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资料外贸篇

    一.勘合贸易（前期）

    明日两国一衣带水，往来以船。日本幕府对明贸易所用之船称遣明船，因为贸易是采取进贡形式，又叫做进贡贸易，特别是日船入港需要持有明政府发给的勘合作为护照，所又叫做勘合贸易，而船则叫做勘合贸易船。

    勘合贸易所载货物大致为以下几类：

    （一）以幕府将军亦即日本国王的名义，向明政府的进贡物，这是两国官方贸易商品：

    （二）附载物：其中分将军附载物、各大武士、守护大名、大寺院等附载物、商人和水手附载物。附载物的一部分，如将军、各大武士、守护大名、大寺院等的商品，以及大商人中的一部分商品和进贡商品一道运到北京贸易。其余商品在宁波市场或杭州市场出售，有时也在去北京的途中贸易。

    勘合贸易船的组织形式与以前天龙寺船无本质上的区别，但其组织者不同。按组织者的变化情况，勘合贸易船可分为二期。第一期主要是义满、义教将军时期，组织者主要是幕府将军，其他大武士、守护大名和商人，都按幕府的要求组织起来，由幕府任命的贸易正使率领，赴明贸易。第二期的组织者发生变化，将军的控制能力与财礼逐渐减弱，幕府将军只能作为伙伴的身份出现。到第二期的中、末期，幕府连伙伴的身份也没有了，只是由各地大名名义上捎带将军的进贡品和附载物，回国时，带运明朝政府的赠品和将军的附载物。

    船只是组织者在组织勘合贸易时的第一件大事。在前述的第一期时，大体由组织者筹款现造。第二期以后，在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各大武士大商人，尤其是西部的，都备有现成的远洋航船，因而出现了租赁船。

    经常往来于明日间的大船有：

    丰前门司的和泉丸，载重二千五百斛（计量单位，古代为十斗一斛，南宋后改为五斗）；寺丸，载重一千八百；宫丸，载重一千二百斛；周防富田的弥增丸，载重一千斛；上关的药师丸，载重五百斛；深沟的熊野丸，载重六百斛等等。

    这些属于西部门司、富田、上关、深沟等港口船主的船，平时在国内租给各大武士守护大名，运送货物乃赋粮。在组织勘合贸易时，组织者与船主协商，出家租凭。

    据日本永享四年（公元1432年）寺院十三家联合租赁八幡丸时，在合股经营的协议书上标明：租凭费三百贯文、船舶及用具修理费三百贯文（出国前和回国后的修缮费）、原船舶头（船长）、协船头（大副）、知库、重付、柁工、水手——统称船方，在租赁期间的生活费及工资，由租凭者付给。船方大体上约四十人，每人工资十贯文计四百贯。此外，全船人员的食用粮米、水、菜、医药以及其他杂用，共需五百贯。以上各项合计需费一千五百贯，组织者必须事先筹措这笔经费，才能组成一条勘合贸易船。当然，这笔经费还要视船的大小而增减。

    组织者筹措这笔经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榨取自本领地的农民，其二，索取自参加勘合贸易的商人。例如，日本明应八年（公元1499年）组织者规定：乘船商人每人交乘赁费二贯文，带一驮，货物交十二贯文，带十驮以上者可免交乘赁费，同时可再带船员一名，带二十驮者可带二名。这些收入用于赁船、修船、采购赴明货物以及为申请勘合而赠送的礼品等。

    除此之外，乘船商人自明贸易归来之后，组织者还要按其所得值十抽一，征收抽粉钱。因此，商人及其所带货物的多寡，就成为组织者极为关心的事情了。往往在组织勘合贸易船时，组织者到博多等处招揽商人参加。这样商人逐渐地就成为了勘合贸易的核心，组织者为适应这样的状况，就随之逐渐改变了经营方式，由原来的抽分制演变为承包制。原来意义上的组织者在取得勘合后，不再亲自去进行上述各方面的组织工作，而是将勘合以一定的金额承包给大商人，主要是界町的大商人们。例如文明十五年（公元1483年）幕府的二条勘合贸易船就以每条四千贯文的价格承包给界的商人。这等于是商人们事先预付了十一的抽分税，以后的亏赚就与组织者无关了。这种承包制在细川氏的势力范围内较为流行，在大内的势力范围内，仍然是以征收抽分税为主。

