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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3章孙内阁黯然倒台 蒋介石二次复出

    【史要】“哈尔滨保卫战”,“孙科‘内阁’”倒台,蒋介石二次复出……

    却说,“日军”夺取锦州后,见“东三省”的袋口已被收紧;本庄繁即又《命》多门二郎的“关东军第二师团”掉头北上,以消灭尚在黑龙江省内的“抗日”武装;从而,将“东三省”全部收入囊中。

    因此时,已占据舒兰与榆树了的伪“吉林省剿匪总司令”于琛澄也已率部北上欲取哈尔滨了。

    于是,多门二郎只是先派出了一些飞机与装甲车给于琛澄助战,所部“第二师团”则返至奉天、长春后暂作休整。

    于琛澄有了“日军”撑腰,更是耀武扬威地向哈尔滨迫进。

    而已与马占山达成交易了的张景惠,见“关东军”非但攻取了奉天、长春、吉林、齐齐哈尔,而今连辽西的锦州也占据了;看来,整个“东三省”的沦陷已成定局,自己不必再有甚顾忌了,这才放胆公开《宣布》“投日”了;并于一月七日,赴齐齐哈尔就《任》伪“黑龙江省长”。

    自此,张景惠也公开投入“关东军”的怀抱了。

    不久,于琛澄率部进抵哈尔滨城下,与守军丁超等部对峙。顿时,哈尔滨城内山雨欲来风满楼了,局势显得十分危急、人心惶惶了。

    时在宾县的代理“吉林省政府主席”诚允闻知哈尔滨情势危急,将时在依兰的李杜与冯占海招至会晤;仨人会商后,决定“由李杜与冯占海率部驰援哈尔滨”,以促使丁超“抗日”。

    同时,诚允将李杜与冯占海俩人所部、组合改编为“吉林自卫军”,由李杜《任》“总司令”,冯占海《任》“副总司令”。

    尔后,一月十六日,李杜与冯占海即率“吉林自卫军”由依兰出发驰援哈尔滨。俩人率部抵达哈尔滨后,即对于琛澄部发起攻击。

    丁超见李杜与冯占海前来驰援,即也率部反攻。

    如此,李杜、冯占海、丁超三路齐进,在上号、南岗、三棵树等地与于琛澄部激战。

    于琛澄毕竟是孤军深入,双手怎敌六臂?激战半天后、终于不敌,全线溃败向吉林方向逃窜。于是,哈尔滨之危解除。

    丁超见李杜与冯占海协助击退于琛澄、解了哈尔滨之危,遂将俩人所部迎入城。

    且料想于琛澄虽败,必不肯罢休、而定会卷土重来。为共同抗战,丁超决定“与李杜、冯占海联手”,遂将所部并入“吉林自卫军”。

    于是,丁超也被《任命》为“吉林自卫军副总司令”兼“中东铁路护路军司令”。

    丁超与李杜、冯占海联手后,“第二十六旅旅长”邢占清与“第二十二旅旅长”苏德臣等人即也率部加入了“吉林自卫军”;如此,时在哈尔滨的抗战力量整合到一起了,准备为保卫哈尔滨而战。

    且说,“日军”夺取锦州、“东三省”局势愈来愈恶化之时,“下野”后的蒋介石则在奉化溪口老家韬光养晦了。

    蒋介石的再次被迫“下野”,确是连他自己也未曾料到;因此,这次对他的打击比第一次“下野”时更大,令其深感沮丧。

    因为,经过几年的纵横捭阖、南征北战,蒋介石非但率领“国民革命军”取得了“北伐”胜利、将“北洋政府”逐出了政治舞台;并敦促张学良的“东北‘易帜’”后,由其主政的“南京国民政府”更是统一了中国。此后,蒋介石又先后将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等实力派一个个都打趴在地;从而,削平“山头”,实行了中央集权。如此,蒋介石的势力与地位已今非昔比、无人能撼,满以为“自己可独步天下了”。

    但谁知,就在看似“自己已获全胜、再无对手,可乾纲独断了”之时,却忽因“扣押了胡汉民”而招致党内同仁的指斥;结果,反而落了个众叛亲离、四面楚歌,迫使自己再次《宣布》“下野”。

