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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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商品性农业发展和农产品的商品化在广义农业的许多方面均有所表现，不仅表现在粮食作物的种植生产、大量销售和磨粉、酿酒、榨油等农产品的技术加工业方面，而且表现在茶叶、甘蔗、桑、麻、棉花、蔬菜、水果、花卉、药材等经济作物的种植生产以及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副业等方面。虽然各个方面表现出来的商品性发展水平和商品化转化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共同代表了唐代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新的态势和动向，所显示出来的经济意义以及由此推动的社会变迁无疑是值得重视的，不过也不宜评价太高。

    关键词：商品性农业；农产品商品化；经济发展；社会变迁

    如所周知，农业是我国封建帝制时代最为重要的经济部门，广义的农业不仅包括粮食以及经济作物的种植业，而且包括畜牧业、林业、渔业和家庭副业等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然仍是封建农业的主导形式，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农业中有着明确的商品生产目的的成分即商品性农业，以及农产品在各种情况下向商品的转化即农产品的商品化，也势必有所增长和发展。本文即从广义农业的概念出发，来探讨唐代商品性农业发展以及农产品商品化的总体情形，并对这种发展和转化做出一点分析和评价。

    商品性农业和农产品的商品化是有所区别的，不过也很难截然分开。前者的农产品生产出来“不仅是为了供生产者使用，而且也是为了交换的目的，就是说，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生产的”。[1](P381)后者的农产品不一定有着这样明确的商品生产目的，但农产品在各种情况下也实现了向商品的转化，因此两者又都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商品性农业以及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和转化情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窥其概要。

    一、粮食作物的种植生产及农产品技术加工方面

    随着灌溉水利的兴修，耕地面积的扩大，耕作制度的改进，曲辕犁、筒车等先进生产工具的推广，经过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作，唐代农业到玄宗朝发展到了高峰。史载“开元、天宝之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人家粮储，皆及数岁，太仓委积，陈腐不可较量”，[2](卷830元结《问进士》，P3860)出现了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可喜局面。安史之乱后，北方黄河流域农业遭受严重破坏，南方长江流域成为全国粮食主产区和商品粮基地。权德舆称“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2](卷486权德舆《论江淮水灾上疏》，P4962)杜牧称浙东一带“机杼耕稼，提封九州，其间茧税鱼盐，衣食半天下”；[3](卷14《崔公行状》)僖宗诏称“湖南、江西管内诸郡，出米至多”。[2](卷89《南郊赦文》，P933)唐代农业经济的较高水平，使得商品性农业发展的趋势有所增强，农产品的商品化也相当广泛。

    1、粮食的商品性生产粮食作物的种植生产是农业的主要部门，反映唐代粮食生产有着明确的商品粮生产目的的史料已屡见史籍。《太平广记》卷172《赵和》条引《唐阙史》载：“楚州淮阴农，比庄俱以丰岁而货殖焉。其东邻则拓腴田数百亩，资镪未满，因以庄券质于西邻，贷缗百万。契书显验，且言来岁赍本利以赎。至期，果以腴田获利甚博，备财赎契。”文中说淮阴之农“比庄俱以丰岁而货殖”，可见淮阴地区的粮食商品性生产已形成了一定规模。东邻经营着数百亩腴田，应属当地商品粮生产中的大户。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东邻胆识、眼光俱佳，敢于以庄宅作为抵押，贷款经营，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唐初诗人王梵志说富饶田舍儿“窖内多埋谷，寻常愿米贵”。[4](P346)既“愿米贵”，可见富饶之田所产粮食也是为了出卖，而且希望卖得好价钱。李华说润州练塘周围四十里，“其旁大族强家，泄流为田，专利上腴，亩收倍钟，富剧yin衍”；[2](卷314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P3193)刘允文说苏州常熟塘“左右惟强家大族，畴接壤利，动涉千顷，年登万箱”。[2](卷713刘允文《苏州新开常熟塘碑铭》，P7324)这些大族豪家拥有大面积农田，获粮甚多，自然也不是仅仅为了自食自足，而是“专利上腴”，要出售粮食以营利的。中小地主和个体小农也有从事商品粮生产的，如漳浦人林昌业“有良田数顷，曾欲舂谷为米，载诣州货之”[5](卷355《林昌业》条引《稽神录》)；又如洪州胡氏靠农桑致富，“其家令此子主船载麦，溯流诣州市”。[5](卷374《胡氏子》条引《录异记》)灵池县村民“将豆、麦入城货卖，收市盐、酪”。[6](卷8)这些事例都是将所产粮食运往州县官市出售，属自产自销。此外，中唐以后官僚、地主、寺观的各类田庄走着亦农亦工商的经营路子，生产的大量粮食也是作为商品粮出卖的。《北梦琐言》卷3《韦宙相足谷翁》条载，“唐相国韦公宙，善治生，江陵府东有别业，良田美产，最号膏腴，而积稻如坻，皆为滞穗。大中初，除广州节度使。宣宗以番禺珠翠之地，垂贪泉之戒。从容奏对曰：‘江陵庄积谷尚有七千堆，固无所贪。’宣皇曰：‘此可谓之足谷翁也。’”韦宙囤积如山的粮食不可能长期储存，也是自家怎么吃也吃不完的，绝大部分是要售卖以获利的。