    其次，勘合贸易船的乘员结构，大致上分为下列三个部分。

    官方人员：正使、副使、纲司、居座、士官、从僧、通事、总船头，分乘各号船，平均每船约为六、七人，而正使所在的一号船约为十五人。这些人由幕府、大武士、大寺院等派出，而充任正使者，几乎都是京都五山各大寺的名僧。正使由将军任命，持国书、别幅、贡物明细单，乘一号船。至明后，统率全体成员作为日本国王（将军）的代表，在奉天殿陛见明帝，呈表文，进贡品，参与商品的议价、组织贸易以及与明政府交涉等活动。正使以下管理准许携带仆人一到十人。一号船官吏多，仆人多，大体在六十人左右，二、三号船将减少半数。此外都是招揽来的商人，约在三十到五十人左右，其余均为“船方”。这样每条船平均在百人上下，一号船通常为大船，可乘坐一百八十到二百人。

    居座（僧人）和士官（俗人）是勘合贸易船的实际管理者。按规定每船二人，但他们大多是大武士的代表或家臣，该船合股的大武士多，这类官吏就多。多于规定名额的叫做“外官”。这些人可以招揽商人并从商人的交易额中提取分成。

    从僧，是跟随正使的僧人，但不是仆从关系，他们大多代表正使办理事务，类似秘书的职务，有时与正使为师生关系。因此地位较高。成化十九年（公元1483年）正使子朔周韦圆寂后，就是其弟子从僧圭莆周章代理正使归国。

    通事，各船二名，大多为加入日本籍的汉族人，他们由幕府支给薪俸，充作翻译。例如曲祥，原为明永平人，十四岁其父为金山百户，后被倭寇掠去日本，出卖为奴。偶因机遇被义满将军召去当翻译，更名元贵，取妻生子。宣德年间随勘合贸易船来明，上表陈情，回金山探母。宣宗曾手谕义满，令善视之。后又入明，得宣宗诏许，归里养母。

    客商和从商人。客商又叫客人众。他们是勘合贸易的组织者、官吏招揽来参加勘合贸易的商人，在勘合中记载他们的人数和货物，具有正式贸易团员的身份。他们每人可以招揽二名商人，叫从商人。从商人的货物算在客商股份内，给客商以十一抽分。从商人教多，一些关原的仆从可以由从商人充当，船头可以招揽从商人或以从商人担任船方各种职务。从商人和客商越多，则该船关原和回国后征收的十一税就越多。从这一结构可以了解勘合贸易的实际内容。

    最后，是勘合贸易中进贡货物的筹措。向明帝进贡的货物，最初大部分是从将军府库藏中拨出，一部分特产如硫磺、铜等，由拥有该特产的大武士守护大名等提供，而且大体上是无偿提供。后来将军经济势力削弱筹措不出，便由各大武士提供。如应仁二年（公元1468年）的进贡中，土歧氏提供铠一领，三宝院提供三对屏风，斯波、细川、山名等各提供马一匹。玛瑙由五山各寺提供十二快，加贺守护提供五块。硫磺由大友氏和岛津共提供四万斤，一万斤为贡品，三万斤为给价贸易品。这些货物都装在一号船内。后期，幕府无力经营勘合贸易船时，那一家经营一号船，他就要负责经营进贡品。将军的附载品给价贸易品也大体上如上所述。但后期将军无权时，有的大名就不愿意提供了。

