相应数额的嫁妆。

    婚期那一天黄昏,新郎之所以要亲自去迎接新娘,是因为中国古代奉行“男先于女”的社交原则。这次,他总算不用再带礼物了,只需要备好至少四辆马车。他将首先见到未来的岳父和岳母,岳母将亲自进屋去把女儿领出来。但是,新娘如果不同意这门婚事,也有不出屋的权力,这样婚事就只好取消。如果新娘顺从地出门,新郎就带着她、保姆和随嫁为妾者(通常是新娘的meimei和侄女,如果有的话),以及女方准备好的嫁妆,登上自家的马车,即所谓“带着你的嫁妆,带着你的meimei,一起来嫁给我。”新娘头上不罩面纱,而是戴着假发。新娘一行都必须身着黑衣,以示庄重。

    在新郎和新娘登车时,还会出现有趣的场面:新郎得亲自坐上驾车人的位置,为新娘驾一次车。这肯定是女方家族成员最喜闻乐见的场面,因为驾车人的地位总比乘车人低贱。墨家等儒家的反对者经常就此指责说,儒家居然要求新郎给新娘驾车,违反男尊女卑的社交原则,“颠覆上下,悖逆父母”,简直大不孝。其实,这种驾驶只是象征性的,仅以车轮旋转满三周为限。如果新郎不肯照办,就是“非礼”,女方便有权以此为由,取消婚礼。孔子曾经为此大发感慨说:“即便礼法要求新郎表现得这么恭谨,新娘还有不肯出嫁的啊!”可见先秦时期中国女权势力之强大。

    车轮旋转满了三周以后,新郎就会迫不及待地跳下车,登上仆人驾驶的另一辆马车,快马加鞭往回赶,力争在新娘到来之前抵达自己的家门。

    在前往丈夫宅邸的路上,新娘不会看到欢迎祝福的人群,也不会听到任何欢快的乐曲,因为这些在当时都是“非礼”的。《礼记》中明确规定:“昏礼不用乐,昏礼不贺。”就连公公和公婆都无影无踪,在门口向新娘作揖的,只有气喘吁吁的新郎及其随从。这时,天色已经要黑了,新娘家应点起蜡烛,而且三天不熄,以示对出嫁女儿的思念(如果他们买得起这么多蜡烛的话)。

    进入男方家门以后,在仆人们的协助下,疲惫的新郎和新娘卸下行装,略作休息,随即共进晚餐。按照《礼记》和《仪礼》的规定,这顿晚餐很丰盛,而且全是荤菜,必须有煮熟的猪rou、兔rou、鲫鱼和rou汤,以及黄米饭和米酒,蔬菜和水果则不宜摆上桌面。新郎和新娘同碗吃饭,同杯喝酒,以示亲热,正所谓“爱从口入,情由胃生”。

    酒足饭饱以后,天色已晚,新人准备就寝。新房的卧室里设有大帐,帐内的榻上铺着席子,女仆把枕头摆在榻的南侧,新郎应躺在东侧,新娘应躺在西侧,头冲南,脚冲北,正所谓“男左女右”。

    据《后汉书列女传》记载,新郎袁隗和新娘马伦躺进大帐内的被窝里之后,在帐外听众的密切关注之下,展开了这样一场严肃的对话:

    袁隗首先开口:“女人啊,出嫁的时候,准备好打扫卫生用的笤帚和簸箕,不就可以了嘛,何必带这么多金银珠宝来呢?”

    马伦回答:“父母过爱,送来如许多的嫁妆,我不敢拒绝。先生如果仰慕高士鲍宣和梁鸿的风格,那么我也乐意向古代的贤女少君和孟光学习。”

    袁隗又问道:“南郡太守先生的学问比泰山还高,比东海还深,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据我所闻,凡是他老人家为官之地,都盛传他有些经济问题,这又是什么缘故呀?”

    马伦回答:“孔子身为大圣人,不免受到武叔的诋毁;子路本是贤士,依然遭遇伯寮的诬告。家父在社会上名誉不佳,也在情理之中。”

    袁隗仍旧不依不饶:“我们男人娶妻有规矩,只要兄长尚未结婚,弟弟就不能定亲,否则便会沦为笑柄。但是我听说,你jiejie尚未出嫁,今天这交杯酒,你喝起来滋味如何啊?”

