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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0章强渡乌江破黔军 遵义会议从头越

    【史要】“黎平会议”、“猴场会议”,“红军”强渡乌江;蒋*介*石*趁机控制贵州;中*共*“遵

    义会议”,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领导层;瞿秋白就义;“红十军团”兵败玉环山,方志敏遇害……

    却说,“通道会议”后,“红一方面军”向黎平挺进,并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占领黎平。

    由于,博古、李德只是把“进军贵州”作为权宜之计,仍主张“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未对“‘战略转移’的大方向”作出《决定》。

    故而,到了黎平后;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红一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黎平县二郎坡的胡荣顺商号内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

    “黎平会议”由******主持,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发等人出席,李德因身体不适没有出席会议。

    会上,博古继续讲了“由黔东北、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主张。

    李德虽未出席,但他托人在会上转达了“要坚持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一带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根据“当时敌人已在湘西布下重兵,并正向黔东集结”的严重情况,进一步阐述了他在“通道会议”上发表过的意见;再次建议“中央放弃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向“黔北的遵义地区进军”,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

    会议经过激烈争辩和反复讨论,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并通过了根据他的发言写成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

    《决议》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

    同时,又指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会议还《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以便“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和“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下发后,立即得到了各“军团”首长的拥护。

    “中央军委”为执行新的《战略方针》,决定“对部队进行整编”;“军委一、二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任》“司令员”、****《任》“政委”、叶剑英《任》“副司令员”。

    十二月十九日,“中央军委”根据“黎平会议”的《决议》作出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即将“中央红军”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前进。

    “黎平会议”后,“红军”进行了整编、重新组织战斗力;然后,突破了“黔军”的清水江防线,连克剑河、台江、镇远、施秉、黄平、余庆,抵达乌江南岸。

    此时,蒋*介*石*得知“红军”向乌江南岸前进,急忙改变兵力部署。

    蒋*介*石*《命令》陈光中的“第六十三师”进驻剑河,王东原的“第十五师”进驻锦屏,章亮基的“第十六师”进驻江口,陶广的“第六十二师”进驻沅渡,李云杰的“第二十三师”进驻会同;又令“川军第二十一军模范师副师长”兼“第三旅旅长”廖泽为“四川南岸‘剿匪’军第三路指挥”,进驻松坎。

    同时,《令》“贵州省政府主席”兼“黔军第二十五军军长”王家烈、“黔军第二十五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犹国才率“黔军四个师”集结于平越、马场坪、重安江等地,妄图以“乌江天堑”扼守、阻截“红军”。

    而此时,薛岳所率“追围军”之吴奇伟的“第九十师”、周浑元的“第五师”已尾追至镇远、施秉、黄平、三穗一带,情况十分危急!

    面对这一严重局势,李德、博古仍不放弃“去湘西”的意图,提出“要‘红军’一是不过乌江,在南岸打游击;二是回头,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于是,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红军”到达乌江南岸瓮安猴场的当天下午就召开“紧急会议”、史称“猴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李德、******、王稼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李富春、伍修权。

    “猴场会议”通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李德、博古等人“回头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精神,《决定》:“‘红军’一举突破乌江、直捣遵义,实现‘红军’处境的根本好转。”

    会议还作出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并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

    这个决定,实际上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基本结束了“三人团”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

    “猴场会议”后,毛*泽*东*又参与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红军”按照“黎平会议”决定的“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

    于是,朱德“总司令”下达了《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并派遣“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进抵乌江界河渡口,进行火力侦察、准备渡江。

    一月二日,“红军右纵队红一军团主力”和“红九军团”在余庆县箐口附近的回龙场渡口,击溃了驻守的“黔军”万式炯部,渡过乌江。

    当日上午九时,“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四团”在“团长”耿飚、“政委”杨成武的率领下,在乌江界河用竹筏强渡乌江未成功。