    唐代粮食的商品性生产还表现在农产品的加工业方面。列宁指出：“当农业同农作物的技术加工（如磨粉、榨油、制马铃薯淀粉、酿酒等等）结合在一起……在这种场合下，农业将是商业性的，而不是自然的。”[7](P119－120)唐代磨粉业——碾硙业“首先是作为营利事业而发达的”。[8](P360)碾硙业有着多种所有制形式，唐各级政府部门有官营的碾硙业，一般采用租赁经营方式，政府收取租课、斛斗、绢、絁、丝、草等实物，或者铜币现钱，即赁值有实物租和货币租两种形式。这些赁值的获取虽存有权力强制性成分，但主要属于商业运作，有着商品性经营的性质。承租者依靠租赁碾硙生活，在交完赁值后所剩的面粉、米粉等自不会全部用于消费，必有一部分或者大部分要卖出，也有着商品性经营的一定目的。唐代碾硙业主要为有权有势的统治阶层所有。唐都长安是一个拥有百万人口以上的国际化大都市，粮食需求巨大，从事粮食生意能获暴利。在长安周围的河渠上，特别是郑、白二渠上，贵族官僚、豪家地主、富商大贾兴建了许多用水力作为动力的碾硙，进行粮食的粉碎加工，从事磨面磨粉生意。高宗永徽六年，雍州长史长孙祥上奏说，“往日郑、白渠，溉田四万余顷，今为富僧大贾，竞造碾碨，止溉一万许顷”。[9](卷1《关内道一》，P11)玄宗时，宦官高力士“于京城西北截沣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碾麦三百斛”。[10](卷184《高力士传》，P4758)宰相李林甫也“京城邸第，田园水硙，利尽上腴”。[10](卷106《李林甫传》，P3238)代宗“大历初，李栖筠为工部侍郎，时关中沃野千里，旧资郑、白二渠，为豪家贵戚雍隔上流，置私碾百余所，以收末利，农夫所得十夺六、七”。[11](卷497《邦计部.河渠二》)这些权势富家拥有的碾硙业生产能力很强，所得大量面粉主要是“以收末利”，即进行商业营利，商品生产的目的十分突出。

    民间个体碾硙业一般多使用畜力。《太平广记》卷363《王愬》条引《干●子》载德宗建中年间，王愬家住广陵，“同曲磨家，二牛暴死”。《酉阳杂俎续集》卷一《支诺皋上》载“临洛市中，百姓有推磨盲骡无故死”。北方的幽州有“磨行”，[12]应是磨面业的行业组织。个体碾硙有合伙经营的情况，《对硙分利不平判》判题说吴丙与王丁“共有硙”，吴丙因疑心分利不均而与王丁打起了官司。[2](卷983，P10178)宪宗元和六年五月，京兆尹奏：“准敕，差右神策子弟穿淘洨渠功并造斗门及买渠地价，请官中与硙户分出。”[11](卷497《邦计部.河渠二》)宣宗大中年间，京畿地区“百姓多端以麦造面，入城贸易”，[13](卷90《和籴》，P1944)形成了一定的商业规模。总体而言，民间个体碾硙业的经济总量有限，但“磨家”、“硙户”、“磨行”的出现，说明已有民户脱离了农作，专门从事磨面，在一些地区还形成了磨面业的行会组织。磨家、硙户等专事磨面，走专业化生产的路子，必是明确的商品性经营。此外，唐代碾硙可以买卖，也是碾硙业商品性经营的具体表现。

    唐代酒主要是粮食发酵酒，也有水果酒，酿酒业的商品性经营取得了显著发展，营利性的酒楼、酒肆、酒店、旗亭等分布城乡各地，一片繁荣。史载玄宗开元天宝年间，“东至宋、汴，西至歧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14](卷7《食货.历代盛衰户口》，P152)刘禹锡《堤上行三首》也说：“春堤缭绕水徘徊，酒舍旗亭次第开。日晚上楼招估客，轲峨大艑落帆来。”[15](卷365，P4111)大小城市中的酒店更多，唐人诗文中多有反映，不胜枚举。还有胡姬开的酒店，贺朝《赠酒店胡姬》诗云：“胡姬春酒店，弦管夜锵锵。红毯铺新月，貂裘坐薄霜。玉盘初脍鲤，金鼎正烹羊。上客无劳散，听歌乐世娘。”[15](卷117，P1181)李肇《唐国史补》卷下还记载了各地的名酒，曰：“酒则有郢州之富水，乌程之若下，荥阳之土窟春，富平之石冻春，剑南之烧春，河东之干和蒲萄，岭南之灵溪、博罗，宣城之九酝，浔阳之湓水，京城之西市腔、虾蟆陵、郎官清、阿婆清。”共计14个著名品牌。唐代水果酒主要是葡萄酒，主产于河东地区。《新唐书》卷39《地理志三》载太原土贡有葡萄酒。唐代酿酒业的详细情况可参见王赛时《唐代酿酒业初探》一文。[16]

    唐代榨油业、制酱业、酿醋业的商品性经营也有一定发展。《太平广记》卷138《齐州民》条引《玉堂闲话》载“齐州有一富家翁，郡人呼为刘十郎，以鬻醋、油为业”；卷395《庐山卖油者》引《稽神录》载“庐山卖油者……恒以鱼膏杂油中，以图厚利”，在油中掺假以谋不义之财。《北梦琐言》卷1《日本国王子棋》载宣宗时简州“部民有油客子者姓邓，能棋”，靠卖油发家致富，被贪官简州刺史安重霸刁难，“以中金十铤获免”，[17]可见这位邓姓油客积累了不少财富。唐代幽州有“油行”，[12]形成了同业组织和相当的产售规模，其它城市的官市中也应有固定的油行。《酉阳杂俎》卷15《诺皋记下》记长安宣平坊晚间有张帽驱驴驮桶卖油者，所卖油质优价廉，学界一般认为其商业经营活动已经突破官市限制，反映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载有出售麦酢、糠酢、曲、豆黄、酪的“酱□行”，胡如雷先生认为即是“酱醋行”。[18]（P158－172）《太平广记》卷440《卖醋人》条引《稽神录》载“建康有卖醋人某者”。吐鲁番阿斯塔那184号墓所出《唐家用帐》载“卅买酱，十八买酢”，[19]（P294）即用了三十文铜钱买酱，用了十八文铜钱买醋，酱醋成为寻常百姓家的日用消费品。

