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 历史小说 - 百年史话中华演义在线阅读 - 第78章 袁世凯一手遮天 国民党取缔出局

第78章 袁世凯一手遮天 国民党取缔出局

    【史要】袁世凯一手遮天,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蔡锷、黎元洪进京,张勋南京交涉案……

    却说,袁世凯坐正了大总统的宝座后,也就无所顾忌了。

    不过,此时的他还有一个心结,那就是懒在湖北不愿离开的黎元洪,以及雄踞西南一隅的云南都督蔡锷与广西都督陆荣廷。

    黎元洪胆小如鼠,靠了时运合巧才有的今天,袁世凯倒也不怎么把他放在心上;而陆荣廷能以利诱为己所用,也不怎么难对付。但是,蔡锷却是我行我素,不是袁世凯能随意摆布得了;而且,蔡锷生性桀骜不驯,非利诱所能屈;其手中握有重兵,素有“士官三杰”之称,勇谋兼备足能与北洋军抗衡;若是蔡锷闹起别扭来,那就够他受的;因此,这却成了袁世凯的一块心病。

    却谁知,事有凑巧;正在袁世凯犯愁时,忽然接到蔡锷来《电》,言须“因病告假三月”。原来,蔡锷身有顽疾长期不适;时因滇军进藏事已叫停,遂打算趁机养病。

    袁世凯接到电报后真是喜不可言了,心想真乃天意酬人;于是,立即回《电》“准予”;并进而表示十分关切,特地邀请蔡锷来京调养。

    蔡锷为人耿直,欣然接受了袁世凯的邀请。为能赴京安心养病,蔡锷呈文辞职,推荐自己的心腹部将、时为贵州都督的唐继尧接任云南都督之职;这却正中袁世凯下怀,即予批准。

    于是,唐继尧继任云南都督;而贵州都督则由同是蔡锷心腹部将、时为贵州巡按使戴戡接任。

    十月九日,就在袁世凯就职大总统的前一天,蔡锷辞别云、贵父老后即启程赴京。

    蔡锷到京后,袁世凯自然要给予盛情款待优礼有加,蔡锷倒也觉得甚是心悦;于是,就在北京安心养病了。

    接着,袁世凯又先后给了蔡锷一连串的官衔以示慰抚;顿时,蔡锷身上增添了诸如将军府将军、陆海军统率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许多衔头;后来,设置参政院,又加了一个参政院参政的衔头;虽然,这些大多是闲职,但蔡锷本来就不重名位也就没作计较。

    留京期间,蔡锷虽身兼数职,但却从不问政,只是潜心养病,这倒正是袁世凯乐见的。尔后,蔡锷干脆把一大家子都接来北京居住,这更是袁世凯求之不得,袁世凯的后顾之忧全无了。

    于是,袁世凯更是对蔡锷倍加用心;常设盛宴邀聚,时有厚礼相送,可谓是十分殷勤百般迁就,欲以此令蔡锷陶醉于京城的繁华富庶与纸醉金迷之中而乐不思蜀。就这样,蔡锷在京城一住就是两年,虽极尽了享乐荣华,但却似若被困虎在槛了。

    蔡锷离滇入京后,袁世凯没了后顾之忧,更欲恣意妄为了。

    一直来,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制订的《临时约法》,总是像紧箍咒似的约束着他的行为;现在,袁世凯想利用权威,对《临时约法》动一些手术,以给自己松一下缚。

    于是,袁世凯派遣总统府秘书施愚去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咨文》;《咨文》中明确提出了“须将《临时约法》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进行修改”,以让大总统有权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对外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并在非常时期,大总统应有特别处置权和制定法律权,国会只须承认即可。一句话,就是一切行政大权都得归于大总统,且无须受任何约束,议员们听了均感十分诧异。