    这确是出乎意外,可谓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了。然而,蒋介石不甘心失败,相信自己“定能东山再起、重回南京”。

    虽然,蒋介石在“下野”前,曾表示:“余自愿下野,决以在野之身,力护继此而成之政府,以求国基之巩固。”蒋介石此话,说得甚是漂亮;然而,他做的却是另一套。

    先是,蒋介石在辞职当日,主持召开了“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议”。

    会上,他对江苏、浙江、江西、甘肃四省的“政府主席”作了新的《任命》,由听《命》于自己的顾祝同、鲁涤平、熊式辉、邵力子等人分别调《任》这四省的“政府主席”;从而,将此四省、特别是“江、浙”两省,仍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以为“有朝一日、东山再起”之资本。

    接着,蒋介石又致《电》各路军的“总指挥”及其“黄埔嫡系”的“军、师长”,言:“中正辞职通电谅达,但中正对我患难生死相从之将士必仍负责维护,望各安心服务。”以《宣示》“自己‘定会回来’”。

    蒋介石安排好这一切后,这才正式《宣布》“下野”;然后,离宁赴浙、回奉化老家。

    蒋介石回到奉化老家后,对这次失败进行了反思、以吸取教训。

    虽然,蒋介石明白,这次变故起因于“自己扣押了胡汉民”;可是,他觉得根本原因不在于此。

    因为,陈济棠等人的反叛,只是由于跟随自己的革命意志不坚、而被人利用罢了;此类反叛,蒋介石已见过不少,不足为奇。在他认为,“粤、桂”一丘之貉,无意志、无组织,即使没有“扣押胡汉民”,其勾结发难也是迟早会发生的事。再说,尔后的“九·一八事变”及由此引起的“学潮”,与“扣押胡汉民”毫无关系;但却对事局的进一步恶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以至于使局势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可见,之所以会导致失败,不仅是“自己扣押了胡汉民”之故,还另有原因;否则,不至于如此。

    为此,蒋介石静思反省了许多;最后,终于有所悟。

    于是,他在日记中写道:“余此次失败之原因,在于对党内同仁一意迁就,以致本人之主张不能贯彻到底;而孙科、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等附逆背叛,乃无组织之显现,此其一。对于陈济棠勾结桂派、古应芬利用陈逆,日寇之‘沈阳事变’突发,皆因情报缺失未能预知而贻误大局,此其二。而事出后,干部中无一得力之人能挺身而出为余排忧解难;以致余如诸葛孔明之治蜀,每事非躬亲不可;古所谓‘股肱惰哉,庶事业丛挫哉’,焉得不徒劳而无功?政治、党务、军事、外交诸方面皆人才缺乏,此其三。又对于学者及知识阶级太不注意,以致学潮叠起,为反动势力所用;而各地党部毫无管教能力徒增扰乱,此其四。呜呼!有此四因,岂能不败?”

    如此,蒋介石算是悟到了这次失败的根本原因全在于“无组织、无情报、无干部”及“忽视知识界”之故。

    因此,他在另一则日记中继续写道:“此后如欲成功,非重起炉灶,根本解决,不足以言革命也。”

    就这样,蒋介石在奉化溪口雪窦山的妙高台上,一面韬光养晦,一面静观局势变化,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重整旗鼓。

    果然,蒋介石等待的时机很快就来了。

    原来,蒋介石离宁时,除了对“江、浙”等省作了必要的人事调整外,还对那些尚留在南京的“亲信”密授计宜,要他们给“孙科‘内阁’”使绊;从而,迫使孙科有求于己,以利于自己的东山再起。

    一九三二年元旦,新一届“南京国民政府”的全班人马《宣誓》“就职”。

    由于,新一届“南京国民政府”中,林森的“国民政府主席”是个虚位,只是象征性的作为“国家元首”,却不负实际的政治责任;因此,主持“南京国民政府”的重任、实际上落在了以孙科为“行政院长”的“内阁”肩上。