    当然，农产品的技术加工是以粮食等产量的增多为基础和前提的，农业所提供的剩余产品越多，其进一步的加工业也就越发展。西嵨定生先生研究指出，小麦在黄河流域的普遍种植是唐代北方碾硙业大规模流行的原因。[20]（P174）所以，磨粉、酿酒、酿醋、制酱等粮食技术加工业集中反映了粮食的商品性经营情形。

    2、粮食商品化情形反映唐代粮食商品化的史料很多，一是表现在粮食的流通贩运方面，二是表现在粮食的市场销售方面，均表明粮食已经成为普通和大宗的商品，粮食的商品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和规模。

    唐代粮食的流通贩运有短距离的，更有长途的，而且长途的流通贩运形成了很大规模。研究表明，唐代粮食的流通贩运打破了先前“千里不贩籴”的局面，说明粮食作为商品运销已具有了相当的营利性。这里面有政府籴入粜出的地区间的粮价平衡和财政收益，也有商人的大量运营。符载《江州录事参军厅壁记》载：“寻阳古郡也，地方千里，江涵九派，缗钱粟帛，动盈万数，加以四方士庶，旦夕环至，驾车乘舟，叠毂联樯。”[2](卷689，P7057)可证寻阳地区粮运的繁忙。《唐会要》卷90《闭籴》条记载了玄、肃、代、宣、懿诸朝禁止诸道州县闭籴，方便商人进行粮食贩运的敕令。[13](卷90《闭籴》，P1941－1942)文宗《命御史巡定诸道米价敕》有云，“江淮物价不等，米商不行”。[21](卷111)既称“米商”，可见有不少专门从事粮食运销的商人。杜诗“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15](卷218杜甫《后出塞五首》，P2293)“吴门转粟帛，泛海陵蓬莱”，[15](卷222杜甫《昔游》，P2358)反映出江淮地区的稻米经海路长途北运。李白在诗中说江河之中“结缆排鱼网，连樯并米船”。[15](卷232李白《舟中》，P2560)均可证明唐代粮食贩运流通的规模之大和运营之忙。

    除以上概括性的史籍记载外，具体的粮食运销也有实例。宪宗元和三年，卢坦出任宣歙观察使，当地遭遇严重旱灾，粮价日高，有官吏请求采取措施加以抑制。卢坦不同意，认为“宣、歙土狭谷少，所仰四方之来者，若价贱，则商船不复来，益困矣”。后来，“米斗二百，商旅辅凑”，[22](卷237元和三年七月条，P7653)大批粮食涌入，粮价遂得以平抑。元和六年，凤翔节度使李惟简扶助农桑，“益市耕牛，铸农器，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增垦田数十万亩。属岁屡稔，公私有余，贩者流及他方”。[22](卷238元和六年五月条，P7684)《太平广记》卷31《李珏》条引《续仙传》载：“李珏，广陵江阳人也，世居城市，贩籴自业。而珏性端谨，异于常辈。年十五时，父适他行，以珏专贩事。人有籴者，与籴，珏即授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计时之贵贱，一斗只求两文利，以资父母。岁月既深，衣食甚丰。父怪而问之，具以实对，父曰：‘吾之所业，同流中无不用出入升斗，出轻入重，以规厚利。虽官司以春秋较榷，终莫断其弊……后父母殁，及珏年八十余，不改其业。”李珏一家“世居城市，贩籴自业”，是一个专门从事粮食买卖的世家，而且经营有道，薄利多销，效益良好。

    粮食的市场销售既表现在各级官市中的粮食交易，也表现在地方草市、墟市中的粮食交易。京师长安东、西两市店肆林立，其中就有专门的粮食行。建中元年，德宗下诏强调继续推行好常平法，说“自今以后，忽米价贵时，宜量出官米十万石，麦十万石，每日量付两市行人，下价粜货。”[10](卷49《食货志下》，P2125)是将官粮交给两市粮食行行头负责平稳粮价。长安粮食行中还有“麸行”，有“卖麸家”经营其中。[23](卷15《诺皋记下》)幽州范阳郡的粮食行有米行、大米行、粳米行、白米行、麸行等。[12]《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记载的也有谷麦行、米面行、酱□行等，并记各类粮食“上、次、下”质量三等的官方指导价，其中明确提到的有白面、北庭面等，说明销售粮食的行已经形成为专门的商业组织，呈现出专业化、规模化的经营特点。《资治通鉴》卷199载高宗永徽五年“大稔，洛州粟米斗两钱半，秔米斗十一钱”；卷212载玄宗开元十三年“东都斗米十五钱，青、齐五钱，粟三钱。”到天宝年间，“海内富贵，米斗之价钱十三，青、齐间斗才三钱”。[24](卷51《食货志一》，P1346)而“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14](卷7《食货.历代盛衰户口》，P152)指的都是官市上的粮价。唐代粮食销售很普遍，各地都有粮市。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了登州、莱州、青州、齐州等地不同的粟米、粳米价格，悬殊较大，完全是市场价格。《唐国史补》卷中记载，“江淮贾人，积米以待踊贵，图画为人，持钱一千买米一斗，以悬于市”。通过广告手段以招揽消费者，显然是为了把囤积起来的米以较高的价格迅速卖出去。《唐大诏令集》卷117《遣使宣抚诸道诏》说：“访闻江淮诸道，富商大贾，并诸寺冠，多滞积贮，坐求善价，莫就贫人，致令闾里之间，翔贵转甚。”许多人从事粮食的囤积居奇以谋利。文宗太和六年，河中晋绛地区发生旱灾和蝗灾，“粟价暴踊，豪门闭籴，以邀善价。（王）起严诫储蓄之家，出粟于市，隐者致之于法，由是民获济焉”。[10](卷164《王播传附弟王起传》，P4279)《太平广记》卷350《浮梁县令》条引《纂异记》载：“浮梁张令，家业蔓延江淮间，累金积粟，不可胜计。”《云笈七签》卷121《道教灵验记》载庐州巢县人秦万，“家富，开米、面、彩帛之肆，常用长尺、大斗以买，短尺、小斗以卖，虽良友劝之，终不改悔。”《太平广记》卷244《龙昌裔》条引《稽神录》载，“庐陵人龙昌裔有米数千斛粜”。吐鲁番阿斯塔那184号墓所出《唐家用帐》载“五月五日，六十籴面”，[19](P294)即用了六十文铜钱买面。这些都说明粮食作为商品被广泛出售，粮食运输繁忙，需求旺盛。

