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西州的布价

    唐代西州的布价

    ——从物价看古代中国的棉纺织业

    赵冈

    在《中国棉业史》一书中，我们指出棉纺织业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一件奇特事实。在公元前二世纪或更早一些，棉花及棉纺织品已经传人中国，但是大约经过了一千余年之久，棉花的种植及棉布的生产始终局限於边疆地区，未能在中原地区或长江流域广泛传播。譬如说，从西域传人的棉花，不但有清楚可靠的文献记载，而且还有出土的实物如棉布及棉籽证明。棉花传人西域的时间，起码可以追溯到公元二世纪，它是从西巴基斯坦进入新疆的吐鲁番盆地，当地人称其为白叠。这些在《旧唐书》及《南史》中的《高昌传》，都有明确的记载。高昌即吐鲁番。唐贞观十三年(639)平高昌，置西州都督府，属河西道。故《唐六典》记载说“西州出白毡”。白毡即白叠，棉布也。可是棉花的种植直到十三世纪前不久，才经过河西走廊，传到陕北一带。元朝孟祺，在1273年奉旨编刊《农桑辑要》。其卷二说：

    木棉亦西域所产，近岁以来……种於陕右。

    这种缓慢的推移，是一件奇怪的事。根据经济学原理来判断，最合理的解释是当时棉布的生产成本太高，无法与中国固有的纺织品(丝绸与麻布)相抗衡，因而棉花在中原地区无法变成有利可图的技术作物。棉花种植的传播过程，是受到棉布在市场上竞争力的影响。这种论断只是按常理推测，想当然耳，并没有任何史料可以直接证明棉布在中国古代市场上的竞争力强弱。严格说来，以上的推断只是一个假说，有待证明。

    最近，我在日本京都的龙谷大学看到他们所收藏的“吐鲁番文书”，其中有不少唐代西州的布价资料。我们上述的推断，才得到了具体史料的证明。龙谷大学是由佛教团体创办的。几十年以前，他们组织了一个大谷探险队，前往中国新疆地区去寻觅有关佛教的史料，不意竟得到一大批出土的古文书，其中有许多田赋及物价的资料。其中的布价资料，大体是唐代西州地区在天宝四至六载前後的事。

    首先要解释一下唐代“市”的组织与惯例，以及物品价格的性质。据唐代《关市令》：

    诸市每肆立标，题行名。市司准货物时价为三等，十日为一簿，在市案记，季别各申本司。

    政府对於一般商品市场有相当严格的管理。每家商店(肆)要有注册店名，并标明价格。每样货物依品质分上中下三等。每十天调查物价一次。每种等级的商品售价又分三种，即高价、中价、低价，当时称马上估(或值)、次估、下估。其中间价格，即次估，可以视为市场的平均价格。很显然，唐代的政令推行得极彻底，即令是远在边陲的西州市场也是奉行此种贸易制度。

    根据龙谷大学所藏吐鲁番文书第一二一。号及二三七三号，农户们“种緤”。许许多多文献证明，白叠又称白緤，即棉花的汉文译名。种緤就是种植棉花。可见棉花已是当地所产，而非进口原料。当地市场有棉花买卖。据第三○八○号文书：

    緤花壹斤，上直钱七文，次(下残)。

    緤花不分等，可见品种单纯，质量匀齐划一。第三○八○号及三。五七号文书所载棉布的价格如下：

    细緤壹尺，上直钱肆拾伍文，次肆拾肆文，下肆拾叁文。

    次緤壹尺，上直钱叁拾文，次贰拾伍文，下贰拾文。

    麁緤壹尺，上直钱拾壹文，次壹拾文。

    棉布分上中下三等，麁缫即粗棉布。

    从上述的物价，我们可以看出几点重要之事。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棉花与棉布的差价。所谓緤花是否已去籽不得而知，现在不妨假设它是指未去籽的棉花。即令如此，棉花与棉布的差价也是惊人的巨大。如果按窄幅布计算，一斤棉花可以织成数丈粗棉布，织细布则更长。但是当时西州一斤棉花的价值竟比一尺粗棉布的价钱还低。这表示种棉不难，但织布极难。根据近年在新疆古墓中出土的棉籽，当时所种之棉种是所谓的旧大陆非洲棉，即後来中国所谓的草棉。此棉种耐乾旱，适於中国西北边疆的气候，它的生长期短，只要一百三十天就可。所以种植棉花不难。但是此棉种的棉丝与棉籽附着坚固，脱子不易，在大弹弓发明以前，去籽是一道很费时的工序。此棉种纤维过短，纺起纱来也很费力。此外，西北边疆的气候过於乾燥，湿度很小，织布时棉纱易断。由於这种种原因，由棉花织成布的过程中一定要消耗大量的人力。原料价格与成品价格之间，才有如此巨大的差额。