    凡例：景泰四年东洋允澎贸易团

    勘合贸易获利巨大，因而将军、各大武士、社寺僧人、博多、界各地商人，都把这种贸易视作发财的大好机会，想方设法地加入贸易团。所以，勘合贸易团的成员人数越来越庞大，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由东洋允澎率领的勘合贸易团是最大的一次。船十只，人数近一千二百余人，所携带的货物数量也是空前的。其货物数量为硫磺三十六万四千四百斤、苏木一十万六千斤、生红铜一十五万二千斤、长刀四百一十七把、刀九千四百八十三把；其余纸扇、箱盒等物数量较以前增加数十倍。明政府官吏很清楚，数量之所以骤增，是因为“旧日获利而去，故今倍利而来。”货物数量如此增加，如按往年旧例给价，则只附载商品中大宗货物的价格已达六十一万五千余贯。除去折绢、布款额外，给铜钱部分的款额为二十一万七千七百余贯。如果再加上回赐部分的价格，以及宁波、北京各市场交易的价格，则此次勘合贸易所带走的铜钱额，将是非常巨大的。所以，礼部奏明景宗予以大幅度地削价。削价后的给价仍高于日本市场价格：

    苏木，每斤银七分，即铜钱七十文，合七千四百二十贯。

    铜，每斤银六分，合铜钱六十文，九千一百二十贯。

    硫磺，每斤银五分，合铜钱五十文，一万八千二百二十贯。

    刀剑，每把钞六贯，计五万九千四百贯。

    加上其余货物款额合计钞、铜钱为九万五千九百九十八贯。其中铜钱占半数强，为五万一百一十八贯；折绢二百二十九匹，抵钞二万二千九百三十贯；折布四百五十九匹，抵钞二万二千九百五十贯。

    尽管明政府所给的价格高于日本市场，但日使团嫌低于以往价格，由正使东洋允澎出面力争，甚至说如果不按宣德八年例给价，回国后将受国王的诛戮，表示不如所请便不归国。明政府在东洋允澎的强硬力争之下，又增给铜钱一万贯，绢五百匹，抵钞五万贯，布一千匹，抵钞五万贯。

    二.私商贸易（后期）

    明日间的私商贸易是从元末延续下来的，明初虽然一再颁布禁海令，但明日问私商贸易一直在秘密进行。规劝义满将军与明建立外交贸易关系的肥富，就是在私商贸易中获取巨大利润的博多商人。不过，这种私商贸易的规模不大，人数也不多。在明日建立外交贸易关系后，私商贸易依然没有中止，在明史籍中一再出现无国书、勘合的日本进贡船不准进港的记载，就是最确凿的证明。由于两国间存在着官方贸易关系，所以私商贸易的规模也无大发展。嘉靖时代后期，明日双方勘合贸易停止后，私商贸易骤然增加。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日本种子岛商人驾船二只、一百五十八人，在僧人寿光的率领下，至宁波要求贸易。明以不到贡期且无国书不准入港，寿光便率船驶向定海外海双屿岛。这时双屿岛的情况是：

    “双屿货蜜，而日本贡使适至。海商遂贩货以随售，情倭以自防，官司禁之弗得。而西洋舶原回私涣，东洋舶遍布海洋。而向之商舶悉变而为寇舶矣。”（《皇明世宗实录》，嘉靖23年8月、24年4月条。）

    双屿岛已成为明私商与南洋各地、日本以及葡萄牙等商人的秘密贸易中心。寿光船驶进双屿，明商船立即尾随而来与之贸易。明沿海防倭哨所未曾认真禁止，因而巡按浙江都御史高节奏请世宗治其失职之罪。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肥后商人，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丰后商人等亦自称进贡船，要求入港贸易。明宁波有司以同样理由不准其入港，他们也同寿光一样，在明沿海进行走私负易。这时，由于倭寇猖獗，日本商舶大部分有变为寇舶的行为，因此，明政府已把私商贸易看作倭寇侵掠的组成部分，取缔转厉。