    二、经济作物的种植生产方面

    唐代商品性农业的发展还表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开发方面，其中茶叶的商品性生产是最为突出的亮点。桑麻棉花、甘蔗、水果、蔬菜以及药材、花卉等的种植生产，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商品性经营和商品化趋势。

    1、茶叶的商品性生产唐代茶叶生产已经完成了从采摘野生茶叶到科学种植茶叶的转化，生产方式有了质的飞跃，在茶树栽培、茶园管理及茶叶制作方面均取得了长足进步。唐代茶叶的商品性生产自唐中期以后异军突起，不仅表现在茶叶产量的巨大、茶叶名品的涌现上，而且表现在茶叶贸易的繁荣以及庞大茶叶消费市场的形成上。这可从以下典型史料得到证明。唐德宗朝朝散大夫封演所撰《封氏闻见记》卷6《饮茶》载玄宗开元年间，饮茶风俗迅速从南方长江流域漫延到北方黄河流域，“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其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穆宗长庆元年李珏奏疏有云：“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既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10](卷173《李珏传》，P4503－4504)陆羽《茶经》卷下《六之饮》也载饮茶在“两都荆俞间，以为比屋之饮”，足见饮茶之俗已经风靡全国，贵贱皆好，茶叶迅速成为大宗商品并广泛流通，南茶北运通畅繁忙，茶叶贸易热闹非凡。而这又反过来促使各地产茶区涌现出了众多名优茶叶，陆羽《茶经》、裴汶《茶述》、李肇《唐国史补》皆有举列，以《唐国史补》记载最祥，曰：“风俗贵茶，茶之名品益众，剑南有蒙顶石花，或小方，或散牙，号为第一；湖州有顾渚之紫笋；东川有神泉、小团、昌明、兽目；峡州有碧涧、明月、芳蕊、茱萸；福州有方山之露牙；夔州有香山；江陵有南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浥湖之含膏；常州有义兴之紫笋；婺州有东白；陆州有鸠●；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寿州有霍山黄牙；蕲州有蕲门团黄，而浮梁之商货不在焉。”真可谓名品繁多，争香斗芳。据史籍记载，许多名茶还作为商品流入到吐蕃和回纥地区，德宗贞元以后并出现了大规模的与回纥之间的茶马贸易。这一切表明茶叶的商品性生产已经作为一门新兴行业迅速崛起，生机蓬勃，其中还出现了一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太平广记》卷37《阳平谪仙》条引《仙传拾遗》载，“九陇人张守珪，仙君山有茶园，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人，男女佣工者杂处园中”。张守珪经营大面积茶园，并使用了出卖劳动力的雇工进行商品生产，具有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某些特征。

    唐代的东西两川以及长江、淮河流域及其以南地区都产茶，形成了不少名茶产区和茶叶集中生产区，茶叶的种植面积扩大，从业人数增多，呈现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发展特点。《册府元龟》卷510《邦计部.重敛》载：文宗太和时，“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开成五年，盐铁转运司《禁园户盗卖私茶奏》载武宗时，“江南百姓营生，多以种茶为业”。[2](卷967，P10043)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说歙州祁门“邑之编籍民五千四百余户，其疆境亦不为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虽然，其欲广市多载，不果遂也。或乘负，或肩荷，或小辙，而陆也如此。纵有多市，蒋泛大川，必先以轻舟寡载，就其巨艎，盖是阊门之险”。懿宗咸通元年六月到三年二月，阊门溪经过修整，行船通畅，“不独贾客巨艘，居民业舟，往复无阻，自春徂秋，亦足以劝六乡之人业于茗者，专勤是谋，衣食之源，不虑不忧。”[2](卷802，P4830－4831)李商隐《为京兆公乞留泸州刺史冼宗礼状》载，“泸州所管五县……郡连戎僰，地接巴黔，作业多仰于茗茶，务本不同于秀麦”。[2](卷772，P8048)孙樵《书何易于》载绵州巴西郡“益昌（县）民，多即山树茶，利私自入”。[2](卷795，P8334)可见许多地方出现了一批脱离粮食生产而专门从事茶叶生产的“茶户”和“园户”，这些专门户完全以茶叶的商品生产为生，“专勤是谋”，茶叶成为他们的“衣食之源”，已经广泛地卷入到商品经济之中。栽培茶叶代替种植粮食成为这些地区人们的主业，突出反映了当地商品性茶叶生产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茶叶流通和茶叶市场的繁荣。