    而此时,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在制订一个《天坛宪法草案》。

    《天坛宪法草案》是参照了西方各国的《宪法》后,在《临时约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内容,具体分为:立法权、质询权、弹劾权、不信任权、修正宪法权等十项。施愚带着八名国务委员前来国会提交《咨文》时,《天坛宪法草案》已经完稿并通过了二读。

    议员们见袁世凯摆出yin威欲强行修改《临时约法》而将大权独揽,人人心中不服欲加抵制。

    而此时,国民党籍议员在宪法起草委员会乃至国会中都仍占有多数;这些议员正为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惨败而憋着一肚子气没处出,这次仗着国民党占有席位的多数,硬是要与袁世凯较劲了于是,非但没有屈从袁世凯修改《临时约法》;而且,三读通过了《天坛宪法草案》,并于十一月三日提交宪法会议通过准备公布实施。

    这下更把袁世凯惹恼了,特别是《天坛宪法草案》非但保留了《临时约法》中许多限制大总统权力的内容,还增加了诸如弹劾权等特意针对大总统的条款。

    袁世凯想不到这班议员们真是吃了豹子胆,竟然想出如此的馊主意,让国会拥有能对至高无上的大总统实施所谓弹劾的权力;说穿了,这岂不是允许别人可以将他袁大总统轰下台吗?若是让如此有损自己的《天坛宪法草案》付诸实施,哪还了得!自己在大总统的宝座上还能坐几日?袁世凯越想越恼火了。

    袁世凯与国民党本来就水火不相容,对国民党深恶痛绝;如今,国民党籍议员竟敢利用他们在国会中的人多势众,借着国会这块阵地从中作梗硬是要给他难堪,袁世凯岂能容忍而善罢甘休?于是,袁世凯决定一不做二不休了,干脆将国民党从国会中扫地出门,免得碍手碍脚的继续滋事生非让他不爽。

    此前,袁世凯曾支持梁启超与熊希龄等人将统一党、共和党、民主党等三党联合,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组建成了进步党,并成了议会中仅次于国民党的第二大党。因为,进步党主张国权,国民党主张民权,可谓是南辕北辙;因而,两党之间常有龃龉。于是,袁世凯决定利用进步党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将这个差事交由时任国务总理、且又是进步党常务理事的熊希龄去办,以免自己直接出面而背骂名。

    然而,当袁世凯向熊希龄交待“须对议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下手”时,熊希龄却感到了为难。因为,进步党与国民党之间虽然时有矛盾,但还不到非得你死我活的地步;且熊希龄知道,这是份吃力不讨好且会遭人骂的苦差。但此时,熊希龄因曾出任过热河都统,而正被怀疑参与了一宗热河行宫珍宝被盗案,处于有口难辩的尴尬境地。所以,熊希龄不敢违拗袁世凯;唯恐惹恼了袁世凯,会使本来就已陷入泥沼中了的他更难脱身;因此,只得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极不情愿干的差事。

    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熊希龄遵照袁世凯的授意,藉口“在京师大学堂查获了李烈钧与国民党籍议员数十封往来密电”,诬陷“国民党籍议员参与了叛乱”;然后,断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将国民党籍议员驱逐出国会。

    当天下午,大批军警查封了国民党在北京的本部;第二天,又派人包围国会,强行收缴了三百五十多名国民党籍议员的证件,剥夺了议员资格。

    但是,袁世凯觉得这还不够,又授意将与国民党有涉的议员一并处置了;于是,又将八十多名虽已退党、但曾经参加过国民党的议员,及怀揣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多个党证的跨党籍议员,也都被收缴证件后剥夺了议员资格。

    就这样,凡是国民党员、或与国民党沾上边的共四百三十八名国会议员一下子全被驱逐了。

    接着,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又下令“取消各省议会中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于是,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被取缔了。二次革命失败后殘存的国民党,再遭受如此打击后更是一蹶不振销声匿迹了。