    其次，我们可以注意到，上中下三等棉布的价格相差也极大。细缫中估之数几乎是次缫中估的两倍，而是粗缫中估的四倍有余。这一点也同样说明当时生产棉布的技术困难。草棉纤维短，只适於织粗布。如果一定要生产高级的细布，则一定要有特种设备，增加室内的湿度，然後慢慢地纺出细纱，织出均匀的细布。西嶋定生在其《中国经济史研究》第754页，曾引用元朝文献所记载的某地棉布价格：上等每尺伍钱，中等每尺肆钱，下等每尺叁钱。足见棉纺织技术改进以後，生产高级品与生产低级品之间的成本差距便逐渐缩小。这种差价之比较，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可以显示生产成本的变化。

    我们也可以注意每种商品本身价格的变化。所谓某物的上估、中估、下估，可以视为是在一句(十天)内的物价波动，而中估则可视为是该期间内该物品的平均价格。从上列的资料来看，细鲽的价格波动幅度最小，最高价比最低价不过高出4.6％。次緤的最高价比最低价则高於50％。有关粗布的资料残缺，没有下估数字。其上估比中估高10％。从经济学原理来判断，这种价格波动幅度大小可能是反映这些商品的需求弹性。细緤在当时很可能是极高级的奢侈品，需求弹性极高，所以价格波动不大。次蝶及麁緤则购用的人多，需求弹性很小，所以价格的变动幅度大得多。

    此外尚有一种可能。细緤因为质量均匀耐久，被当地人用以作为类似货币的流通手段，因而它与钱币的比价显得如此稳定，而次缫及麁緤则是纯粹的商品，其市价随时变动。吐鲁番文书中有不少记载人民以布緤缴纳地租与国家的赋税(如第5824号，2828号等)。唐代政府课徵实物本是全国通行的制度，尚无法证明棉布在吐鲁番地区已被当作货币来支付。但是近年新疆出土的文物中发现有借贷的契约。也是以棉布为单位。例如发掘的第326号墓中有一张西魏大统十七年(551)的借贷契约，借方在三月二Et借了六十匹叠，到八月时应偿还九十匹叠。此处很像是以棉布为流通手段。这也许就是细緤价格稳定的原因。

    更值得注意的是棉布与其他纺织品的比价。这些比价才真正说明棉布与其代用品的竞争能力。在棉花传人中国以前，中国的传统纺织品是丝织品与麻织品。中国使用这两种纤维的历史悠久，其生产技术早巳相当发达，生产成本已经降低。丝绸是属於高级衣料，富裕人家使用。麻布则属於大众化的纺织品。由於棉花的特性及其纤维构造，丝麻的生产技术不能完全适用於棉纺织生产上，而必须独立研创特殊的工具与技术来应付其特有的工序。棉布能否与丝麻纺织品在市场上竞争，就要看它的生产成本高低。

    吐鲁番文书中除了緤布的价格外，还有其他纺织品的价格资料。让我们先看麻布的价格。第3083号文书中开列有火麻布价格，每端(五十尺)上估五百文，中估四百九十文，下估四百八十文。如果折合成每尺价格，火麻布比粗缫还略便宜。火麻即黄麻。不过火麻布是否是西州本地所产，此处无法判断。不过，吐鲁番文书中(3083号)载有维州布的价格。维州在今四川理县。想来这是维州出产的麻布，运至西州市场销售者。其价格是每端上估四百五十文，中估四百文，下估三百八十文，比粗棉布便宜约百分之廿。很显然，西州当地出产最劣等的棉布，比外来的麻布还要贵，其竞争能力不强，自是意中事。如果把粗棉布运至四川维州，恐怕得卖八百文一端才能够本，而当地生产的麻布价格恐怕会低到只有二百文一端，棉布何来销路。

    现在让我们再看一看高级棉布。细緤价为粗缫的四倍多。不过细缫质量好，是高级纺织品，应与丝绸竞争。据3073号文书，各色货平均价格(中估)如下：

    细绵紬每尺四十五文。

    次棉紬每尺四十文。

    绫一尺六十五文。

    生绢一匹(四十尺)四百六十文。

    可见细缫价格只比绫低一些，比其他丝织品都贵。在这裹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丝织品是否是西州当地所产。从其他史料来看，唐时西州似乎已经能生产一些丝织品。但是想来技术不够熟练，成本偏高。内地运来的丝绸应该更便宜点。果然，文书中就有这样的资料：

    河南府生絁一匹，中估六百四十文。

    陕州絁一匹，中估六百二十文。

    梓州小练一匹，中估三百八十文。

    这些纺织品的价格就低得多。如果不要运费，它们在原产地的价格定然更低。

    总之，从这些物价资料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唐代西北边疆地区的棉布生产，成本十分偏高，无法与内地生产的丝绸麻布相抗衡。少量棉布进入中原地区的市场，只因有些人出於好奇心，要买这种洋货。农民们无意种植棉花，因为无利可图。

    *本文原载《幼狮月刊》46卷6期，1977年。

    *赵冈，美国密西根大学博士，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