    唐代还出现了许多因为茶叶贸易而形成的地方茶市，甚至区域性茶市，同样反映了茶叶的商品性生产。著名的茶叶市场除上述歙州祁门外，还有饶州浮梁。史载浮梁县茶叶产量巨大，“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9](卷28《江南道四》，P672)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就讲到商人“前月浮梁买茶去”，是到浮梁购买运销茶叶。晚唐杨华《膳夫经手录》记载浮梁茶行销各地，“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蕲州茶、鄂州茶、至德茶也“自陈蔡已北，幽州已南，人皆尚之，其济生收藏榷税，又倍于浮梁矣”。衡州衡山茶则“自潇湘达于五岭，皆仰给焉”。[25](P131－134)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载，文宗“太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2](卷871，P9116)也是著名的茶叶集散地。

    经营茶叶的茶商在唐代已经成为一支人数众多、资金雄厚的商人队伍。前引张途《祁门县新修阊门溪记》已有反映。杜牧《上李太尉论****书》指出，江淮一带，“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惊”。[2](卷751,P7788)《太平广记》卷24《刘清真》条引《广异记》载，玄宗天宝年间刘清真“与其徒二十余人于寿州作茶，人致一驮为货。至陈留遇贼，或有人导之令去魏郡”，向北方运销茶叶。《太平广记》卷172《崔碣》条引《唐阙史》载唐末洛阳商人王可久，“岁鬻茗于江湖间，常获丰利而归。是岁，又笈贿适楚，始返楫于彭门，值庞勋作乱”云云。《太平广记》卷290《吕用之》条引《妖乱志》记吕用之的父亲吕璜，“以货茗为业，来往于淮浙间。时四方无事，广陵为歌钟之地，富商大贾，动逾百数，璜明敏，善酒律，多与群商游。”能够与富商大贾交游为伍，说明吕璜的茶叶生意做得很大。许浑《送人归吴兴》诗，以“春桥悬酒幔，夜栅集茶樯”[15](卷531，P6069)形容湖州茶叶外销数量之巨。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诗，用“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15](卷300，P3406)形容汴州茶商之多。唐代剑南三川也是重要的产茶区，许多北方商人前来运销茶叶，直到唐末，“西川富强，祗因北路商旅，托其茶利，赡彼军储”,[26]（卷2《请巡幸江淮表》）地方政府通过向茶商征税而大获利益。

    2、桑麻棉花的种植生产唐代均田令有云，“永业之田，树以榆、枣、桑及所宜之木，皆有数”，[24](卷51《食货志一》，P1342)把农作物的种植和用材林及经济林木的种植结合起来，规定永业田内要种植一定数量的榆树、桑树和枣树（也种植柳树等树种）。唐律还规定由乡村里正监督各户依法种植，即“诸里正，依令：‘授人田，课农桑’……（若）应课植桑、枣而不植……合笞四十”。[27](卷13《户婚律》里正授田课农桑违法条，P249)这就突破了单一种植生产农作物的局限，反映出唐代广大农村农林间作、亦农亦林的种植模式和农林并重的经济特色。

    唐代养蚕丝织的地区几乎遍布全国，可划分为三大主要地区：一是河东区，包括河南、河北二道；一是巴蜀区，包括剑南道和山南道的一部分；一是吴越区，包括淮南、江南两道的大部分，[28](P297－298)分别属于黄河下游、长江上游和长江下游。张廷珪《请河北遭旱涝州准式折免表》就说“河南、（河）北，桑蚕倍多”。[2](卷269，P2733)三大区外，京城长安以西的广大地区也盛产桑麻。玄宗朝，“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22](卷216天宝十二载，p6919)北方地区同样种桑养蚕，王昌龄《塞上曲》云，“秋风夜渡河，吹却雁门桑”。[15](卷140，P1421)可见植桑丝织分布东西南北，几遍全国。《大唐六典》卷20《太府寺》把全国各地绢的质量分为八等，宋州、亳州所产位列第一，反映的是唐前期的情况。中唐以后，南方丝织业水平超过北方，以浙西所产绢帛最为著名。

    唐代麻有大麻、苎麻、蕉麻、葛麻、苘麻等许多品种，长成收割经沤制后可以制成麻丝、麻织品和麻衣。从《大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所载诸道贡麻情况以及卷20《太府寺》所列诸州麻布质量等级（分为九等）来看，唐代大多数地区均产麻，其中江南地区麻布产量较多，并大量用于赋税折纳。《大唐六典》卷20《太府寺》载右藏暑有益州之“弓弩弦麻”和“泾丹鄜坊等州之麻”，可证这些地区的麻属精品。唐代益州的麻质量上乘，最受欢迎，时称“蜀麻”。除了进贡以外，蜀麻成为畅销江淮地区的大宗商品，杜诗：“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15](卷229杜甫《夔州歌十绝句》，P2508)“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15](卷221杜甫《柴门》，P2336)“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15](卷221杜甫《客居》，P2331)就反映了蜀麻的大量外销。岭南地区则是棉、麻的混合栽植区，中唐诗人王建说岭南“白氎家家织，红蕉处处栽”。[15](卷299王建《送郑权尚书南海》，P3400)白氎指的是白棉布，红蕉指的是蕉麻。《大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载岭南道“厥赋蕉、纻、落麻”，看来岭南麻产质量也不错。岭南的白葛夏布也是上品，属唐廷征调之物。中唐诗人鲍溶《采葛行》云：“春溪几回葛花黄，黄麝引子山山香。蛮女不惜手足损，钩刀一一牵柔长。葛丝茸茸春雪体，深涧择泉清处洗。殷勤十指蚕吐丝，当窗袅袅声高机。织成一尺无一两，供进天子五月衣。”可证白葛夏布制作精良，有剩余时，“蛮女将来海市头，卖与岭南贫估客”，[15](卷487鲍溶《采葛行》，P5538)进行一些商业买卖活动。

