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级干部(一)
在部队机关大院营区的一角,有一栋“高干”宿舍楼,这栋楼房上下四层的四十个房间里,住着一百多个“师级干部”。 这是一句玩笑话。 通过停放在楼房前边的车辆数量和车辆档次,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为部队领导机关服务的汽车队,楼房里是司机们住的地方,“师级干部”是机关里有些人戏谑司机们的称呼。 三分队一班的八个人住在四层的两间宿舍里,“大小是个官,睡觉就靠边”,班长杨长林的床铺在东边一间正对着房门口的墙角处,里边是一级士官林风、朱启根和义务兵夏阳的三张床,这间宿舍西边的一间房子里住着班里的另外四个人。 杨长林是三级士官,是车队司机中的“元老”。很多老百姓都知道,以前,入伍几年的战士可以转为志愿兵,志愿兵不管在部队干多少年,终归还是一个“兵”,这士官是怎么回事,有些人就搞不太清楚了。“士官”两个字,有一个战士的“士”字,还有一个军官的“官”字,大概是官与兵之间的一类人吧!志愿兵刚刚改士官那阵子,别说老百姓了,连部队内部的有些人也犯糊涂,说他们是兵吧,却是不领津贴拿工资,说他们是官吧,又不享受军官的一些待遇,更让人弄不明白的是,他们还戴军官一样的帽子,穿士兵一样的衣服。 经过这么多年以后,别说部队内部的人,连多数老百姓都知道了,“士官”不是官,依然是个兵。 杨长林从车场回来,推开宿舍的门,看到朱启根身体歪倒在床铺上,正和林风说笑,脸上立刻露出不悦的神色。有人说部队的战士是“连队严,机关松,吊儿郎当汽车兵。”你看看,这床铺上边一坐一靠就成乱鸡窝了。朱启根看见班长进屋,连忙从床铺上跳下来,扶正被卷,伸平床单,不好意思地坐到了旁边的椅子上。 “你的车从外边开回来,不擦洗就扔在那里啦?”杨长林不高兴地问朱启根。 “我刚刚从外边回来,有点累,上楼休息一下,一会儿再下去擦车。”朱启根说。 “你要是现在不想去,把车钥匙给我,我去擦!”杨长林说着,把手伸出来,瞪了他一眼。 “我去,我去,那敢劳班长的大驾。” 朱启根去了停车场,杨长林问林风。“小夏出车还没有回来?” 林风回答:“还没有,他刚才从外边往值班室来了个电话,说是可能不回来吃饭了。” “以后是不是回来吃饭要问清楚,不回来吃饭就算了,回来吃饭又赶不上就餐时间的,要通知炊事班留饭。” “知道了班长,你是真正地把工作做到‘胃’了。” 杨长林楞了一下,明白了林风的话中话,笑着说:“你们这几个小子,有时候就喜欢取笑我。” 班里边的这几个兵,杨长林最喜欢林风,林风驾驶水平高,服务态度也好,汽车队经常接到机关干部表扬他的电话,车队队长和分队的分队长在大会上经常表扬林风,也让杨长林这个当班长的感到自豪。林风还有个特点,就是爱车如命,他开的车从来没有出现过磕磕碰碰,你如果到停车场去看,他的车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杨长林说过,假如汽车有生命,林风的女朋友不是生有两只脚,而是长着四个轱辘。 朱启根出生在江南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落里,一家四口人以前仅靠几亩薄田土里刨食。初中毕业以后,与他一起学习又与高中无缘的孩子陆续出去打工,他揣着一颗不安份的心,和哥哥一样,白天田间劳作,晚上照顾父母,从希望之春到失望之冬,当了一年多的农民,生活上只能是哄住肚子不叫。在一个瑞雪漂零的日子里,哥哥结了婚,嫂子的到来,给家里增添了不少的欢乐,也给朱启根带来了尴尬。家里的三间砖瓦房,原来是父母住东边一间,他和哥哥住西边一间。西屋成了新房以后,他挪到当中的一间房子里住。晚上三个房间三个尿盆,哥哥撒尿如山洪暴发,嫂子小解如小桥流水,都听得一清二楚,还有某种声响能引起他某种本能的冲动,让他觉得,看着别人吃rou比自己单独挨饿更让人难以忍受。
又到了征兵的时候,朱启根找熟人,托关系,多报了一岁的年龄,又花了几百块钱,才当上了兵。 汽车火车来回地倒,折腾了几天几夜,他来到了青藏高原。那是个空气稀薄、地广人少的地方,戈壁滩常年板着灰黄色的面孔,冬天有时下点雪,就像老太太脸上抹了一层霜,让人看了更觉凄凉;远处的高山上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蒙着白纱,只有七八月份才能看到它裸露的石头躯体。那里少绿色,也少女人,“过了不冻泉,母猪赛貂蝉。”年轻人追求异性的欲望都被浓缩成一团,珍藏在内心的一隅,有个战士在高原当了一年兵,领导问他有什么愿望时,他说他就是想到格尔木的驻军医院去看看女兵们长得什么样。 北京的部队领导机关从高原汽车部队选调了一批司机,朱启根也在其中,准备服役几年就回家的他,与战友们一起,坐在火车上,沿着几千公里长的铁路线,像快速攀登一条特长的梯子,直达京城。 北京的楼房是那么的高,高得晚上可以站在顶层上摘星星;北京的姑娘是那样的美,美得个个都和杂志封面上的女郎差不多。到首都来工作,这不是梦想变成现实,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敢做过这样的美梦。 对于朱启根来说,电影和电视中反映的都市生活,与天上的月亮一样神秘和遥远,他入伍前只是去过县城,那是个比乡镇集市好不了多少的地方,尘土飞扬的大街上,拖拉机、三轮车横冲直撞,与汽车争抢道路,挎筐背蒌的老百姓四处转悠,寻觅着嫌钱的机会。但县城毕竟是“城”,它与农村有许多质的区别,城里的街道上有电灯,城里的马路上跑汽车,更重要的是,城里人离开土地也能生存,他们可以每个月领工资或者是做生意赚些钱。如果能像有些复员的老兵一样,在县城里找个雇主,开几年车,挣点钱,成个家,是朱启根在高原当兵时最大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