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危机不只因为贫富分化

    于时语：美国教育危机不只因为贫富分化2014-05-2410:35:15

    请中美教育对比是个热门题目，而美国教育的优越性，似乎也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哈佛、耶鲁、斯坦福和其它常春藤名校，为这一优越性提供了充分的证明。美国在诺贝尔科学奖和经济学奖项上的压倒性优势，也说明在精英教育上，山姆大叔确实远远超过了其他国家。

    精英教育是金字塔的顶尖。美国精英教育的成功，说明美国的教育制度对于选拔1%顶尖知识精英确实有效。但是正如1%的美国顶尖富人不能代表99%的其他人口一样，1%美国顶尖知识精英的成就，也不说明剩下99%人口的教育成功。与美国在金钱上的两极分化一样，美国上层精英和“普罗大众”在教育上的分化同样日益增大。从这一角度，可以说美国的大众教育，尤其是中小学公共教育，正面临深刻的质量与产出危机。

    为什么美国学生不会写作

    中文媒体中不乏歌颂美国中小学教育的内容和个例。前些时候，一篇网文《读美国小学五年级作文有感》，就被不少人引用来说明美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的独立性和创造性。可是任何对美国社会有深入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上文描写的是美国中上阶层学区，而决不代表美国公共教育的普遍现状。

    以语文教育为例，根据美国国家教育部2011年的测试调查，美国8年级和12年级学生中，只有3%的作文能力属于优秀（advanced），24%的作文能力达到“熟练（proficient）”程度。54%的8年级和52%的12年级作文能力“基本”，而两个年级两成左右的学生作文“不及格”。

    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国际学生能力评估计划（PISA）2012年测试，在34个发达国家中，美国中学生数学成绩居第27名，科学第21名，阅读能力也只是中流第17名。

    美国公立中学的教育质量严重退化，造成大批高中毕业生根本不具备上大学的水平。根据纽约州的标准化考试，真正掌握上大学知识的高中毕业生不到一半。在纽约市，这一比例只有23%。结果是普通公立大学必须给大量大一新生补中学课程。按全美统计，两年制社区学院学生中这一补课比例达到65%。在纽约市立大学系统，这一补课比例竟达到四分之三。补课内容固然数学是大头，但是英语读写也是“重灾区”。由于美国公立中学普遍降低学习要求，以免暴露质量问题，许多毕业生要到了大学选课预试时，才会知道自己高中的“优良”成绩其实根本不及格。《华盛顿邮报》说：连许多“优秀”学生，竟然都不知道什么是主语，什么是谓语。中小学教育这样的低质量产出，不仅浪费大量高等教育资源和学习时间，也是半数以上大学新生最后半途而废的重要原因。

    这一情况不仅造成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进入劳动年龄的新一代人口平均教育水平倒退的局面，也造就了美国传媒和教育界不断疾呼的“不会读写”的下一代。写作能力的普遍下降，甚至出现在部分研究生群体。有人甚至提出：硅谷软件工业的软件错误层出不穷，也与英语写作能力低下有关。两年前，著名《大西洋月刊》因此发起《为什么美国学生不会写作》（WhyAmericanStudentsCan’tWrite）的专题讨论。

    美国学生的读写能力下降，有复杂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许多学者指出电视文化的普及，大大降低了美国青少年的书面阅读时间，造成语文能力的退化。但是中小学公共教育的失败，无疑是个主因。

    美国公共教育僵化和低效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其一大弊病是历来吃大锅饭的教师队伍内部缺乏竞争。但是教师工会是民主党的重要社会基础和施主，强烈反对引进“自相残杀的”行内竞争机制。连奥巴马也难捅自己阵营内的这个马蜂窝。

    美国公共教育的退化，除了积重难返的教师工会，还有很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原因。美国没有东方文化的“天地君亲师”传统，美国中小学教师社会地位向来不高，不过是个普通饭碗而已，多数也谈不上什么敬业精神。我曾经有过个人经验：小学各班级下午3点半下课，3点50分打电话去学校，已经找不到任何老师。

    美国曾经不错的公共教育，实际得益于过去妇女社会地位低下，中小学老师成为妇女就业的最主要途径，得以雇用最优秀的职业妇女，因而维持了相当高的人员素质水准。随着近几十年来妇女解放运动，高收入职场对女强人和“女丈夫”们开放，智力高强的妇女纷纷选择报酬和社会地位更高的行业，诸如医生、律师、企业高管等等。中小学老师虽然也大都需要大学文凭，多数却是最差几成大学毕业生无奈的职业选择，使得学校教师质量江河日下。麦肯锡曾经发布研究报告，发现47%的美国公立学校老师来自成绩属于最底层三分之一大学毕业生！加上教师工会保护的铁饭碗，不称职混饭吃的比比皆是。《纽约时报》名笔纪思道提到纽约学校课堂里会出现烂醉如泥的女教师，叫来校长也无法唤醒。2011年，纽约市退休教育局长克莱恩（JoelKlein）对伦敦《泰晤士报》抱怨：“在美国，起诉一桩死刑案件，也比开革一个不称职的（公立学校）老师容易。”