    马伦回答:“我jiejie品性高洁,对配偶的要求比较高。不像我,随便找个男人混日子,也就知足了。”

    终于,帐内安静下来,而在帐外旁听的袁家成员个个都羞惭得涨红了脸。

    原来,马家送来了大笔嫁妆,远远超过袁家的聘礼,袁汤听说后感到很不快。又听到社会上关于马融贪污腐败的传言,他更加担心袁家通过联姻参予分赃,会影响自己的政治前途。于是,他让儿子在新婚之夜质问新娘,也好给马家来一个下马威。

    作为名门之女,马伦对此早有准备。马融的老师班昭著有七篇《女诫》,提出七条新婚妇女守则,是后世中国大家闺秀的必读书。书中,班昭提出“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四条“妇行”,更是影响深远。作为班昭的得意门生,马融在第一时间接触到这部里程碑式的名著,并用以教授自己的妻子和女儿。马伦天性聪颖,将《女诫》背得滚瓜烂熟,深明对待丈夫要不卑不亢的妻道,被蔡邕誉为“幼从师氏四礼之教,早达窈窕德象之仪……聪明达乎中外,隐括及乎无方”,应对袁隗的提问自然胸有成竹。

    婚礼的次日清晨,新娘要准备好包括红枣和栗子(这在现代人的婚礼上肯定难得一见)在内的一篮子水果,到东厢房去拜见昨天未曾谋面的公公和公婆,正所谓“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袁汤夫妇接受新娘的水果,大家一同吃早饭,也就等于宣布承认新娘为此家庭的临时成员。之所以作这样的安排,恐怕是为了避免出现公婆对此前尚未谋面的儿媳不满意,在婚礼上要求退婚的尴尬情况出现。等到新婚之夜过去,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再加上吃了儿媳带来的水果,公婆嘴里甜丝丝的,也就不得不表现得和蔼一些。

    全家人共进早餐以后,婚礼就此暂时告一段落,为期三个月的试婚生活也就此开始。三天之内,男方家庭内不会奏乐,以示期待新娘早日怀孕。三个月试婚期内,如果新娘与夫家成员发生了不愉快的事件,或是突然死亡,甚至只是没有怀孕,试婚都可能算作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新娘不能进夫家的祖庙参加“庙见”仪式,不能入家谱,也就不能“转正”为夫家的正式成员。反之,她便可以成为丈夫的正式妻子了。毕竟,在古典时期,生育能力被认为是妇女首要的职责和最大的美德。

    显然,马伦成功地通过了袁家成员在三个月试婚期内对自己的种种考察。从此以后,袁隗、马伦这对夫妇将会度过近半个世纪和谐美满的模范家庭生活,并生育有二个儿子,取名袁懿达和袁仁达。此外,袁隗还有一个儿子叫袁满来,15虚岁时病逝。公元190年,董卓处死袁隗及其三个儿子,可见袁隗前后共生有至少4个儿子。

    按照袁隗在新婚之夜的说法,他的两个哥哥——袁成和袁逢——都已经先他结婚。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婚礼过程也应与此相似。所以至此为止,袁汤的三个儿子都已经完成了终身大事,他理应心满意足,只等着孙子们的降生了。此外,袁汤还想在官场上更上一层楼,完成袁家“三世三公”的伟业。他能够在这两方面都如愿以偿吗?

    第二节帝国危机:2世纪中叶的东汉政局

    汉和帝是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打垮北匈奴、征服西域、肃清岭南、兼并羌氐等一系列光辉业绩之后,东汉帝国拥有了空前辽阔的版图。也许是老子过于利害,和帝的后人一代不如一代,不仅外患频仍,而且几乎都是短命鬼。于是,在“尊尊亲亲”的儒家思想指导下,外戚开始掌握政坛主导权,由此开始了外戚与宦官轮流~执政的肥皂剧。袁汤父子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时代,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

    “朕秉事不明,政失厥道,天地谴怒,大变仍见。春夏连旱,寇贼弥繁,元元被害,朕甚愍之。”——汉顺帝刘保(《后汉书孝顺孝冲孝质帝纪》)