    种植桑麻棉花，养蚕丝织成布是农民家庭耕织结合经济的重要组成，所得绫绢絁等丝织品和布等棉麻织品（或棉麻原产品）要向政府交纳丁调或者以庸代调，即唐赋役法所云“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凡丁，岁役二旬。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三尺”。[10](卷48《食货志上》，P2088)所余丝麻产品，尤其是丝织品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作为商品出卖是在所必然的。胡如雷先生指出，从全国农民普遍植桑可以证明，“唐代市场上出现的绢帛，绝大多数都是农民经济中家庭织妇的产品”。[29]郑学檬先生也指出，“隋唐时期，丝麻棉织物一直是交换中的重要商品，是官民私有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30]京城长安西市就有“绢行”，[5](卷363《王诉》条引《干●子》)也有“帛肆”，[2](卷692白行简《纪梦》，P7102)宣阳坊还有专门的“彩缬铺”。[31]玄宗天宝年间，东西两京“绢一匹二百一十文”，[14](卷7《食货.历代盛衰户口》，P152)价格相当便宜。《唐语林》卷4《贤媛》载玄宗时采用夹缬法印染的织物，“遍于天下，乃为至贱所服”。研究表明，由于各地纺织品的价格差较大，从事纺织品贩运销售的商人很多，市场上的丝行、绢行、帛肆、衣肆等很多，品种也划分得很细。幽州等地工商行有22行，其中绢帛行有12行，即绢行、大绢行、小绢行、新绢行、小彩行、彩帛行、丝绵彩帛绢行、丝绢彩帛行、□□帛行、□□绵行、总棉丝绢行、幞头行。[12]《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载有帛练行、彩帛行等绢帛行，还有□布行，经营的商品有常州布、维州布、火麻布、赀布、小水布等，均载有各种绢帛、布匹的“上、次、下”三种官方指导价。值得注意的是，绢帛中提到的如梓州小练、河南府生絁、蒲陕州絁以及布行中提到的常州布、维州布均非交河郡本地所产，说明了这些产品的长途运销，绢、布的原产地很多，又反映了长途运销的范围之广和规模之大。

    丝绢、麻布、棉布等的具体贩运和销售情形也多有记载。《新唐书》卷50《兵志》载玄宗天宝年间，“六军宿卫皆市人，富者贩缯彩，食梁rou”。《太平广记》卷485《东城老父传》载玄宗朝贾昌在长安，“行都市间，见有卖白衫白叠布”，又载德宗朝贾昌之子贾至德，“贩缯洛阳市，往来长安间”。《太平广记》卷105《陈哲》引《广异记》载临安商人陈哲，“家住余杭，精一练行……富于财”；卷261《柳氏婢》引《北梦琐言》载成都“通衢有鬻绫罗者”，还有“卖绫绢牙郎”从中促合交易。就是桑叶也有被作为商品出卖的情形。《太平广记》卷133《王公直》条引《三水小牍》记懿宗咸通十一年洛阳一带饥荒严重，新安县慈涧店北村民王公直有桑数十株，当时桑叶“一斤值一锾”，价格很高，他乃“荷桑诣都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饼饵以归”。皮日休诗云：“中妇桑村挑叶去，小儿沙市买蓑归”，[15](卷613《西塞山泊渔家》，P7065)反映的也是农村卖桑叶的情况。学界认为唐代已出现了专门植桑卖桑的专业户，反映出唐代桑叶种植的商品化倾向。白居易诗“吴绵细软桂布密，柔如狐腋白似雪”，[15](卷435白居易《醉后狂言酬赠萧殷二协律》，P4823)盛赞桂管地区所产棉布。《玉泉子》载左拾遗夏侯孜“常着桂管布衫朝谒”，文宗问衣衫太粗，夏侯孜说“桂管产此布，厚可以御寒”，文宗“亦效着桂管布，满朝皆仿之，此布为之骤贵也”。杜甫《新制布裘》云：“桂布白似雪，吴锦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余温。”[15](卷424，P4668)说明“桂布”或“桂管布”已经成为一个知名品牌，并千里转运，远销京城长安。唐代西州地区盛产棉花，棉织业十分发达。《旧唐书》卷198《高昌传》载西州“有草名白氎，国人采其花，织以为布”，说的就是棉布，也称绁布。《大唐六典》卷3《尚书户部》记西州贡白氎，吐鲁番出土文书多有记载西州种绁、以绁布交纳庸调、借贷以及官府和市绁布等情形，证明了西州植棉业的普遍和棉织品的商品化。王仲荦先生还撰有专文阐述西州种植棉花以及销售棉布的广泛性。[32]唐代中原地区的棉织业也开始发展，唐末韩鄂的《四时纂要》卷2详细记载了落种、施肥、疏土等“种棉法”，总结的就是中原地区的植棉技术。李肇《唐国史补》卷下云：“凡货贿之物侈于用者，不可胜记，丝帛为衣，麻布为囊，毡帽为盖，革皮为带，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指出丝织棉麻品消量巨大，成为了大宗的和普通的商品。