    入夜后,“红四团”再次强渡乌江,“红三连连长”毛振华率四名战士终于登上北岸。

    一月三日,“红军”在乌江界河发起猛烈攻势;驻守乌江的“黔军教导师第二旅旅长”林秀生率所部“第三团”、“第四团”顽强抵抗,终于未能守住这条“天堑”。

    “红军干部团”、“工兵连”、“军委纵队”及“红五军团”通过架设浮桥到达对岸,“纵队红三军团”也从茶山关渡口过乌江。

    至下午五时,“红军”强渡乌江成功,“红一军团红二师”的先头部队还占领了“黔军前敌指挥部”所在地猪场。

    “黔军教导师师长”侯之担见乌江天堑已失,只得向遵义败退。

    一月四日,“红九军团”也占领了遵义东北相距百余里的湄潭,“红三军团”进至遵义县南白镇的懒板凳,红五军团”已在乌江南岸经中坪、龙旺逼近开阳。

    第二天,“红一军团红二师红六团”更是在“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的率领下,攻取距遵义五十余里的团溪,并在遵义城外桑木垭、丰乐桥与“黔军教导师”激战。

    驻守遵义的“黔军”大溃弃城而走,“黔军教导师副师长”、“遵义城防司令”侯汉佑率部从遵义北门往娄山关败逃。

    一月六日,“红一军团红二师”攻克遵义;并乘胜向娄山关、桐梓方向追击,扩大战果。

    王家烈只得《电告》蒋*介*石*:“匪大部渡过乌江,一股在江界河向我猛攻,又一股在乌江南岸逼近开阳;支日分陷湄潭、团溪,遵义已失。”

    殊不知,蒋*介*石*正有意借“追剿‘红军’”之名跟着进入黔境;今见“黔军”败退,正中下怀。

    于是,蒋*介*石*《任命》薛岳为“贵州省绥靖公署主任”,《令》其率已在镇远等地的“追剿军”进驻贵阳。

    薛岳进驻贵阳后,即控制了贵州局势;随即,《任命》“黔军第九十九师师长”郭恩演为“贵阳警备司令”,接管贵阳防护。

    于是,“国民党中央军”反客为主了。

    且说,还在“江西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

    自从“红一方面军”离开“江西中央苏区”以后,作战又迭次失利;特别是“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使这种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的《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也多次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但都没有被接受。

    “黎平会议”后形势才有所改观,使党和红军的许多领导人从经验教训中终于认识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战略转移中遭受的挫折,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导方针的结果;因此,强烈要求“更换中央领导班子,改变军事路线”。

    这时,******、朱德与博古、李德的分歧越来越大;开始反省“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

    在这种形势下,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领导上的错误的条件已经成熟。

    于是,“中央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把“国民党军”的几十万追兵抛在乌江以东、以南地区后;“中*共*中央政治局”遂决定利用这一短暂的休整机会,立即召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老城子尹路九十六号原“国民党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现“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内举行,史称“遵义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毛*泽*东*、朱德、张闻天、****,与“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另有林*彪*、彭德怀、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李卓然、******、伍修权等人,“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李德也出席了会议。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

    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

    他只承认“在‘苏区’工作政策上和军事指导上有个别错误”,而不承认“是路线及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认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主要是“由于敌人的强大、以及与其他‘苏区’和白区的工作配合不够”,竭力为错误的军事领导辩护。

    随后,由******作《军事问题》的副报告。

    他详细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着重指出了“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既批评了博古、李德,也主动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

    听了博古的《报告》,毛*泽*东*按捺不住了,第一个表态:“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

    接着,洛甫、王稼祥也说:“不同意。”

    于是,其他人都纷纷表态:“不同意”。

    然后,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道:“博古同志的《报告》,对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为,这个总结《报告》是在替自己的错误作辩护。‘三人团’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提出了‘全线出击’的口号,后来变成了‘全线防御’;其实,在战略上这二者都是错误的。为什么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被我们打败了,唯独第五次我们不能取胜?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十万,而红军只有四万,是二点五比一;‘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二十万,红军四万,是五比一;‘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三十万,红军三万,是十比一;‘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四十万,红军四万,仍然是十比一;前四次‘反围剿’,根据地同样也是被敌人分割的,根据地范围比‘第五次反围剿’时还要小,我们却赢得了胜利。

    ‘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五十万,红军五万余,仍然是十比一;而这次我们为什么失败得那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逃之夭夭,这难道可以说‘在军事策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吗?李德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是山路、是平原、还是河道?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一划、限定时间赶到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在瞎指挥,哪能不败阵!?”

