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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章十四省讨贼联军 吴佩孚声东击西

    【史要】吴佩孚建“十四省讨贼联军”,声东击西,藉口“讨奉”,进取河南……

    却说,吴佩孚查家墩再起后,见有众多“直系”旧部及幕僚的支持与归附,顿时又踌躇满志了。

    此前,江西督办方本仁曾提议成立“湘、鄂、赣三省联防”,但因湖南督办赵恒惕不感兴趣而未果。

    吴佩孚东山再起后,亦想以此拉拢各省督办;但因江西督办方本仁已被驱逐,也就改为提议成立“湘、鄂、川、黔四省联防”。

    而此时,已经翅膀硬了的唐生智,因治所湘南与两广接壤,渐渐的受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影响后,与赵恒惕观点相左了且时有矛盾。

    赵恒惕开始担心唐生智萌生异志难以驾驭,也就想借助联省之力能对其有所制约;因此,也就对吴佩孚提议的“湘、鄂、川、黔四省联防”表示了赞同。

    湖北督办萧耀南、川黔边防督办袁祖铭、四川督办刘湘等人也即表示附和;于是,十一月二日,“湘、鄂、川、黔四省联防”组成,并公推吴佩孚为盟主。

    此时,孙传芳已组建了“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军”,吴佩孚派人游说欲与联盟。

    因孙传芳是吴佩孚的旧部,且有知遇之恩;因此,就欣然答应了。

    只是,此时的孙传芳毕竟已颇具实力,不愿再受制于人;所以,名义上归附于吴佩孚了,但实际上却是独树一帜自成一体;对此,吴佩孚并没计较。

    至此,吴佩孚雄心勃勃了,决定在此基础上组建“联军”,且拟取名为“十四省讨贼联军”,意则要将尚未收得的“豫、陕、直、鲁”也归纳;后来,觉到似有不妥,这才去掉“十四省”三字,而称为“讨贼联军”;只是,史家仍然有称其为“十四省讨贼联军”的。

    “讨贼联军”组成后,吴佩孚自命为“讨贼联军”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湖北夏口的查家墩。

    同时,任命萧耀南为“讨贼联军鄂军”总司令,陈嘉谟为副总司令;袁祖铭为“讨贼联军川、黔军”总司令,原四川省长邓锡侯为副总司令;赵恒惕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而孙传芳仍为“苏、浙、闽、赣、皖五省联军”总司令。

    接着,又将“鄂军”分为三路,“鄂军”第一师师长寇英杰任“鄂军”第一路司令,陈嘉谟兼任“鄂军”第二路司令,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卢金山任“鄂军”第三路司令。

    “川军”也分为三路,“川军”第十六师师长杨森任“川军”第一路司令,邓锡侯兼任“川军”第二路司令,“川军”第一师师长赖心辉任“川军”第三路司令。

    “黔军”同样分为三路,“黔军”第一独立旅旅长王天培任“黔军”第一路司令,黔湘边防督办彭汉章任“黔军”第二路司令,“黔军”第三师师长周西成任“黔军”第三路司令。

    “湘军”也分为三路,赵恒惕自兼“湘军”第一路司令,“湘军”第一师师长贺耀祖任“湘军”第二路司令,“湘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任“湘军”第三路司令。

    另外,四川督办刘湘任“讨贼联军川、黔军”后方筹备总司令。

    而孙传芳的“五省联军”中的“苏、浙、闽、赣、皖”等五军总司令仍按原任未变,吴佩孚没加干预。

    就这样,一支所谓的“十四省讨贼联军”七拼八凑地组成了,吴佩孚想藉此重展雄风再大干一场。

    然而,“讨贼联军”虽是组成后,吴佩孚并没有急于发兵北上讨伐。

    其原因是由于,“川、黔、湘军”虽被纳入了“讨贼联军”,但他们都有着各自一本难念的经;一方面是由于“川、黔、湘”三省分别与“滇、桂、粤”三省接壤,须防范来自邻省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新桂系”、广东的国民政府可能的侵扰;“川、黔、湘”三省之所以愿意加入联防,目的无非就是为了遇到危难时,可相互有个照应以保境安民而别无他求;何况,这几个省中,长期来一直处于政局动荡之中,也根本无暇他顾;因此,即使吴佩孚要他们出兵,也只能虚言应付而不会听调。