    《纽约时报》引用过一项量化研究，充分显示美国公立学校老师的低下素质和尸位素餐。有研究者于是把公立学校教师与SAT平均考分相同的其它行业人员对比，发现老师们的平均薪水比后者要高出一半。

    父母教育程度与子女语文能力

    美国当然不缺乏好的公共学区和优秀学区。这些学区基本上都在郊外和远郊、房产价格昂贵的中上阶级社区。事实上，房产价格以及居民族裔社会经济状况跨越这些学区边界的突变，是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热门研究项目，也是传媒上的常见故事。例如2011年1月，《华盛顿邮报》报道俄亥俄州有一位黑人母亲，为了两个女儿可以从乱糟糟的穷人市区学校转往近郊白人居多的中产阶级学校，伪报自己的家庭住址，而被判刑事犯罪，入监9天后才在舆论压力下被释放。这些良好学区得到了当地充足的房产税的支持，得以维持相对较高的教育质量。但是因为这些中上阶级社区日益代表家长们的良好教育程度，所以更加加深了美国人口代际之间教育水平与经济收入的传承，以及贫富差距的固化。前引美国国家教育部的2011年测试报告，有一份图示很好显示了父母教育程度与子女英语作文成绩的强烈相关性

    这一相关性也引发公共教育体系之外，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决定的家庭文化因素。这一家庭因素直接决定了儿童的智力和语文能力的早期发展，在学龄前就产生了后期教育无法再弥补纠正的贫富差距

    近二十年前，美国学者做过一个实际观测实验，显示美国幼儿三足岁之前听到的词汇数量遍数，高教育家庭和低教育家庭之间的差别达到三千万之巨！2013年，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发表新的调查报告，显示这一语言学习差距在婴儿18个月时便已经展现，到了两足岁，高教育高收入家庭子女掌握的词汇量已经超过低教育群体子女30%。再后“这一差距变得越来越大，非常难以逆转”。

    奥巴马上台以来，大力推进幼儿学龄前教育，企图改变弱势群体子女的这一先天不足，至今实际进展微乎其微。这里除了共和党保守派的阻挠，还有与中小学教育一样的师资质量问题，以及再多金钱也无法解决代际“智商异化”现象。《纽约时报》去年10月引用美国全国早期教育研究所主任巴内特（W。StevenBarnett）的言论，指出以为这些学龄前教育计划可以轻松改变穷人子女词汇和其他能力发展的想法，实在是“一厢情愿”。

    快乐童年Vs常青藤：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回到美国中小学公共教育，其每况愈下的质量和产出危机的长期积累，有两个重要原因。其一是普遍的“分数膨胀”。由于美国缺乏全国统一的教学大纲，在教师工会的鼓动下，教学内容和学校考试都被日益简单化（dumbdown），甚至延伸到美国最有名的标准化SAT“高考”的屡次“改革”，以人为稳定和“提高”分数来掩盖教育质量的下降。另外一点，便是不少右翼社会学家开始强调的美国人“饱暖思****”趋向，原来的“基督教新教工作伦理”不断退化，尤其反映在低教育白人群体中间，懒惰心理上升。

    在教育体系中，“工作伦理”的退化，便是借“鼓励独创力”和强调“正面鼓励”，在课堂教学上不断“减负”，尤其是需要反复练习背诵的内容。不仅有不少学校不要求背诵“九九乘法表”，甚至有教育学家在《纽约时报》上公开呼吁对多数学生取消中学代数课。这些“正能量”做法，对于少数尖子学生或许有某种正面效应，帮助美国精英教育的成功。但是对于大多数普通学生，却造成美国中学生在国际PISA测试中相对于其他白人主体西方国家的下降，以及实际“读写算”能力一代不如一代。

    美国许多有识之士，包括担忧美国劳工竞争力的企业界，都看到了这一教育危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因而出现了越来越大的教育改革呼声和努力。小布什总统任上推动国会通过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CLB）”法案，以及新近的全国“通用核心（CommonCore）”教育大纲，都代表了这样的改革努力。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些改革努力遇到了既得利益和其他政治势力的强大抵制反对。