    然而,由于蒋介石的从中作梗,“孙科‘内阁’”上台后立即就处于了危机之中;特别是,巨额的财政赤字,顿时将他压得喘不过气来。

    因当时,各省的财政多是由地方实力派自收自支,“南京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则主要来源于由其直接控制的长江中、下流的几个省。

    可是,长江中、下流的江苏、浙江等富庶之地的财税,却一直来又是cao控在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等被称为“四大家族”的权贵手中。

    以往,蒋介石当家,他的“舅子”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大连襟”孔祥熙《任》“实业部长”;所以,“南京中央政府”有钱可使。

    可是,蒋介石“下野”后,宋子文与孔祥熙也都撂挑子跟着走人了。

    虽说,孙科与蒋介石及诸位都有姻亲关系;但因,“宁、粤”对峙已使孙科站到了蒋介石的对立面;因此,蒋介石那管孙科的死活,立即卡住了财源。

    于是,“南京中央政府”每月的财政收入骤降至六百万元。

    然而,“南京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却依旧;仅“中央政府”的办公经费每月就需四百万元,何应钦的“军政部”每月需用一千八百万元;仅此两项,财政赤字就高达一千六百万元。若再加上其他各项,财政赤字更是高得吓死人,谓其“入不敷出、捉襟见肘”一点也不算过。

    新《任》“财政部长”黄汉梁原是“铁道部常务次长”兼“庚子赔款委员会委员”,因其身后没有“财团”撑腰、而两手空空。所以,黄汉梁上《任》后就遇到了难题;各方都伸手要钱,他却拿不出分文;这位新《任》“财政部长”也就成了“无米下炊”的“新媳妇”,如何当得?

    黄汉梁为了筹措资金以度时艰,欲向“江、浙”两省的财团借贷。

    但因,“江、浙”两省的财团原就受控于“蒋、宋、孔、陈”的“四大家族”;且蒋介石离宁前就有“不得贷款给新‘国府’”的授意,谁敢违悖蒋介石的旨意而擅为?结果,黄汉梁四处碰壁、没能贷到钱。

    如此,“财政部长”黄汉梁囊中羞涩、手头无钱,“孙科‘内阁’”也就寸步难行、一事无成了。

    “日军”进军辽西、欲夺锦州时,张学良向“南京中央政府”索要饷粮;孙科穷得连自己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难过,哪有钱给拨?致使张学良弃守锦州有了借口,这令孙科深感困惑、徒叹奈何。

    面对财政困境,孙科只得采取“拆东墙、补西墙”之法;决定“暂停偿付历年发放、已到期了的国内公债本息”,以“挪作政府开支”之用;如此,这才算是将眼前的财政难题勉强应付了。

    而此时,已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了的“日本政府”,见“南京国民政府”中没见了国民党“三巨头”的影子,只由一个“有职无权、当家却作不了主”的孙科撑着台面,也就更没把“南京国民政府”放在眼里了。

    因此,“日军”非但在“东三省”肆虐,更是耀武扬威地把军舰驶入长江、威迫“沪、宁”,向“中国政府”示威了。

    如此,非但“东三省”已遍地狼烟;眼看着上海又似同一个火药桶、大有一触即发之险,甚至于连南京的安全也受到了威胁,当家的孙科心中岂能不焦虑万分?

    对于“日寇”的嚣张,孙科虽是心中焦虑、欲行抵抗;但因,孙科手上无军权,根本调动不了军队。而军界中的要人、特别是“黄埔系”的“将领”,都是唯蒋介石之《命》是听,根本不理睬孙科;何况,蒋介石是“攘外必先安内”,他的“黄埔嫡系弟子”对此心领神会、奉若圣旨,欲《令》他们“抗日”也是断不可能。且蒋介石在离宁前,也已对他们有过密授计宜;因此,谁也不愿为孙科排忧解难;而都只作旁观者,且欲看孙科的笑话。

    面对“日军”的挑衅与威胁,孙科内阁一筹莫展,新《任》“外交部长”陈友仁则干脆提出了“对日绝交”。

    只是,如此重大的外交方针须经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中政会”审议认可后方能施行。