    而孙传芳有了“苏、浙、闽、赣、皖”等五省的地盘后,似是已心满意足不想再有大的图谋;吴佩孚若要让他再向北用兵,看来也是不会听命的;否则,孙传芳何必班师呢?

    所以,真正能听凭吴佩孚调遣且也愿北上讨贼的,仍只有湖北的萧耀南。对此,吴佩孚心中也十分明白,也就没有强人所难;因此,“讨贼联军”组成后,却没了下文。

    而其实,吴佩孚组建“讨贼联军”的真正目的并不是为了对付“奉系”或“临时执政府”,而主要是为了讨伐冯玉祥。

    因为,在他觉得,“直系”虽然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败北甚至于下台了,名义上似是被“奉系”的张作霖击败,但真正的败因却是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要不是冯玉祥在后院放了那么大一把火,他吴佩孚绝不会败得如此惨。

    所以,吴佩孚在记恨张作霖的同时,更对冯玉祥恨得咬牙切齿,誓要报这一箭之仇。

    为此,吴佩孚在给“联军”拟名时,特意用了“讨贼”两字;而没叫“讨奉”、“讨张”或“讨段”,原因就在于此。因为,“贼”字乃泛指,可“奉”、可“张”、可“段”,也可“冯”。

    而吴佩孚之所以也没有明确提出“讨冯”,乃是担心太过明了有人会不愿接受而使“联盟”散伙;且在众人都视“奉张”为敌之时,自己若另提“讨伐冯玉祥”既不明智也非其时。故而,“讨贼联军”成立后,吴佩孚只得按兵不动,坐观时势发展。

    不久,时势果然有了转机。

    原来,自从孙传芳班师南返后;进入“直、鲁”的国民二军都遭到了“奉军”的阻截而进退维谷了;吴佩孚觉得,这正是自己该出手的时候了。

    因为,冯玉祥的“西北军”原来称“国民一军”,与这“国民二军”是同一炉铸就的贷。而“国民二军”的魁首河南督办,无论是前任胡景翼还是现任岳维峻,都是冯玉祥的同党;皆是“北京政变”的始作俑者,同样也得对他们进行清算。

    何况,河南紧邻湖北,岳维峻的国民二军像拦路虎般挡着道;若想讨伐冯玉祥,还得先从岳维峻开刀。

    吴佩孚如此想后,就决定对岳维峻动手了;为了能得手,还得给岳维峻出其不意的打击;于是,吴佩孚诳称“北上‘讨奉’”,要岳维峻借道于他,以消除其戒备。

    岳维峻与吴佩孚本来就是敌对双方,哪肯借道给他?何况,岳维峻怀疑到了吴佩孚必定是欲行假道灭虢之计,岂能上当?因此,岳维峻断然拒绝了吴佩孚的要求。

    其实,吴佩孚也知道岳维峻不会借道给他,那无非是想找一个对其用兵的藉口而已。

    果然,吴佩孚遭到拒绝后,就以此为借口起兵进攻河南了。

    同时,吴佩孚派人暗中游说已依附于岳维峻了的“直系”旧部靳云鹗与张福来,要两人反水归顺;并任命靳云鹗为“讨贼联军豫军”总司令,张福来为副总司令。

    靳云鹗与张福本来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吴佩孚在查家墩复起时,俩人就有归顺之意;而今,吴佩孚派人来说,也就没有二话即复投于吴佩孚麾下了。