    李德凭着一种直觉,感到毛*泽*东*可能在指责他;听完伍修权的翻译后,李德眨巴着眼、一脸不高兴。但是,毛*泽*东*讲的又全是事实,李德不好辩护、更不便发火。

    洛甫接口说:“我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对问题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言之有理、顺理成章。他对指挥五次‘反围剿’的分析归纳,指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我很欣赏。”

    彭德怀对李德的瞎指挥深受其害,忍不住大声说:“博古与李德同志坐在瑞金,指挥‘红军’第二次进攻南丰的战斗时,连迫击炮采用什么曲线都要规定,还叫人怎么打?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作战经验丰富,‘红一、三军团’早就完蛋了。‘广昌战斗’,完全是同敌人拼消耗,我们损失太大了!‘中央苏区’从一九二七年开创以来,八年啦;‘红一、三军团’活动到现在,也是六年啦;创造‘根据地’是多么的不容易啊,就被你们的瞎指挥送掉啦,真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就这样,三天的会议开成了对博古与李德的批判;然而,会上却没有谁拍桌甩凳、基本上是和风细雨,始终保持了一种严肃的气氛。

    “遵义会议”指出李德、博古、******仨人“在军事上犯了领导错误”,而李德、博古应负主要责任。

    博古蹙着双眉,处于一种被告的地位;李德硬着头皮听伍修权的翻译,一个劲的抽烟、神情十分沮丧。

    最后,朱德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错误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大家这才感到“总司令”提出了一个新的、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会场又一度出现了暂时的沉默。

    于是,又经过了激烈的讨论;最后,做出几项决定:“一、毛*泽*东*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党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作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结束后不久,“常委”中重新进行了分工;由张闻天替代博古“负总责”,以毛*泽*东*为******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同时,“遵义会议”还一致决定改变“黎平会议”以“黔北为中心来创造‘苏区根据地’”的《决议》,改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遵义会议”后,中央给留在“江西苏区”的项英、陈毅发《报》,通知他们“设法率‘红二十四师’各部突围”;然因,此时的项英、陈毅已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原来,“红一方面军”撤离“江西苏区”后,项英、陈毅率领“红二十四师”浴血奋战了一个多月,终于完成了“掩护大部队转移”的任务。

    但因,此时的“红二十四师”要想突围已不可能;于是,项英、陈毅只能率领“红二十四师”钻入深山密林、靠打“游击”与敌周旋。

    而此时,“****江西中央苏区”红都瑞金、长汀、雩都等地,均被“国民党中央军”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和李默庵的“第十师”占领了。

    宋希濂与李默庵都是“黄埔一期生”,曾是“中*共*党员”、“中山舰事件”后退党;尔后,遂都成了蒋*介*石*的“干将”、攻打“苏区”时也就成了急先锋。

    “国民党军”攻占“苏区”后,进行了疯狂的报复,大肆捕杀“中*共*党员”、各地的“农会干部”。

    许多随同而至的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则组成了所谓的“还乡团”,更是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反攻倒算,随意捕杀、连无辜的民众也遭了殃;顿时,到处是血流成河、尸横遍野、鬼哭神嚎、鸡犬不宁,村村寨寨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鉴于形势如此恶化,项英、陈毅只能率“红二十四师”钻深山老林;更有甚者,此时用于联系的《电台》在战斗中又受损,遂与“中央”失去了联系。

    在白区打游击何其困难,稍不慎就有被捕杀的危险;考验人们灵魂的时刻到了,许多人在这严峻的考验中﹑敌人的利诱下发生了惊心动魄的嬗变。

    继“中央军区参谋长”龚楚等人叛变后,又有“闽北分区司令”李德胜﹑“闽、赣分区司令”宋清泉﹑“赣、粤分区参谋长”向湘林﹑“瑞金游击司令部政委”杨世珠相继叛变了。

    特别是,龚楚叛变后,率领三十余人伪装成“红军游击队”,以在南雄北山龙狮石“召集游击队开会”之名,诱使“赣、粤边游击队后方主任”何长林,而将“北山游击队”一部诱入其设好的埋伏圈﹑胁迫投降。