    袁世凯取缔了国民党后,这才记起了黎元洪。虽然,袁世凯了解黎元洪,不会给他制造什么麻烦;但总是觉得,也该让他挪窝离开湖北了。

    于是,袁世凯派段祺瑞赴鄂,以“袁大总统邀黎副总统赴京磋商要政”为由,逼迫黎元洪离开湖北。

    黎元洪还欲推托,段祺瑞却不由他分说,当晚就将他送上了火车。至此,黎元洪知道自己难以与已是一手遮天横行天下了的袁世凯耍心眼了,且也不敢再违悖;因此,连家人也来不及辞别就胆战心惊地赴京了。

    黎元洪被逐出了湖北后,湖北都督之职即由段祺瑞代理兼署。

    黎元洪到京后,袁世凯倒是也很给他面子;袁世凯特地派了长子袁克定代表自己到站迎接,政府各部的官员也都同往迎候,倒是让黎元洪品尝了一番作为民国副总统的滋味。只是,盛情款待以后,袁世凯却将他安置在了曾经囚禁过光绪皇帝的瀛台;黎元洪这才觉到了自己已落入袁世凯的掌中。

    黎元洪虽然心中不爽,但能保住身家性命已算幸运,别的也就不可太过计较;于是,黎元洪也就逆来顺受诚惶诚恐地在瀛台居留了。接着,袁世凯将其眷属也接入了京城,更是迫使黎元洪只得依附于袁世凯了;从而,黎元洪成了任由袁世凯摆布的一颗棋子。后来,袁世凯为了更能控制他,居然与黎元洪成了儿女亲家,黎元洪悬着的心也才放下了。此是后话,顺提。

    且说,国民党籍议员被驱逐后,国会近乎瘫痪了。因为,被驱逐的议员人数超过了国会议员总数的一半;如此一来,尚存的国会议员就不足法定人数,许多议程也就无法进行。

    五天后,宪法起草委员会自行解散,《天坛宪法草案》也随之流产。新任的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不得不联合《声明》,宣布“国会无限期休会”,国会已是名存实亡。

    于是,一个月后的一九一四年一月十日,袁世凯又以“既然国会丧失功能,就没有必要存在”为由,干脆将国会也解散了;没过多久,各省议会也相继解散。

    就这样,好不容易创建的共和政体,不到两年时间就被袁世凯从根本上解体。从此,中华民国的军政大权独揽于袁世凯一人之手,中华民国政府已是有名无实成了任凭袁世凯摆布的工具;袁世凯无拘无束为所欲为了,偌大的一个中国就成了袁氏的天下。

    正在袁世凯因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而得意时,谁知忽然冒出了几件令他头疼的事。

    原来,张勋出任江苏都督后,立即在南京城中折腾开了。

    张勋对满清皇朝死忠,虽然满清皇朝早已崩溃,历史的车轮也已驶进了民国时代;但是,张勋认为自己仍是满清旧臣;所以,当他坐上江苏都督的位子后,硬是要把整个南京城倒退到满清时代去。

    张勋自己一直来没有剪掉过象征满清臣民的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此时他更是要求南京的百姓重新畜长辫;一时间,南京城内又兴起了留辫子的风潮。同时,张勋还命人将都督府的梁、柱全部改漆成大清朝惯用的朱红色;凡行事办差,都得恢复大清朝的礼仪,且不许道“前清”两字;连都督府门前已经高挂多时、代表民国的五色旗,也被张勋换成了象征满清的黄龙旗。

    张勋如此折腾,国人怨声载道,但他全然不顾;若有不服,张勋的辫子兵即以刀枪施压。然而,辫子兵的鲁莽却导致了张勋的倒霉。

    原来,南京城内有各国的侨民,张勋的复辟举动当然影响不了他们。而那些肤色与行为都与中国人相近的日侨,却因不留辫子而常被张勋的辫子兵误认为是抗命不遵的本地践民,时常因此而闹矛盾甚至于械斗;后来,竟然引发了一宗辫子兵误伤三名日本人的事件。