    于是,俩人倒戈,对岳维峻的“国民二军”发起攻击。

    “国民二军”虽然经扩编后名义上已有了十多个师,但岳维峻将邓宝珊、李纪才等有生力量都派往直、鲁了,留在河南的都是些七拼八凑起来的部队系乌合之众;遭受突然袭击猝不及防,勉力抵抗后很快就溃败了。

    而已进入山东了的李纪才,已因孤军深入且受阻而心中不宁;忽报河南境内突变,更是唯恐自己后路被截,也就无心恋战;于是,赶紧从山东撤回退守开封。

    如此,张宗昌的山东之危顿解。

    然而,进入直隶了的邓宝珊却没有撤军;因为,此时直隶的局势仍是对国民军有利。

    原来,张作霖派遣郭松龄驻于天津,为的是要他协助直隶督办李景林防范冯玉祥;但张作霖怎么也想不到,郭松龄非但没有如他所愿防范冯玉祥;而是适得其反,却与冯玉祥联手反对他张大帅了;当然,这是事出有因。

    郭松龄,字茂宸,奉天人,乃唐朝名将汾阳王郭子仪的后裔。

    一九○六年,郭松龄考入盛京将军赵尔巽创办的“陆军速成将弁学堂”;因成绩优异,被时任奉天陆军统领朱庆澜赏识,调至身边倚为亲信,后随同朱庆澜入川参加了辛亥革命。

    朱庆澜被排挤出川后,郭松龄回到奉天;且又于一九一三年秋考入了“中国陆军大学”,毕业后任北京讲武堂教官。

    “护法运动”时,郭松龄赴广东追随孙中山,曾任粤、赣、湘边防督办参谋、广东省警卫军营长等职。

    “护法运动”失败后,遂又返回奉天,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任战术教官。在此期间,郭松龄结识了在“讲武堂”学习的张学良,并引以为友。

    张学良学成毕业后,任奉天陆军第三混成旅旅长,即向其父推荐郭松龄。

    而张作霖为了扶植自己的儿子,就将郭松龄调至张学良手下任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以辅佐张学良。不久,郭松龄升任“奉军”第八混成旅旅长,但仍是张学良的左膀右臂。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全线溃败,唯有张学良的“奉军”第三混成旅与郭松龄的“奉军”第八混成旅联手在辽西走廊上击退了“直军”的进攻,迫使直军退回山海关内;从而,打破了吴佩孚欲直捣黄龙的图谋,保住了东三省。

    自此,郭松龄声名大振,遂与李景林、张宗昌、姜登选、韩麟春等人并誉为“奉军”五虎将,张作霖对其刮目相看了。

    “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以张学良的第三混成旅与郭松龄的第八混成旅合并为俗称“三八军”的“镇威军”第三军,郭松龄任副军长。

    “山海关战役”中,张学良与郭松龄的“镇威军”第三军在夺取九门关时大显神威,为攻取山海关、彻底击垮“直军”、赶走吴佩孚立下了汗马功劳。

    然而,“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在是否要入关的问题上“奉军”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

    此时,“奉系”中已分成了几派,其中势力较强的有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和以郭松龄为主的“陆大派”。

    杨宇霆帮张作霖打下东北这片天地,有“智囊”之称;时任“奉军”总参谋长,可谓是张作霖的高参与红人;其身边有姜登选、韩麟春、邢士廉,及“镇威军”第八军副军长于珍、“镇威”上将军公署总参议王树常、奉天保安总司令部参谋长于国翰、“奉军”炮兵第一旅旅长邹作华、“镇威军”第一军参谋长戢翼翘等人;因皆是留学日本的“士官生”,故称“士官派”。

    而郭松龄因有少帅张学良作靠山且屡建功勋,在“奉军”中也拥有了相当实力;其身边则有“镇威军”第三军二旅旅长刘伟、“东北军”第十军参谋长兼炮兵司令魏益三、“镇威军”第三军第五师第三十三旅旅长范浦江等人,因都毕业于“中国陆军大学”,故称“陆大派”。