    袁汤父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从强盛走向衰败的时代,是一个从光明走向黑暗的时代,也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在打垮北匈奴,征服西域,肃清岭南,兼并羌氐这一系列光辉业绩之后,汉和帝时期的东汉帝国已经拥有了唐太宗之前无与伦比的广阔版图。然而,它也必须为自己的过度扩张付出惨痛的代价。因为遭到东汉官吏的欺侮,原本主动请求亲附的羌人群起暴~动。羌人的武器极为落后,人数也居明显劣势,但依靠自商朝以来便享誉东亚的勇气,屡次打败前来镇压的汉军。战端一起就是几十年,每年都消耗着东汉国库数以亿计的巨额军费,而且毫无停息的迹象。北方的鲜卑人在兼并了北匈奴的人民和土地之后,也开始日益频繁地sao扰东汉帝国的边境。

    与边患频仍同时,东汉帝国的内部矛盾同样迅速激化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外朝与中朝(又称内朝)之争、外戚与宦官之争,和农民的大量破产。

    按照与皇帝关系的不同,东汉帝国政府被划分为外朝与中朝两部分。外朝由层层筛选、任期有限的官吏组成,中朝则主要由世袭的皇亲国戚和任职终身的宦官组成。西汉初期,皇帝的权利受到诸多限制,除了散布于帝国各地的诸侯王国之外,外朝的相权也十分巨大,常能够决定皇位的归属。汉武帝大力架空丞相,设立超越相权的大将军职位,赐予自己的外戚卫青,并加强以尚书台为主的皇帝私人幕僚集团,组成了足以与外朝抗衡的中朝系统。王莽为进一步削弱外朝,按照他奉若圭臬的周代古经《周礼》,将西汉外朝的最高职务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改名为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又增设位在三公之上、号称“上公”的太师、太傅、太保,从礼法上限制三公的实权。这类举措显然有利于皇权的巩固,所以刘秀即位之后,废除了王莽颁行的所有法律制度,但保留太傅和新“三公”——大司徒、大司马和大司空,只是后来把大司徒改名为司徒,大司马改名为太尉,大司空改名为司空而已。

    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丧失了“大”字头衔的东汉“三公”,权力较以往更受限制。原本,司徒掌管民政,司空掌管经济和监察,而如今行政权、财务权与监察权已被尚书台与御史台瓜分殆尽;太尉原本掌管军事,而兵权实在大将军手中。东汉时期,无论是太傅,还是三公,都只有在兼职“录尚书事”之后,才能参予整个中枢决策过程。但是,外朝成员的文化素质更高,社会脉络更多,又负责挑选和推荐下级官吏(即所谓“选举”),因此他们竞相施展政治智能,与中朝争权夺利,而且卓有成效。

    中外朝权力之争,贯串着整个东汉帝国的历史。直到三国时期,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还不忘告诫后主刘禅:“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里的“宫中”,即中朝;“府中”,即外朝。中外朝相争的局面,本来是汉朝皇帝们精心设计,肯定也乐于看到的。但如果两派斗争过于激烈,连皇权也无法加以有效控制,任其恶性发展,最终便会损害到整个帝国的利益。

    导致中外朝相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汉代最高统治者的治国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的汉朝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视儒学的时期,统治者事无大小,定要引经据典,在儒家圣贤的著作中找到支持自己主张的理论依据。受儒家思想熏染,汉代的人事制度遵循孔子崇尚的“仁义”准则,讲究“亲、贤并举”。按照儒家经典《礼记中庸》记载,“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也就是说,在人事制度范畴内,“仁”等于用人唯亲,“义”等于用人唯贤。正如《淮南子齐俗训》所说,鲁国“尊尊亲亲”,用人唯亲,国家虽难以富强,但朝代可以长久;齐国“举贤而上功”,用人唯贤,国家可以迅速富强,但朝代必然迅速更替。秦始皇见诸侯用人唯亲,国家衰弱,便坚持用人唯贤,自己贵为天子,而亲属若无功勋,也只能做平民,结果秦朝很快灭亡。汉高祖、汉文帝和贾谊等人总结前代经验,“以霸、王道杂之”,仁、义兼施,亲、贤并举,实行“世袭贵族分封制”和“郡县官僚考核制”共存的“一国两制”。西汉初期由于政权不稳定,所以政策倾向于“尊尊亲亲”,导致诸侯王坐大。汉景帝和汉武帝打击旧贵族,但并不消灭分封制,而是采取抑制的办法,在“仁”与“义”之间找到了一个较好的平衡点,终于迎来盛世。