    结果,除几名逃走外,“北山游击队”六十多人均遭诱杀,酿成了“北山事件”。

    所以,仍坚持共产主义信念、誓死不变的瞿秋白﹑项英、陈毅等人,不但要与残暴的“国民党军”作斗争,还要与曾是自己营垒﹑熟悉内部情况的叛徒周旋,困难更是可想而知。

    因此,当时“赣、粤边游击队”中甚至流传了一句话:“革命同志坚持不下去的可以离开队伍,但不要出卖同志,仍可视为同志。”

    而项英、陈毅率领“红二十四师”的战士们,硬是依靠老区群众、及时调整策略、变换斗争方式;终于在“赣、粤边”利用游击战争与“国民党军”作殊死斗争,把革命火种保存了下来。

    此时,陈毅身负重伤;但他拖着病体和战友们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在“国民党军”用尽了搜山、烧山、移民、封坑、包围、“兜剿”等残酷手段,凭着胸怀一颗对革命事业的信仰和对党的忠贞不移的丹心,终于坚持了下来。

    并在梅山被围的二十余日里,生命安危、系于一发之机;陈毅甚至于做好了献身革命的准备,写下了豪迈的诗句:“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一九三五年二月下旬,身《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等职的瞿秋白与“红二十四师”的三百余人在上杭活动时,却被宋希濂的部将钟彬所率的“国民党军第三十六师第一○八旅”阻截。

    结果,瞿秋白与三百战士不幸都被俘。

    瞿秋白当时化名“何其祥”,敌人一时不识;然因,有人贪生怕死、供认了他。

    宋希濂逮住瞿秋白后,将他押解到长汀。

    在受尽严刑拷打后,瞿秋白坚贞不屈;最后,于六月十八日晨,在福建长汀的中山公园内就义。

    就义前,瞿秋白用俄文高唱《国际歌》、《红军歌》,并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显示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始终如一、忠贞不渝。

    且说,寻淮州率领的“红七军团”作为“抗日先遣队”北上,到达“闽、浙、赣根据地”德兴县的重溪后,与“红十军”会合组成为“红十军团”。

    “红十军团”组成后,决定以“‘运动战’的方式向外线出击”,以“在‘皖、浙边界’创建新的‘苏区’”。

    十一月十九日,寻淮洲、刘英率“红十九师”先行出发,经怀玉山向浙西前进;沿路击溃了小股“国民党军”,拆毁了不少碉堡和路障。

    五天后,方志敏、刘畴西率“红十军团”主力也踏上了征程,向安徽进发。

    “红十军团”的行动立即引起了“国民党军”的注意,每天都有意大利制的空军侦察机飞临侦察,“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旅长”王耀武率部尾随而至。

    十二月十日,“红十九师”与“红十军团”主力在黄山东南的汤口会师;全“军团”立即大造声势,执行“打土豪、分浮财”的政策,并积极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救国主张。

    “江﹑浙”素为中国之财赋重地,“国民政府”的财源所系;如此卧榻之畔,岂容他人酣睡?这样一来,蒋*介*石*也坐不住了。

    于是,蒋*介*石*立即调动五个“正规师”、二个“独立旅”、四个“保安团”,共十万余人;以俞济时为“总指挥”,分“左、中、右”三路,向“红十军团”猛扑过来。

    面对严峻的敌情,“红十军团”指挥部召开了会议。

    寻淮洲﹑粟裕主张将跟上来的王耀武部打一仗,给个下马威;乐少华则认为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与“红十军团”兵力差不多,但武器远胜过“红军”,不能硬拼;最后,方志敏﹑刘畴西觉得有必要给敌人一个打击﹑以求得主动。

    于是,决定在浙西谭家桥附近的乌泥关,打击尾随而至的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

    乌泥关距谭家桥五公里处是个山隘口,一条公路自南向北通过,路东侧有一个高地,靠北侧是一溜小山坡,公路南端有一道悬崖,这个地形非常适合打伏击战。

    刘畴西将“红二十师”放在路北侧山坡主攻位置上,“红十九师”埋伏在路南侧高地,“红二十一师”则迎头堵击;待“国民党军”进入包围圈后﹑突然出击,求歼王耀武部。

    十二月十四日,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出现在山隘口﹑将要进入伏击圈。

    就在此时,意外发生了,由“地方武装”改编而成的、胡天桃的“红二十一师”中一名战士因过度紧张﹑竟然擅自开枪走火了。

    这下,立时引起了王耀武部的警觉;他《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迅速沿公路两侧展开,并抢占了最近的高地”。