    为了制止日益猖撅的倭寇侵掠活动，浙江总督杨宣奏请世宗，派郑舜功赴日进行交涉。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夏，郑舜功从广东经大小琉球至九州的丰后，并在这里派出从事官沈孟纲、胡福宁等去幕府交涉制止倭患问题。然而，这时日本国内战乱频仍，将军早巳丧失控制全国的能力，无力制止倭寇。郑舜功不得已回国。北九州的大武士大友义镇为了发展对明贸易，曾派僧清授随郑舜功至明，表示奉明国典，制止倭寇，但要求给与助合准予贸易。明政府末准其请。不久，胡宗宪督浙，又派蒋洲赴日交涉。蒋洲于嘉靖三十六年(公元1557年)至北九州，恰值大友义镇与大内义长间爆发战争，不得进京，滞留北九州近二年，无奈回国。胡宗宪据蒋洲的汇报上世宗奏疏：

    “洲奉使宣偷日本，已历二载，乃所宣喻止及丰后、山口。丰后虽有进贡使物，而实无印信勘合；山口虽有金印回文，而又非国王名称。是洲不晴国体，罪无所追。但义长等既以进贡为名，又送还被掳人口，其有畏罪乞恩之意。宜量犒其使以礼遣回。今传渝义镇、义长，转渝日本国王，将倡乱各倭立法铃制，匀引内寇一并缚献，始见忠款，方许请贡。”：（《皇明世宗实录》，嘉靖38年8月甲辰。《正气堂集》，卷9，议处日本贡夷。）

    蒋洲所见，足以证明，日本国内战乱，互不统属，难以组成统一的勘合贸易团赴明进贡贸易。各个有势力的大武士在倭寇活动之外，常派出各自的商船赴明贸易，而这种商船与倭寇船很难区分，因而屡被明沿海哨所当作候寇船予以追击。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大内氏曾浓僧人龙喜率船赴明贸易，改至明近海，因无国书被明巡缉哨船误作倭寇船予以打击，该船逃回本国。由于明日间得到许可的非官方贸易从未发展起来，因而私商秘密贸易，就成为官方贸易中断后惟一存在的贸易形式。

    在日本私商赴明贸易的同时，明商船开始赴日贸易。赴日贸易的明商主要是闽、浙一带的海商。早在陈侃赴琉球时，其随从自琉球就了解到，与日本互市可获巨利。自是，闽人首先驾船载货赴日贸易，其后，广东揭阳县大家井人郭朝卿乘船赴漳、泉贩稻，因风漂至日本，发生贸易往来。总之，自嘉靖时代中期以后，明私商赴日贸易逐渐增多。日本天文十年(公元1541年)七月明船载货及二百八十余人至丰后神宫寺，天文十二年(公元1543年)八月明船五只至日，天文十五年(公元1546年)明船至佐伯之浦，永禄年间明船数至日本。天正三年(公元1575年)明、船停泊四柠之浦，所载商品有虎四只、象一只、孔雀、鹦鹉、麝香以及名人书画、续、罗、锦绣、沉香木、猩猩皮等各种珍奇货物，占地面积达二十间。明商赴日常遭风漂至朝鲜，其备边司向政府报告说：近年以来，中朝法禁解弛，故商船往来日本，络绎不绝。

    不断赴日的明商以绢、丝换取日本的白银，恰如日商赴明获取铜钱。关于这种情况不仅朝鲜史料中屡有记载，而且威尼斯商人马斯洛西扎夫雷德利克在其一五六三年的航海日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中国每年有载绢船一只赴日，载回绢价白银。

    明商船至日的港口大体为萨摩的日向、大隅、丰后各港以及平户等地，日本京都、界市的商人循踪而至，从这里贩运明商品从事国内贸易。在这种贸易过程中，萨摩的纺津、筑前的花塔旭(博多)津、伊势的洞津，逐渐形成人烟辐凑的商埠地，明商船赴日本多半驶往这几处港口。因而这些港口明人居留该地者甚多，例如在博多：

