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0章 豪赌可以发家致富吗

    村委只需转包个小厂或卖出一两百亩沙滩，幕后出售村民共有的资源，班子里每个人就发了，而小老百姓挣钱没捷径，开服装店也是如此，每个店主都坐火车去省城进货，既费力又费神，生意越好，进货周期越短。

    临近年关，乡下人习惯大年初一穿新衣，农民街服装店生意异常火爆，我们几乎每半月要上一趟省城。

    出发前请岳母过来照顾两个孩子，到城里后，在服装批发市场挑挑捡捡，装满两大编织袋，弓腰驼背的背到火车北站，沿途受够了旁人的白眼，因为当时的人看不起小商贩。

    逃难似的，我们背着大包衣物顺着人流通过检票口，登上车已是汗流满面，每次都走在后面，找不到座位，却舍不得坐在编织袋上，怕压皱了服装。

    川人把所有纳入隐形收入的行为称为“吃钱”，短途火车的列车员个个吃钱，吃蔬菜水果的担子钱，给开区间站的票，双方获利，而小商贩则不同，明明提前买了票，背着的包袱还得补上相同价位的一张票，“懂事”的话，这张票不开票，也给半价，钱直接进入列车员的腰包。

    我背着包袱，一路上总怕遇上过去的玩友。

    当时一些年轻人喜欢把自己包装成这样：衣着时尚，全身上下都是名牌，游手好闲，生活却过得惬意，像牟志强一样故意装扮得神秘兮兮的，一副黑社会的样子，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两手空空，看不起任何一种具体的职业。而我婚前的许多玩友就属于这样一类人物。

    下车后，走进农民街，实在不敢抬头，怕撞见过去的牌友酒友，总之我有了老婆和两个孩子，用别人的话说，是个带拖斗的人，经常灰头土脸不太时髦了，想玩也不敢疯玩，自然疏远了许多单身时期的好友。

    服装店也存在竞争，最大的竞争对手不是那个外地人，而是斜对门的一位当地人，他做了多年生意，在古镇上还有个铺子，逢场去古镇，平日在家里守着，他是个标准的小生意人，虽然信奉和气生财不愿意得罪人，却厚着脸皮拉走许多原本属于我们的买主。

    进货的当晚，连夜把服装整理归类，挂在铺子上，准备第二天开卖，刘玉芳用岳母给的黑布婴儿兜子背着阳阳，而林紫丹则始终绑在椅子上，到深夜全家才上楼睡觉。

    这一年到了腊月，我偶尔帮着做一点家务，照顾照顾林紫丹，懒得过问铺子里的生意，每天出去打牌，一天三场，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晚上一场，因为生意兴隆，刘玉芳整天忙乎着，心里乐滋滋的，反而对我有所放松，不过提前画出了一道红线：这个寒假只给你五百元，输了别再向我要。当然还隐含着另一重意思，多余的盈利必须充公。

    当年火车站属于交通要塞，无论是过年还是平日，比乡政府所在的古镇更热闹。

    农民街的热闹，体现在各地的黑道人物以及三教九流之类的都喜欢在这里聚集，更体现在赌博方面。

    平日的赌，牌友大部分是本村人，小娱乐而已，而挨近年关，远远近近的牌友汇聚在火车站，每家茶馆生意爆满，不仅赌注突然变大，赌博方式也完全改变，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抽十点半，使用天九牌，庄家坐庄，其余的人要牌，庄家与其余人比点子，点子大的人赢，十点半赔双倍，超过十点半庄家收钱。另一种叫做穿A，也有个庄家，每人发五张牌，其中三张凑成整十或整二十算是“有凑”，比另外两张牌加起来的点子大小。

    这两种赌博方式，赌注不封顶，没有丝毫的技术成分，输赢纯属运气，当地人叫做赌报应，愿赌服输。

    既然赌注不封顶，难道没人抓赌？当然会抓，不过当地实在偏远，距离县城一百多里，就一个古镇小小派出所维持治安，根本管不过来。

    茶老板的一个场子，只有几个座位，不过每一手牌跟风下注的人围满了里三层外三层，甚至有的人下不了注，请里三层的人帮忙放在他所指定的位置上，跟风下注的有工人，农民，店主，大老板，村委的人，男女老少皆有，各行各业的都有，大到六七十岁的老太婆，小到十二三岁的学生，（当然，一些教师也参与其中，见到学生下注，我根本不好说什么）其中还有一位出了名的赌徒，开杂货店的，八十多岁了，头脑蛮清醒，经常坐庄，此人从解放前就开始赌，不打牌似乎睡不着觉。