    然因,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仨人都不在南京,国民党“中政会”几处于瘫痪;因此,陈友仁所提的“对日绝交”,空喊了一阵后,则被搁置、而无下文了。

    且由于,“特别外交委员会”也随同蒋介石的“下野”而散伙了;因此,此时的外交舞台上只有陈友仁在唱独脚戏,致使“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的声音显得更弱了。

    而“国联”原就管不了日本,现见“中国政府”如此一副乱状,也就更是懒得管了。

    所以,当“日军”又欲犯“沪、宁”时,“国联”则装聋作哑视若无睹,连原已打算的组建“国联调查团”也迟迟未见踪影。

    而此时,“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浚欲邀“豫、陕、甘、苏、皖、浙、湘、鄂、赣”等九省“政府主席”,在武汉搞所谓的“九省联防”,以拆“孙科‘内阁’”的台。不过,蒋介石闻讯后,却觉得何成浚此举未免草率;于是,即致《电》劝阻,何成浚这才没有举事。

    然而,孙科也已获此传闻;虽是虚惊一场,但毕竟如雪上加霜地令他感到了难以承受的压力。

    如此,“孙科‘内阁’”在政治、军事、外交、财政诸方面都处于了严重的危机之中,令已是焦头烂额了的孙科深感力不从心、而叫苦不迭了;无奈之下,孙科只得分别致《函》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吁请仨人“回宁”,以“共撑大局”。

    且说,蛰居在奉化溪口、静观时局变化的蒋介石接到孙科的“吁请”后,并没有急于回宁。

    虽然,蒋介石也亟欲“重回南京、再登权位”;然而,觉得尚非其时。他要让孙科尝够苦头后,自己再出手;如此,方显得自己有能耐。

    因此,蒋介石非但没返宁,连回复也没给,让孙科伸着脖子空盼、干着急。

    而时在上海的汪精卫,早已是朝思暮想着欲“回南京、重入中枢”;所以,接到孙科的“吁请”后,正可谓是求之不得。

    不过,此时的汪精卫倒是有点自知。

    他明白,自己也如孙科一样心有余而力不足,虽有“入堂登室”之念想,却无“旋乾纠坤”之实力。同时,他也知道,“孙科‘内阁’”之所以处境窘困,原因在于“‘南京中央政府’的军权、财权实际上仍掌握在虽是‘下野’了的蒋介石手中”之故。因此,自己若是两手空空的独自入宁,非但帮不了孙科,却连自己也会陷入窘境而不能自拔。

    至此,汪精卫似乎悟到了“当下的‘南京国民政府’,离了蒋介石确是谁都撑不下去”,看来“这蒋介石虽是不得人心,但在此局势艰困之时,却是无人可替代他;若想使‘国民政府’渡过危难,只能靠他”;因为,蒋介石手中有钱、有枪,他人只能望其项背。

    如此说来,自己若要回宁,还非得拉上蒋介石不可;否则,自己即使入宁了,也会是徒劳无功;最终,落个昙花一现、狼狈下台、一事无成。

    再说,汪精卫已默认了胡汉民《宣称》的“不入宁”;若是单独“入宁”了,或会招致世人诟病。考虑到这一点,汪精卫也觉得不宜单独赴宁;因而,汪精卫决定“把蒋介石拉上、一同回宁”。

    汪精卫如此想后,遂一面派人赴奉化请蒋介石“复出”,一面则装模作样地《声明》:“蒋先生不回宁,兆铭也绝不入宁。”

    其实,汪精卫此话是故意说给蒋介石听的;为的是讨好蒋介石,使他愿意与自己“合作”,以便自己能“重返南京”。同时,汪精卫也欲“藉此为自己的‘入宁’”找台阶。

    而此时,时在南京的“亲蒋派”吴敬恒、陈铭枢、张群等人也趁机提出“请蒋介石回南京主持‘中央政治会议’”;顿时,南京城内响起了一片“请蒋回宁主政”的声浪。

    至此,蒋介石觉得“复出”的时机到了。

    于是,一月十三日,蒋介石离开奉化老家先到杭州;并于翌日,即对记者发表谈话,声称:“余审视政治之环境,以及最近之事实,实鲜有余个人负责之余地,故不得不仍以在野之身,尽个人职责。然汪、胡如能推诚人京,余虽身在诟谇之中,为党为国,也无不乐从其后。”极显一种自己与世无争、泰然自若的飘逸之态。