    “有一街名大唐街，而有唐人(指明人)留恋于彼，生男育女者有之，昔虽唐人，今为倭也。”（李百恭、郝杰：《日本考》，卷2，商船所聚。）

    这些居住于日本并成为日本人的明人，大多为闽、浙一带的商人及其家属。他们有的是为了经商自动移居于该地，或因在经商途中被倭寇劫持至日而居留者。

    应当指出，由嘉靖中期至万历中期约五十年间，是倭寇为患最猖獗的时期，是明海禁执行最严厉时期，同时也是明日私商贸易发展时期，尽管这时明日商人走私贸易冒有极大危险。日商(指非倭寇商入)船靠近明朝沿海，一旦被发现即当作倭寇船予以打击，明商船一旦被查获即按通倭寇罪论处。甚至到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杭州商人赵子明等和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嘉兴县陈仰川、杭州萧府杨志学等百余名，还以“潜通日本贸易”罪名被捕入狱。明商被缉查入狱，表明海禁政策执行得极为严厉，但同时说明甘冒风险进行走私贸易的商人大有人在。然而明政府严厉海禁没有制止住的走私贸易，却因丰臣秀吉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发动的侵略朝鲜战争，从而导致的明日战争，被迫中断了。萨摩藩主岛津义久在日本庆长十一年(公元1606年)九月致琉球国王尚宁的信中曾谈到，明与日本不通商舶者近十余年。

    在这十余年间明、日商船虽未至明、日两国贸易，却以南洋吕宋、马尼刺、交趾等港口为中介地，进行转口贸易。“我闽浙直商人，乃皆走吕宋诸国，倭所欲得于我，悉转市之吕宋诸国矣。”（《徐文定公集》，卷8，海防迂说。）

    甚至日商在吕宋购买明丝时，还发生过抢购风潮。在万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至三十年(公元1692年)之间，明商贩运大量生丝于交趾，均为至该地的日商所购去。在南洋各地港口从事转口贸易，当然不如直接对明贸易更为有利。因而于万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德川家康取得政权任将军以后，便企图恢复明日间的外交贸易关系。日本庆长十一年(公元1606年)，德川家康示意萨摩藩主岛津义久，令其通过琉球国王转达明政府。日本愿意恢复通商之意。德川家康惟恐琉球国王的斡旋不利，于庆长十四年(公元1609年)又令对马岛的宗义智派使者去朝鲜，请求允许假道赴明贸易。德川幕府从南北二个方面向明政府致意，要求建立外交关系和通商。但是明政府对于德川幕府伸出建立外交关系的手并末理会，只是由于倭寇侵扰基本停止对海禁稍有解弛而已。在海禁松弛的情况下；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泉州许丽寰商船驶进坊津贸易，逗留年余始返。在返航时，萨摩藩主岛津义久曾致书许丽寰，约定明年再来。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七月，明商船十只驶进鹿儿岛和坊津。

    日本庆长十五年(公元1610年)，明广东商船开进长崎，长崎奉行请示幕府，颁给广东商船一张朱印状，其中规定，日本任何郡县岛屿的商人都可任意交易，如有日人不逞之徒枉行不义，将处以斩刑。稍晚些，明应天府商人周性如至五岛，十二月晋见德川家康，幕府又颁发给予保护贸易的朱印状。同时德川家康还命作书托周性如带给福建巡抚陈子贞，再次表示愿意建立外交关系，继续进行勘合贸易，如果同意当派专使赴明重修旧好。但是，周性如系走私商人，不敢呈交德川幕府的信件，因而福建总督对德川家康的表示无任何反应。庆长十八年(公元1613年)，德川家康再命作书托琉球王转交明政府，要求恢复勘合贸易。信中提出三种贸易方式：其一、准许日商船至明贸易，其二、明、日商船至琉球互相交易，其三、两国政府互派使船进行勘合贸易。最后，信中针对以往几次通信都无回答，这次发出威胁语说：“如果三种方式都不准许，则将命日本西部九因数万军卒进寇大明国。和以往几次信件一样，明政府并末按到此信，因而也无反应。但是，这时明海禁政策不但松弛，而且政府内部出现撤销海禁之议，私商出海赴日贸易者日益增多。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福建巡抚陈子贞指出：