    刘畴西见状又气又急,只得下达了“出击”的《命令》;于是,乌泥关一带枪声大作﹑喊杀连天,一场“伏击战”打成了“遭遇战”。

    于是,“红十军团”集中火力向王耀武部扫射,一时倒也把“国民党军”打了个手忙脚乱;但是,担任主攻的“红二十师”和“红二十一师”缺乏战斗经验,只顾打得痛快﹑没能及时发起冲锋。

    而寻淮洲的“红十九师”部署在路南的悬崖地带,出击地域狭窄﹑兵力一时无法展开;因此,也耽误了攻击的最佳时机。

    王耀武看出乌泥关南侧高地火力较强,而路北侧山坡火力较弱;于是,他集中旅里的迫击炮和重机枪压制住南侧高地火力,而《命》部队向北侧山坡发起猛攻。

    由于,部署在北侧山坡上的“红二十一师”是“地方部队”改编而成,没打过像样的“阵地战”,一时慌乱起来。

    王耀武部乘机冲上北侧山坡,“红二十一师”阵地即被“国民党军”攻陷。

    见北侧阵地陷落,寻淮洲急了,立即组织反扑﹑欲将阵地夺回。寻淮洲手端机枪﹑带头冲锋,不幸腹部中弹倒下了。

    此时,““红十军团政委”乐少华、“军政委员”刘英也负伤了;方志敏﹑刘畴西只得赶紧下达了“撤出战场”的《命令》。

    “红十军团”撤离战场后,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因伤亡也很大,故也下《令》“收兵”没有追击。

    撤退途中,寻淮洲终因伤势过重﹑流血过多而牺牲了,年仅二十二岁。

    寻淮洲牺牲后,王如痴接《任》“红十九师师长”。由于,寻淮洲的牺牲,使“红十军团”的土气低落了。

    尔后,“红十军团”经旌德、泾县、青阳、太平直向皖南而去;一路在休宁、祁门、屯溪、歙县、绩溪、婺源、开化等地又与“国民党军”发生了遭遇战。

    由于,士气低落﹑无心恋战,各战均无所获;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红十军团”转回赣东北,北上皖浙边的行动至此失败。

    一月十五日中午,在德兴县的港首村,“红十军团”又与“国民党军”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遭遇。

    此时,负责掩护方志敏及“军团”机关﹑伤病员的粟裕所率“红十九军”八百多人与刘畴西率领的“红十军团”主力的联系,被“国民党军”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切断了。

    第二天,方志敏、粟裕率领“红十九师”的八百余人冲破“国民党军”的阻截,到了化婺德附近的陈家湾村;等了许久,却不见刘畴西率大队到来。

    原来,刘畴西遭遇“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军”阻击后,混乱中“红二十师”和“红二十一师”被打散;刘畴西、王如痴率主力连打边撤,来到了怀玉山黄土岭南侧的一片密林内;因部队饥饿疲劳,决定休息一夜再走。

    方志敏闻知后,为促使部队当夜闯过常山、平乐一带的封锁线,遂带着几个人去找刘畴西及其大部队。

    谁知,就在这一夜,“国民党军”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阮肇昌的“第五十七师”、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王金镛的“独立四旅”、“浙江保安纵队”等已赶至,将“红十军团”主力围困在了方圆只有十五里左右的怀玉山地区。

    此时,“红十军团”已只剩二千余人,且弹药缺乏;终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人在高竹山铜钱坑被俘。

    仨人被捕后,同时被押往江西上饶监狱﹑后解往南昌;在狱中,仨人表现坚贞不屈;方志敏还著有《可爱的中国》、《狱中纪实》等约三十万字的文稿。

    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仨人被秘密杀害于江西省南昌市下沙窝。

    就这样,“红十军团”只有粟裕率领的八百余人存留下来,乐少华因伤势严重被秘密转送到上海治疗。

    此后,“抗日先遣队”余部改称“红军挺进师”,在粟裕、刘英率领下继续坚持在“江﹑浙”一带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