    但“尊”的对象不光是父亲,还有母亲;“亲”的对象也不光是兄弟子女,还有妻子的家族,即外戚。西汉后期外戚坐大,无形中令“仁”又压倒了“义”,结果导致王莽篡位。光武帝并未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东汉一朝,“仁”高于“义”,“尊亲”重于“上贤”的风气始终未能改变,结果导致以外戚和宦官为核心的中朝长期保持压倒性的强势地位,而帝国则逐步走向衰败。

    由于有皇帝的偏袒,加上制度上的优势,在中、外朝相争中,中朝往往能够占据上风。到了东汉中叶,一批少年皇帝连续登场,更标志着中朝的大获全胜。但是,小皇帝总有一天要成年,随即对曾经拿他当傀儡耍的中朝大员们发动报复。东汉的第一位小皇帝——即位时年方10虚岁的汉和帝刘肇,便在14虚岁那年联合两位兄长——废太子刘庆和千乘王刘伉,以及几名宦官,突然发动政变,逼迫北匈奴的征服者、大将军窦宪自杀。汉和帝从此大权独揽,宦官的地位从此突飞猛进,外戚和宦官之间的长期权力斗争也从此展开。

    严格地讲,外戚和宦官都属于中朝集团,他们之间的斗争属于内讧。所以,外朝官员既鄙视外戚和宦官,又乐于为它们之间的争斗推波助澜。东汉一朝的外戚领袖往往是皇太后的父亲或兄弟,他们通常都出任大将军,也兼任中朝集团的领袖。不过,以中常侍和黄门为首的宦官集团在皇帝的支持下,迟早会挑战大将军的权威。相对来说,宦官的立场更接近于皇室,外戚的立场更接近于外朝。不言而喻,这种斗争是一种极为复杂、而又极其危险的政治游戏,最终发展成一种东汉式的宫廷肥皂剧:

    皇帝驾崩→以皇后和大将军为首的外戚联合宦官,册立小皇帝→外戚专权

    ↑↓

    外戚从宦官手中夺回权力小皇帝成年

    ↑↓

    皇帝册立新皇后,建立新外戚集团←宦官专权←皇帝联合宦官打击外戚,杀大将军全家

    造成这种肥皂剧重复上演的直接原因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大多数的东汉皇帝活得太短,往往在太子还年幼、甚至尚未出世前,便不明不白地驾崩了,从而使得外戚和宦官有册立小皇帝的机会。可想而知,多数东汉皇帝的死亡原因都不太正常,这不能归罪于个别官员道德败坏,而是由东汉帝国的制度决定的。

    当皇亲国戚和朝廷大员们把过多的精力投入到争权夺利之中时,民生问题自然就很容易被忽视。公元2世纪是一个全球气温变冷的时代,世界各地的粮食产量都受到严重影响,东亚地区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加上地震、洪水、旱灾、蝗虫接踵而至,占东汉帝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农民生活质量急遽下降,几乎每年都产生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灾民。由于深陷汉羌战争的泥潭,各级权贵们又巧取豪夺,帝国政府囊中羞涩,根本拿不出足够的物资和经费来赈灾。因为职责所系,外朝官员更容易了解各地的实际情况,也比较接触到下层民众,更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所以也就更会义愤填膺,对中朝领袖热衷于册立小皇帝的自私举动嗤之以鼻,但有勇气敢于公开唱反调的官员并不多。曾经盛极一时的东汉帝国,就这样喝着自酿的慢性毒酒,在百病缠身中缓慢而又绝望地走向衰亡。

    所有这些问题和矛盾,全都悲剧性地集中体现在建康元年(公元144年)内。这个年号虽然很吉祥,却不能给行将没落的东汉帝国带来一丝一毫的健康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