    两派势均力敌、旗鼓相当且互不相让、矛盾日增,在“是否要入关”的问题上更是各执其辞、针锋相对。

    郭松龄认为,“直军”败北,曹锟与吴佩孚垮台,“奉系”已雪耻泄愤了;也该偃旗息鼓、休整养息驻守关外、保境安民,而不可得陇望蜀、穷兵黩武再燃烽火;何况,凭“奉军”的实力,还不足以逐鹿中原、称霸关内、统一华夏;若一意孤、贸然入关,或会适得其反。

    因为,日本已大量屯兵朝鲜,正虎视眈眈地觊觎东三省“奉军”若是进关,东三省必定空虚,将给日本可乘之机,到时就悔之晚了。

    郭松龄的观点,得到了奉天财政厅厅长兼“东北大学”校长王永江等人的支持。

    然而,杨宇霆却竭力主张“奉军”入关,认为“奉系”好不容易将“直系”击垮,若没趁机入关拓展地盘,而将已唾手可得的地盘拱手让人,岂不是太傻了?

    张作霖与杨宇霆有同感,非但要入关还更想往南拓展;因此,杨宇霆得到了张作霖的支持。

    自此,“士官派”得势了,“陆大派”受到了排挤。

    “奉军”入关后,杨宇霆、张宗昌、李景林、姜登选等人很快都有了自己的一块地盘;郭松龄被冷落一旁,只任了个京榆驻军司令部副司令之职,心中自然不爽。

    一九二五年秋,张作霖派遣郭松龄作为“奉军”的首席代表赴日本观cao。

    郭松龄偕夫人韩淑秀抵达日本后不久,忽有日本参谋本部一名要员前来其下榻的东京帝国饭店拜访;晤谈中,日方询及:“郭将军是否负有张大帅交予签约之重任?”

    赴日前,张作霖并没有甚交待,郭松龄茫然不知所答了。

    送走这位不速之客后,郭松龄越想越感到蹊跷,揣测着定是张作霖与日本人之间有着某种不可告人的秘密交易,故而对方有此问。

    想到自从张作霖宣布“东三省‘自治’”后,日本政府为了将悬而未决的满蒙五路、满蒙四路等路权攫到手,已绕过“北京政府”直接与张作霖接触交涉了。

    而张作霖为了从日本政府手中获取他所需的军资、军火,已派王永江与日本政府谈判,暗中达成了一些交易。

    日本政府由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出面,以“付工程款”的形式给了张作霖八百万元资金后,张作霖终于同意日本在东三省筑路了。

    而今,四平至郑家屯、郑家屯至洮南、郑家屯至通辽等铁路已经筑成通车;因此,郭松龄怀疑或是其他路权的谈判又在秘密进行中了。

    郭松龄的这一揣测,却是有点冤枉了张作霖。

    其实,张作霖对于东北的路权也是十分看重的,岂肯轻易出卖?张作霖虽然想要日本人的钱,但对于日本人索要的路权,张作霖却是虚与委蛇敷衍应付,已经同意修筑的那几条铁路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除此并没有太多实质性的让步。

    而此时,根本没有新的谈判与签约。也正如此,日本政府确不准张作霖心中到底如何想,才迫不及待地派人向郭松龄探询以测深浅;要真有什么暗中交易,也不必多此一举了。

    而郭松龄因已心存怨怼有成见,也就据此而臆想揣测了,以至于对张作霖产生了误会。

    郭松龄认定张作霖与日本政府有暗中交易后,却又心中恍惚了。

    因为以前,张作霖要钱、要枪,是为了对付曹锟与吴佩孚以雪耻复仇,倒也情有可原;而今,张作霖仍要弄钱弄枪,郭松龄不明白又是为了要对付谁?因为,“直系”垮台了,已无此必要;而广东的“国民政府”远在南方鞭长莫及,眼下也似无交锋的可能。如此看来,只有同在北方的冯玉祥了。