    骰子一响，所有人都安静下来，眼睛盯着自己下注的那一副牌，当位置上的人啪的一声，把牌完全揭开，对比庄家的牌，有的叹息，有的大笑，特别是庄家通赔时，全场往往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声。

    坐庄的风险很大，往往一手牌输了，就得赔好几千甚至上万，不过从概率上来说，庄家赢钱的几率更大。

    到腊月，农民街开了好几处豪赌场子，每天都有人输光当年收入，输光家里积蓄，输得失魂落魄，每天都会冒出几个大赢家，尤其是那些一无所有的单身汉、偷鸡摸狗的毛贼，用手里仅有的一点老本，敢于滚动下注，赢了工薪族几年也挣不回的巨款，消息很快会传遍农民街，被街坊邻居们视为赌桌上的传奇，引诱更多的人参与其中。

    这个寒假，拿到学校里的期末分红交给刘玉芳，她再从中抽出五百返回给我，算是打麻将的本金。

    这五百元在穿A的场子上，用当地人的话说，放下去可能泡也不冒一个就消失了。

    我婚前也玩过穿A，婚后给管制着从未下水，头两天打麻将连赢几场，五百元变成两千多，见别人赢了大钱难免有些眼红，于是在茶老板铺开穿A的场子时，抢先坐了个正位。

    当天坐庄的是邻村的大货车司机，姓赖，四十来岁，因头发留得较长，川人幽默得要死，都称他为赖妹，这赖妹牛一样很能挣钱，不过嗜赌如命，却又天生无赌运，每年都在穿A的场子上输钱，每当他的身影出现在农民街，街坊邻居会纷纷笑道：赖妹又送钱来了。

    赖妹拍出厚厚一贴本金放在赌桌上，发出四副牌，等下注完毕，滚动骰子，各家起牌。

    穿A的规则是，闲家拿了十点，庄家赔双，而闲家五张牌中的任何三张不能凑成整十就算输，我深知从概率上来看闲家是吃亏的，于是谨慎下注，刚开始摸着石头过河，不敢像某些人一样孤注一掷。

    有赖妹坐庄，场子异常热闹，许多人跟风下注，桌子的每一方都摆满了钱。

    此时，那些跟风下注的小鱼们，老太太老大爷每一注就十元二十元，比较固定，（穿A场子的票面要求最少十元）很可能会慢慢淹没在概率之中，输光手中的钱，而下注较大的大鳄，每一注几百甚至上千，却心浮气躁，不懂得轮空，赢了一手，下一手又输掉，很难见到起色。

    我坐在正位上负责开牌，每一注下十元二十元试试水，几圈下来，发现自己这一方有个规律：输一手，又赢一手，反反复复。于是开始轮空，凭直觉估计要输就不下注，到了下一手，突然下两百。

    奇怪的是，这一招很是管用，数次轮空，都逃过一劫，间隔着，我开始滚动下注，两百变四百，四百变八百，翻了几番，收起盈利，又重新下两百，再次滚动。

    七八手下来，下旁注的人忽然发现，别人都是输输赢赢，我却一时成了大赢家，在我开始下注时，都纷纷跟风下注，于是每一手，我这一方的桌子上摆满了钱，赖妹赔起来得花两三分钟，脸也赔青了。

    又过了几手，赖妹赔光，只得向茶老板借钱添加老本。

    大约半小时后，经不住我这一方的狂轰滥炸，赖妹两手空空走人了，而我成了这一局的最大赢家，赢了七八千。

    当时的月工资才四五百元，七八千，超过当年收入了，散场后众人都望着我，仰慕英雄一般，从茶馆走回家，浑身轻飘飘的，好似腾云驾雾。

    回家已是中午，刘玉芳让林紫丹坐在竹椅上守铺子，自己则在厨房里做饭，见我回来，一脸的担心：听说你去穿A了，没输光老本吧。

    我眉飞色舞的说：赢了好几千。

    她根本不信：就凭你那点老本，可能吗？

    我洋洋得意的笑了：有什么不可能的。从裤袋里掏出一大把百元大钞放在饭桌上。

    阻拦我打牌是一回事，赢了钱则是另一回事，她忍不住满意的笑了，放下手中的菜刀和我一起数钱，叠放整齐，留给我一定本金，收取六千元，走上二楼打开阁楼的门把钱藏好，和铺子上的营业款放在一起，算是入库，钱藏在一只装皮鞋的纸箱中，纸箱有盖子，为谨慎起见，怕小偷上楼，纸箱上还堆了大堆的待售服装。

    阁楼是家里的禁区，只有一把钥匙，由她一人掌握着，既然赢了大钱，对家里有所贡献，此时我获得了闯入禁区的殊荣，亲眼看着她如何把钱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