    “jian民以贩日本之利倍于吕宋，簧绦所在之官司，擅给引票，任意开洋。高桅巨舶，络绎倭国。”（《皇明神宗实录》，卷476，万历38年。）

    这样，由于日本德川幕府准许明商至日贸易，由于明政府海禁放松，并且与官方有亲属联系或以金钱取得出海凭引，因而明日私商贸易事实上变成半公开性质。这种状况解决了日本对明商品的需求，因而德川幕府不再急于要求发展明日间的官方贸易了。

    这个时期，明商对日贸易获利极大，例如：万历四十年(公元1612年)时，一只福建肛日本价格值千金、鸟肛也值数百金，一部《批点通鉴节略》值四十金、《舆地记》值二十金，焰硝、铁、金皆二十倍利，其他锦缔、器物也获数倍之利。日本那时流行鹿皮上装与鹿皮袜，精致的染上各种色彩的鹿皮上装，上等者价银七、八钱，中等者价银四、五钱，下等者三钱，日本宫民皆爱穿用。因此明日商人则争作鹿皮贸易，颇为获利。在巨利的诱惑卞，明商赴日逐渐增多，日本庆长十七年(公元1612年)七月二十五日，明日商船同时进入长崎港口共有二十六只，载生丝二十余万斤。以后明商船来日逐年增多，庆长十八年(公元1613年)有八只，庆安三年(公元1650年)达到七十只。在德川幕府初期，对西方商人如葡萄牙、西班牙商人限制在长崎贸易，而荷兰、英国商人只准在平户贸易，但对明商人无任何限制，船开进某一港口，都可向当地申请准许贸易。明商人到达所要去的港口后，可以访问朋友并投宿其家，互市也较为自由，甚至一些商人肩负商品走街串巷叫卖也不禁止。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长，元和三年(公元1617年)六月开始下令，让开到萨摩的明商船转至长崎港，至宽永十二年(公元1635年)明商船也只能在长崎一港贸易了。

    在对日贸易的明商中，比较著名的有李旦、颜思齐、郑芝龙等人。李旦是泉州人，是这个时期的典型海外贸易商。他虽经常赴日但却与倭寇无牵连，凭靠经济实力与日本、荷兰、英国等商人进行贸易竞争。郑芝龙南安县人，初为其舅黄程至日本经商，以后逐渐形成巨商，往来于日本、台湾、，福建之间，势力颇大。清朝建立后，南明政权就依靠郑芝龙及其子郑成功的经济力量，偏安一隅。

    郑芝龙和日本大藩的关系较深，不仅朝见过德川家康，而且在平户娶藩士田川氏之女为妻，生子郑成功。郑氏父子为南明政权的存在，曾与德川幕府和各大藩有过接触。德川幕府虽没有正式表示支持，但没有禁止与郑氏有关系的日商，在群器和经济方面给予帮助，郑成功军队中有日本造洋枪队就是证明。郑成功的商船往来于日本和台湾、南洋各港口进行贸易，筹措资金，支持南明政权。

    明日商人在相互竞争中，促进各自国家的经济发展。前已述及，福建一些地方收买日本铜，以提炼其中所含残银，与此同时，又出现一些专向日本出口铜钱的制造商。

    “日本惟用中国古钱，每钱一文，价银四厘。向者福建、龙溪地方私自铸钱市之。彼重中国之钱，不计龙溪之伪。”（郑舜功，《日本一鉴》，载傅依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第151页。）

    造船业受明日私商贸易的影响，明、日双方都有发展。早在嘉靖三十四、五年(公元1555—1556年)时，唐枢就曾提到，闽、广各地为日人造船的事实；后来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期间，日本私商涌向南洋，进入德川幕府时期，朱印船贸易一度颇为发展。从事安南贸易的京都商人角藏(仓)了以，看到明商船的优越，放弃本国的造船法，引进明造船技术，制造远洋大船。这对日本造船业具有极大影响。在丝织业方面，日本的天鹅绒技术先进，产品深受国际市场欢迎。漳州的纺织业特仿效其法：‘天鹅绒本出径国，今漳州以绒织之，置铁线其中，织机割出，机织云燕，殆夺天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