    且“奉军”入关后,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间的矛盾已有显现;有道是“天无二日”,“临时执政府”中张作霖与冯玉祥并重的局面迟早会被打破,张作霖定是想先发制人了。

    而在郭松龄看来,这两者间之所以会矛盾,错在张作霖。

    因为,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前,张作霖曾对冯玉祥许诺过“‘直系’垮台后,‘奉军’不入关”;后来,毁约的是张作霖,错也就在他了。

    为此,郭松龄又想到了入关之争,若是张作霖能听了他郭松龄之言,不被杨宇霆那班人所误,何至于此?现在,张作霖非但没有反省自悟,却仍欲一意孤行的一条道上走到黑;而今更欲用中国东北的主权换取日本政府的枪炮,去对付曾并肩战斗过、可谓“盟友”的冯玉祥,无论从情从理上讲都是极不应该的。

    此时的郭松龄很为冯玉祥抱不平了,觉得不该袖手旁观得赶紧通告冯玉祥,以便他能有所防备。

    于是,郭松龄立即会见了同在日本观cao的“国民军”代表韩复榘;将不速之客来访之事告知,要他转告冯玉祥早做防范;并坦然道:“张作霖若打国民军,我绝不会昧着良心服从乱命。”

    果然,观cao还没结束,张作霖就急电将郭松龄召回,命他驻于天津防范冯玉祥,这更使郭松龄觉到了自己所思所虑之事并非子虚乌有;看来,张作霖与冯玉祥之间果有一战,不禁又自问:“自己该不该再为这个言过无信、出尔反尔的‘东北王’卖命呢?”

    而此时,丧师失地的杨宇霆回到奉天后,张作霖并没有对他究责,仍让他继续当总参谋长而威风与排场如旧。

    张作霖如此赏罚不公,又令郭松龄心中不平甚是反感;于是,郭松龄开始萌生了离开张作霖另择明主之念。

    而韩复榘从日本回国后,即向冯玉祥禀告了郭松龄所言之事,并言:“郭茂宸已有言,张胡子若攻我,他必反水。”

    冯玉祥闻报后,觉得事关重大不可掉以轻心;且此时,张作霖已组建了“直鲁联军”,看来不会是空xue来风。只是,郭松龄是张作霖手下的“五虎将”之一,冯玉祥对他毕竟有点不放心唯恐其中有诈;但既然是他主动相告,不若再探他一下虚实以作定夺。

    于是,冯玉祥又派韩复榘去见郭松龄,要他立字据或签约以作凭;并捎上一封亲笔函,曰:“郭将军仗义致讯,令玉祥感佩之至。张逆卖国丧权,祸我华夏,神人共愤;玉祥愿与将军共举大义,为国除害,使民免殃,未知将军愿否?”

    郭松龄已有背弃张作霖之心,现在见冯玉祥相约举事,也就答应了。然后,派他的三弟郭大鸣与秘书李俞三随同韩复榘赴包头,与冯玉祥面洽举义之事并订立了《密约》。

    郭松龄与冯玉祥订立《密约》后,双方这才都放心而为了。

    只是,此时的郭松龄仍有着一个顾虑;因为,李景林驻防直隶,自己举事后岂不要两面受敌如何是好?所以,得设法将李景林也拉过来。

    于是,郭松龄特地拜访了李景林,直言不讳地向他道明来意,欲说其一起举事,并申明“此只为清君侧,驱除杨宇霆等jian佞之辈”。

    因为,杨宇霆对于李景林出任直隶督办也曾有过阻挠,令他记恨于心;所以,对于郭松龄欲清君侧倒无异议;只是觉得,如此未免有犯上之嫌,故而不愿公开参与,但却表示了“愿意保持中立”。

    虽然,李景林的态度没有如郭松龄之愿,但只少让他去了后顾之忧,不必担心李景林会从背后给他冷枪了。

    于是,郭松龄不再勉强;返回天津后即专车前往滦州,准备在滦州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