    3、甘蔗种植和蔗糖生产甘蔗在南北朝时期已有种植，主要用榨汁法制作蔗浆。唐太宗和唐高宗时曾两次派人去印度学习制糖法，并取得了成功。剑南、岭南和江南是唐代蔗糖的主要产区，有冰糖和白糖之分，为进贡之物。襄州种植甘蔗的技术领先，向来贡种蔗蒻之工，大历十四年十月才停罢。[10](卷12《德宗纪上》，P323)中唐以后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相互促进，王灼《糖霜谱》载：“甘蔗所在皆植，独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糖冰，而遂宁为冠……唐大历中，有邹和尚者，始来小溪之伞山，教民黄氏造霜之法，伞山在县北二十里，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凡蔗最困地力，今年为蔗田者，明年改种五谷以息之。”可见遂宁已有种蔗制糖的专业户，所产蔗糖要作为商品出售无疑。直到宋代，剑南遂宁仍是全国蔗糖业中心之一。江南一带的甘蔗种植也很普遍，吕渭用“江南仲冬天，紫蔗节如鞭”[15](卷307吕渭《状江南》，P3488)的诗句加以描述。

    甘蔗和蔗糖产量较多，已成为唐人日常消费品。《唐大和上东征传》载天宝初年鉴真东渡日本，所带物品中有“胡椒、石蜜、蔗糖等五百余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唐中晚期，蔗糖的商品性生产还发展到了北方。唐人李匡乂《资暇集》卷下《李环饧》载：“苏乳煎之轻饧，咸云十年来始有，出河中。余实知其由，此武臣李环家之法也。余弱冠前步月洛之绥福里，方见夜作，问之，云乳饧。时新开是肆，每斤六十文，明日市得而归。不三数月，满洛阳盛传矣。开成初，余从叔听之镇河中，自洛招致饧者居于蒲，蒲土因有是饧。其法宁闻传得，唯博□军人窃得法之十八九，故今奉天亦出轻饧，然而劣于蒲者，不尽其妙焉。”唐末诗人陆龟蒙诗云“江商贾蔗饧”,[15](卷623陆龟蒙《江南秋怀寄华阳山人》，P7169)可见蔗糖已被大量运销。《清异录》卷上《清灰蔗》载，“糖坊中人盗取未煎液，盈碗啜之”，看来也有了专门的制糖作坊。糖坊煎液制糖，其商品性生产的性质自无疑问。

    4、蔬菜、水果的种植生产唐代专门种植蔬菜的专业户已经出现。《太平广记》卷16《张老》条引《续玄怪录》载张老为“扬州六合县园叟也”，自称“灌园之业，亦可衣食”。张叟老年新婚后，“园业不废，负秽镢地，鬻蔬不辍”，完全依靠种菜卖菜生活，属个体蔬菜种植的小商品生产。陆龟蒙《江边》诗记苏州某菜农种菜达十亩之多，[15](卷629，P7225)也应是个体小商品蔬菜生产。《太平广记》卷232《张存》条引《酉阳杂俎》载，“大历中，高邮百姓张存,以踏藕为业”，是专种莲藕以求利。诗人高适途经邺县，感叹县城以西的林虑山“秋韭何青青”，[15](卷629高适《宋中遇林虑杨十七山人因而有别》，P2202)则是大面积种菜。文宗太和四年五月，剑南西川宣抚使崔戎奏曰：“西川税科，旧有青苗，如茄子、姜、芋之类，每亩或七、八百文，征敛不时，烦扰颇甚”，[11](卷488《邦计部.赋税门》)可证西川广泛地种植茄子等蔬菜，并要向政府交纳青苗税，其商业种菜形成了相当规模。《全唐文》卷971《议覆收买京城坊户菜园条例奏》说京城坊市人户的“菜园”，“本主占佃年多，以鬻蔬为业，固多贫篓”，已有租佃菜园而种菜卖菜的经营情形。日本学者大泽正昭探讨了唐代蔬菜生产中的商品性经营现象，[33]可以参看。

    唐代专门出售蔬菜的菜市、菜行也已出现，表明了蔬菜销售的广泛和普遍。《太平广记》卷159《定婚店》条引《续幽怪录》载贞观二年宋城“菜市”有“卖菜家”陈姓老妇，“鬻蔬以给朝夕”、专靠卖菜谋生。幽州则有“椒笋行”,[12]说明菜市已经按照蔬菜品种分为若干行。具体的蔬菜销售也见诸史端。《清异录》卷上载，“崔远家墅在长安城南，就中禊池产巨藕，贵重一时”。郑谷《峡中寓止二首》云“江春铺网阔，市晚鬻蔬迟”[15](卷674，P7712)。杜荀鹤《送人游吴》云“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15](卷691，P7925)《太平广记》卷152《郑德璘》条引《德璘传》、《传奇》载“贞元中，湘潭尉郑德璘家居长沙，有亲表居江夏，每岁一往省焉。中间涉洞庭，历湘潭，多遇老叟棹舟而鬻菱芡”。吐鲁番阿斯塔那184号墓所出《唐家用帐》载“买菜用九文”，[19](P294)即买菜花费了九文铜钱。荠菜成为两京地区人们喜食的蔬菜。高力士晚年被流放到巫州，见到当地生长着许多荠菜但无人采食，因感叹道：“两京作斤卖，五溪无人采，夷夏虽不同，气味终不改。”[10](卷184《高力士传》，P4759)这则史料不仅说明长安、洛阳都有菜市，而且有野菜出售。野生竹笋、蕨菜也是人们喜爱的菜肴，白居易《食笋》诗：“此州乃竹乡，春笋满山谷，山夫折盈抱，抱来早市鬻。物以多为贱，双钱易一束。”[15](卷430，P4745)《云仙杂记》卷3载，“王鲸逢卖蕨姥，黄衣破结，有讥色，悯之，乃以千钱买蕨”。人们采集野生蔬菜以出售，实现了蔬菜的商品化。