    这一事件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圆次郎即向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提出抗议,日本军人更是扬言要出兵报复。

    这下可把袁世凯吓了一大跳,赶紧指令张勋“不吝代价,尽速善后”。

    张勋也已吓得不知所措了,赶紧遵照办理并亲自到日本驻南京领事馆进行道歉,才把事情平息了。

    日本人虽然饶过了张勋,但英、美等国却对张勋的行为甚是反感,一而再地要求北京政府将其撤换。迫于国际上的压力,袁世凯只得将张勋调往徐州,改任长江巡阅使,并给了他五十万元以作安慰。

    张勋离宁后,袁世凯则让冯国璋接任江苏都督;而冯国璋的直隶都督之位则让给了复出后的赵秉钧。至此,一场因张勋引发的所谓南京交涉案终于宁息。

    张勋的南京交涉案刚过去,已经沉寂了的宋教仁案却浮上来又让袁世凯烦心了。本来,国民党的二次革命被镇压下去后,曾经轰动一时的宋教仁案也随之被压制,没人再敢提起。谁知,宋教仁案的主要涉案人应夔丞忽然冒出来,将这件已逐渐被淡忘了的旧案重提。

    原来,就在袁世凯的北洋军与国民党开仗时,关在上海大牢中的应夔丞却被他那帮弟兄们趁时局混乱劫持出狱了。

    应夔丞出狱后,先是逃到青岛躲藏起来以待风声。

    不久,国民党落败,天下全归了袁世凯;现在,袁世凯已把大位坐正了,且赵秉钧复出当了直隶都督,应夔丞以为自己的出头之日也该到了;既然是袁世凯的天下,谁还能奈何于他,应夔丞这才敢公开露面。

    应夔丞庆幸自己躲过了一劫,但他并不满足于此;因为,他记得洪述祖曾有言“事成之后,赏金授勋位”。心想,是呀,自己谋刺宋教仁成功,这才成就了袁世凯的一统天下;所以,对于袁世凯来说,自己也该算是有功之臣。应夔丞想到此,不由得飘飘然了;且又觉得,自己因此进了大牢,差点丧命;而今虽是时来运转,算是自己命大;但自己已因此吃了不少苦,受了许多惊吓;袁世凯即使没予褒奖,也该补偿一下了吧?

    于是,应夔丞不知天高地厚地竟然跑到北京,去向袁世凯索要酬劳了。

    可是,此时的袁世凯虽然已是唯我独尊能一手遮天了,但仍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将宋教仁案往自己身上扯。而应夔丞的出现并公然向他索酬,岂不是在向世人揭示宋教仁案与他袁世凯有关?这比打他耳光还难堪,袁世凯怎能容得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因此,应夔丞非但未能如愿以偿地得到勋酬;反而在一次乘坐火车时,被军政执法处的侦探长郝占一刺死,倒也算是给宋教仁偿命了。

    袁世凯除掉了应夔丞的这个累赘后,稍感轻松了些;然而,自从应夔丞出现后,袁世凯总感到宋教仁案犹如一个魔影始终缠扰他,令他寝食不安且挥之不去。

    袁世凯似乎觉得只要那些涉案人员还存在,宋教仁案仍会在某一日大白于天下,迟早会给他带来麻烦。虽然,现在已没人能奈何他了;但是,袁世凯不想在自己大业辉煌之时给人留下把柄而遭受谴责;因此,袁世凯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以维护自己的声誉。

    于是,应夔丞被杀后仅八天,已复出改任直隶都督了的赵秉钧在天津的督署内忽然也被毒毙了。

    临死,赵秉钧方才觉到了自己原来也不过是袁世凯登极途上的一个牺牲。但是,赵秉钧怕连累家人,至死不敢声张,更不敢对袁世凯有半句怨言,默默地一个人带着洗不清的罪孽去见先帝了。