    无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还是全国“通用核心”大纲，一个关键措施便是标准化考核。但是这样的标准化考核，也是暴露美国教师质量低下的“照妖镜”，一开始就遭到教师工会的强大反对。美国教育向来属于各州“主权”，大部分州政府也有各自传统的标准化测试。但是这些测试缺乏全国的可比性，也比较容易通过地方势力游说来上下其手。全国性中小学标准化考试，因此成为美国教育改革反对势力的最大敌人。

    有趣的是各州主动协商发起的“通用核心”大纲，虽然受到联邦政府鼓励，并不是联邦政府强行推动的全国政策。但是却受到美国右翼保守派的政治攻击，形容为自由派精英干预“州权”，企图对学龄儿童“洗脑”的“阴谋”。因此出现了左右合流，同力攻击“通用核心”的政治大合唱。

    在这样的反对声浪下，美国涌现出一个抵制学校标准化考试的全国性“拒考（Optout）”运动，而且愈演愈烈。根据《华盛顿邮报》今年4月中的一份报道，这一拒考运动的主要理由大致如下：

    ——过多的考试和备考教育占用正常教学和课外活动的资源和时间

    ——考非所学：考试内容与教学内容脱节

    ——考试造成学生精神压力和其他心理疾病症状

    ——考试内容不公平，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家庭和新移民子女而言

    ——反对用考试成绩来评定教师，因为考试成绩并不准确反映老师的业绩

    ——在课堂上的真实作业才是学生学习的最好证据

    如此种种，固然其中若干包含了学校老师无法对学生学业落后的社会经济因素负责的“解释”，教师工会保护尸位素餐成员的动机还是一目了然。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除了教师亲友，城市少数民族弱势群体父母并没有积极参加“拒考”运动，反而大批支持公立学校系统之外的改革派“特许学校（charterschool，也可译为委办学校）”。对比之下，许多白人父母倒是“拒考”运动的积极分子。去年纽约市教育局门口一场“拒考”运动抗议活动的照片，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现象。

    这可以回溯2010年，美国有位白人家长在子女学习压力造成心理疾病的刺激下，摄制推出纪录片《终点茫然的竞赛（RacetoNowhere）》，哀叹中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引起很大的反响和共鸣，在美国40多个州广泛放映，以及主要媒体的评论报道，后来还加上多国外语包括中文配音国际发行。《大西洋月刊》毫不客气地把这些“慈母”与“虎妈”对比，指出“既要一个低压力的快乐童年，又想进常青藤”，是鱼和熊掌都想得兼的梦幻。《华尔街日报》则挖苦这些要求“减负”的“慈母”，她们批评的“死记硬背”，正是培养她们同时要求子女掌握的“批判性思考”的知识基础。美国教育的问题，是这些“死记硬背”教育还是太少。

    《华盛顿邮报》的教育问题记者马修斯（JayMathews）比较中肯，指出这部影片缺乏真实数据，而只是煽情。影片对教育竞争的一条主要指责——美国中学生家庭作业负担太重，与统计事实正好相反：美国高中生每天平均花费3个半小时在电视和其他娱乐上，家庭作业时间只有42分钟。这才是过去30年中，美国中学生在读写算三方面成绩都止步不前的原因。

    面对全球化的竞争压力，大批白人父母都对教育竞争持续激化抱有与上述影片类似的躲避心态，除了“拒考”运动，还有逃离亚裔子弟集中的学区。美国教育竞争的终点其实非常明确——通过精英教育进入社会上层。可是对越来越多的白人，这一终点日渐“茫然”。《终点茫然的竞赛》的导演不无阿Q精神地继续鼓吹：美国教育改革应该避免国际对比，而是追求自我塑造。《华尔街日报》在总结美国白种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WASP）群体不断没落的原因时说得好：“许多人就是变懒了。”

    麻州理工学院两位学者ErikBrynjolfsson和AndrewMcAfee今年出版一本新书《第二次机器时代》（TheSecondMachineAge），描述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下的未来社会变迁，引起很大轰动。书中引用大量研究结果强调：教育成功的公式其实很简单，就是更长的学时、更努力的学习，和严格的标准化考试。在美国的社会分化和教育分化中，小部分精英正是遵循这样的公式，进入昂贵的私立学校系统，而保证了严格有效的英语教育和写作能力。夏威夷贵族中学毕业、《来自父亲的梦》的成功作家奥巴马，是个最好的例子。畅销书《第二次机器时代》的两位作者也是。前述《大西洋月刊》讨论中，就有父母因为英语教育差距把小孩从公校转往私校的。无怪奥巴马和“虎妈”的女儿们都是在这些贵族学校学习，而成长为美国的下一代知识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