    唐代蔬菜生产以种植莲藕为普遍，凡湖泊池沼所在皆产。白居易《余杭形胜》云“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15](卷443，P4961)，盛赞杭州植莲景色。杜荀鹤《送友游吴越》云“去越从吴过，吴疆与越连。有园多种橘，无水不生莲”，[15](卷691，P7926)说的是苏州种植莲藕柑橘的情形。越州、洪州等地也盛产莲藕。徐彦伯《采莲曲》诗：“妾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折藕丝能脆，开花叶正圆。”[15](卷76，P824)李颀《采莲》诗云：“越溪女，越溪莲，齐菡萏，双婵娟。嬉游向何处？采摘且同船。”[15](卷133，P1355)杜牧《怀钟陵旧游四首》说洪州“一声明月采莲女，四面朱楼卷画帘”。[15](卷523，P5877)

    柑桔是唐前期产量很高的水果，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种植广泛。张籍《江南行》有：“江南人家多桔树，吴姬舟上织白苎”；[15](卷382，P4288)李绅《桔园》说：“江城雾敛轻霜早，园桔千株欲变金”；[15](卷481，P5478)张九岭《初入湘中有喜》云：“征鞍穷郢路，归棹入湘流……两边枫作岸，数处橘为州。”[15](卷48，P589)中唐诗人吕温《送僧归漳州》曰：“溪云黄橙熟，沙田紫芋肥”[15](卷371，P4176)；《对桔奴判》的判文说“江皋芊眠，卢桔是植，珠树金实，含芬吐芳。”[2](卷985，P10188)越州、杭州、苏州、湖州、洪州、荆州等地都进贡柑桔，说明这些地区是著名产地。杭州所属富阳县所产柑桔为“江东之最”，[9](卷25《江南道一》，P604)质量上乘。唐代西川、岭南也产柑桔。杜甫说梓州“秋日野亭千桔香”，令人垂涎。[15](卷227杜甫《章梓州桔亭饯成都窦少尹》，P2468)刘恂《岭表录异》卷下载岭南种植柑桔采用了生物防虫技术，人们竟相从市场购买“蚁子窠”，利用蚂蚁防治虫害。进行水果商品性种植的实例也见于记载，《太平广记》卷12《董奉》条引《神仙传》载：“（董）奉居山不种田，日为人治病，亦不取钱。重病愈者，使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万余株，郁然成林……奉每年货杏得谷，旋以赈救贫乏，供给行旅不逮者，岁二万余斛……妻与女犹存其宅，卖杏取给。”《太平广记》卷415《崔导》条引《潇湘录》载，“唐荆州有富人崔导者，家贫乏，偶种橘约千余株，每岁大获其利”。《独异志》卷下载：“李衡，江陵种桔千树，岁收其利。谓其子曰：‘吾有木奴千头，可为汝业，当终身衣食也。

    ”《全唐文》卷985《对盗稻桔判》判题云：“会稽杨真种稻二十亩，县人张辨盗将，今访知，收辨科罪。诉杨真盗辨木奴，复合科罪。”是一场稻农与桔农的官司。梨的产地很多，崔国辅有“洛阳梨花落如霰，河阳桃叶生复齐”之诗。[15](卷119崔国辅《白纻辞二首》，P1204)洛阳报国寺产的梨特别硕大，“重六斤”，[5](卷411《六斤梨》条引《酉阳杂俎》)让人惊奇。《酉阳杂俎续集》卷9《支植上》载“曹州及扬州淮口出夏梨”。河南道是枣的盛产区，开元时人张鷟说河南道的寿安、永宁“桑枣成林，逆旅分区”。[2](卷173张鷟《奏新安谷水社旧是苑内地近被百姓并吞将作数请收入苑百姓不伏》，P1762)

    水果的长途运销已有记载。《对梨橘判》判题云：“郑州刘元礼载梨向苏州，苏人宏执信载桔来郑州。行至徐城，水流急，两船相冲俱破，犁及桔并流。梨散，接得半；桔薄盛，总不失。元礼执信索陪，执信不伏。”[2](卷985，P10189)反映出苏州的柑桔被大量运销北方，而郑州的梨则被运销南方，贸迁有无。唐代还有了专门的水果市场。有的在官市中，幽州有“果子行”；[12]《唐天宝二年交河郡市估案》记交河郡也有“果子行”，尚保留“干蒲陶”、“大枣”两项，已有干果加工。水果贩运也有具体记载，《太平广记》卷401《龚播》条引《河东记》载三蜀大贾龚播，“其初甚穷，以贩鬻果蔬自业”，是水果蔬菜的个体商业经营。据学界研究，真定、山阳之梨，荆、洪、虔州之梅，郢州之枣，山南之枇杷等等，也都是唐代市场上著名的果品。

    唐代还出现了一些蔬菜、水果的综合种植销售专业户。《茅亭客话》卷4载刘氏“植果种蔬……每月两三度入青城县货药、市米、曲、盐酪”，属自产自销。唐末洪州陈陶在东湖南岸开辟园圃，“植花竹，种蔬芋，兼植柑橘，课山童卖之”，[25](P147)已经采用雇工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