    同时,蒋介石却将时《任》“行政院副院长”陈铭枢密召至杭,听取有关“南京国民政府”的活动情况《报告》。尔后,他让陈铭枢回程路经上海时,捎带了一封《亲笔信》给汪精卫。

    此时的蒋介石已决定“回宁”了,且欲“联汪制胡”;因此,致《函》汪精卫,要其“来杭会晤”。

    同时,鉴于胡汉民已利用“粤、桂”的陈济棠与李宗仁,在东南割据、自成一体;如此,“四届一中全会”后的“国民政府”名义上虽算是整合了,实际上“宁、粤”仍是各据南北、分庭抗礼。

    因此,蒋介石打算将曾是“‘西北军’首领”的冯玉祥也拉拢,以“利于自己复出后与胡汉民抗衡”。

    为此,蒋介石派其“心腹”、曾《任》“外交部长”、“济南惨案”后卸《任》的黄郛去与冯玉祥联系;欲“利用黄郛与冯玉祥的良好私人关系,能将冯玉祥游说拉拢”。

    且此时的冯玉祥,虽是走出吕梁山、又可重振雄风了;然因,他的“西北军”已经散伙、不复存在了,冯玉祥也就游离无着、只得另起炉灶。

    因此,黄郛不辱使命,很快就将正欲寻觅出路的冯玉祥游说成功。

    再说,此时的“中华民族”已面临了国破家亡之险,冯玉祥早对“‘中国人’自己打自己”厌倦了,只望能顺应民意、一致对外、共同抗日。

    因此,他爽然地答允黄郛:“大敌当前,我们应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汪精卫能与蒋介石合作,我当然也能;救亡不分彼此、不分党派;谁不团结,谁不抗日,谁就不配当中国人!”

    就这样,冯玉祥与蒋介石尽弃前嫌、重归于好了。

    且说,汪精卫见蒋介石要与自己会晤,也正合其意;于是,迫不及待地赶至杭州去与蒋介石会面。

    于是,一月十五日下午,蒋介石与汪精卫在杭州晤面长谈;最后,达成了一笔政治交易。俩人商定“同返南京,共主中枢”,由蒋介石主持“军事”,汪精卫执掌“内阁”。

    俩人达成交易后,为免被“粤方”指斥;遂于两天后的十七日,联名致《电》胡汉民,假情假意地要他也“北上赴京,共支危局”。

    胡汉民接阅来《电》后,方知“汪精卫已背着自己、与蒋介石有了秘密接触”;揣测“俩人定是有了私下交易”,不由得心中恼火。

    因此,胡汉民大骂汪精卫“背信弃义”;并决意“留在广州”,仍不愿“入宁、去与蒋介石合作”。于是,胡汉民以“身体不适,须长期休养”为由,拒绝“北上入宁”。

    胡汉民的不愿入京,正中蒋介石的下怀。

    于是,蒋介石与汪精卫又“联名”给孙科致《电》,却故意道:“俟展堂驾至,即联袂入京。”但同时,要孙科、何应钦等人“来杭面洽”。

    孙科见蒋介石与汪精卫都愿“入宁”了,这才如心头的一块悬石落了地。

    于是,即与何应钦、张继、张静江等人一起匆匆忙忙地赶赴杭州;这既算是应蒋介石之召,也算是对蒋介石与汪精卫的迎迓。

    一月十八日,蒋介石、汪精卫、孙科、何应钦、张静江、张继等人在杭州西湖边的烟霞洞举行会谈。

    会谈后,蒋介石、汪精卫终于应孙科的“吁请”,答应“回南京”了;同时,孙科决定“辞去‘行政院长’之职”,由汪精卫重新“组阁”。

    于是,三天后的一月二十一日,蒋介石终于在孙科、何应钦等一行人的迎奉下,与汪精卫一起返回南京。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因其仍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也就又执掌国民党的中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