    而洪述祖毕竟是袁世凯的舅子,倒是逍遥法外了几年;直到袁世凯死后的一九一七年,失去靠山了的洪述祖东躲西藏地跑到上海,被宋教仁之子宋振吕等人无意中认出,遂被扭送至法院。结果,洪述祖在国人的一片怒骂与谴责声中被送上绞刑架,品尝了民国以来第一个受绞刑的滋味。

    至此,真相大白,元凶伏法,国人泄愤,悬而未决的宋教仁案终于有了结果。此是后话,顺提。

    且说,熊希龄虽然帮助袁世凯取缔了国民党,很不情愿地做了一会帮凶,心中却有一种兔死狐悲之感。

    熊希龄不免想到,袁世凯今天能对国民党下此狠手,说不定哪一天也会对进步党采取同样的手段?自己与梁启超等人组建进步党,原希望可对袁世凯施加影响,并能通过宪政的和平手段帮助袁世凯建立开明专制,进而引导他走上资产阶级宪政的道路,从而实现理想的政党政治;现在看来,他们想做的与袁世凯想要的完全是两条道上的辙,自己的初衷很难实现了,不免忧心忡忡。

    果然,袁世凯取缔国民党后,很快就觉得已不再需要进步党了。虽然,进步党主张的国权主义迎合袁世凯的专制需要;但是,进步党的“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等宗旨却是袁世凯不愿接受的。再说,熊希龄与梁启超竟然也发表了一份所谓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也欲如同国民党一样约束他大总统的权力。而熊希龄本人也越来越不听话了,且常与袁世凯意见不投;袁世凯任命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时,熊希龄唯恐北洋军sao扰他的湖南乡里,竟然竭力反对袁世凯派兵入湘。因此,熊希龄在袁世凯的眼中已近乎于成了一个累赘,也就决定将其摒弃了。

    此时,热河行宫珍宝被盗案正闹得纷纷扬扬;传言,热河行宫失窃珍宝多达万余件,损失之巨令人瞠目;报上还连篇累牍地登载有关此案的轶事逸闻,虚虚实实难辩真假;其中,有的则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熊希龄,并一片声讨要他下台。

    熊希龄受不了这强大的舆论压力,遂向袁世凯递交《辞呈》,这正中袁世凯下怀;于是,袁世凯接受熊希龄的《辞呈》,让外交总长孙宝琦代理国务总理。

    熊希龄曾怀着一片热忱欲通过他的人才内阁干一番事业,到头来却是一事无成而被迫悄然无声地离去了;不过,与赵秉钧相比,熊希龄能全身而退还算是幸运的。

    熊希龄走后,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农商总长张謇等三人也随同去职,所谓的人才内阁也就散伙了。

    排除了一切障碍后,袁世凯放胆地修改《临时约法》了。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一部经修改后的《中华民国约法》终于在袁世凯的一手cao纵下出台。

    新《约法》否定了三权分立原则,把制宪大权集中于大总统;大总统有权召集并解散国会,并设置了所谓的参政院以代替国会行使职权,且规定其职能仅为“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而已。

    新《约法》还明确了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拥有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官、制订颁布法律、对外宣战媾和等权力;并设置国务卿一人,以替代内阁襄理行政。

    如此,早已是徒有空架子了的内阁也就自然消亡;孙宝琦的内阁总理也如几届前任一样短命得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卸任了。

    新《约法》颁布后,袁世凯即又请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因“卿”之称谓源于旧皇朝的官制,徐世昌倒是乐于接受了。徐世昌出任国务卿后,在总统府内设置了政事堂作为最高行政机构。

    而因,国会此时已不存在,即使新《约法》颁布实施后,国会也没有恢复;所以,袁世凯施舍给国会仅有的一点权利也就成了一纸空文。自此,民国的共和政体名存实亡,华夏民族完全置于袁世凯一人的统治之下,距恢复帝制仅有一步之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