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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日本人企图强占我******,美国人在背后支持着,菲律宾等国乐观其成。康狄节选了数年前翻译的《活者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一书中的章节,看看日本人是怎么对待当年的菲律宾平民和美军战俘的。 在执行下一个任务之前,我们到目标村落的时间稍早了一点。大家开始慢慢向那个小村靠拢,在村外,我们远远地听到了步枪开火的声音,还有妇女惊恐的尖叫。我们飞快地在一道可以俯视整个村庄山脊上隐蔽了起来。 我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村子里,每个小屋的支撑柱上都绑着一个菲律宾妇女,她们的衣服被撕成一条一条的,所剩无几。不难想象,在不久前这些妇女遭受了怎样的凌辱。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日本兵把什么东西塞进了妇女的****里。妇女们哭泣着,尖叫着,祈求有人来阻止这群禽兽的暴行。但那些日本兵只是放肆地大笑,而且笑的越来越厉害了。我想,他们一定从这场残酷恐怖的游戏中得到了莫大的快感。 一些日本兵开始玩弄那些妇女的rufang,另一些则拿着灌满沙子和砾石的竹竿抽打着这些可怜的妇女。如果一个人在挥舞这种武器的时候用了足够大的力气,他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撕开人身体的任何部位。竹竿很快被抽裂了,破碎的竹竿轻而易举地撕开了妇女的皮肤,鲜血从妇女们身上像喷泉一样喷溅出来。日本兵的哄笑和妇女们的惨叫,混合成了世界上最恐怖的音响。 这种针对无辜受害者的野蛮残忍的暴行已经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我正要转过脸去,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一些日本兵点着了从那些妇女****里伸出来的导火索。不到20秒,我听到了爆炸声。上帝,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啊!炸弹把那些妇女炸得四分五裂,把棚屋炸成了一堆瓦砾。在烟雾中,孩子们一边尖叫,一边对着他们的母亲大哭。另外五六十个村民被日本人逼着“欣赏”了这次行刑。刚从隐蔽处跑出来的日本兵却在一边欣赏着这种兽行,一边不停的哄笑。 我很怀疑眼前发生的事情是不是真的,不停的颤抖和呕吐。我对这种暴行感到无比的愤怒,但又没有办法去阻止它;这种心理真的很难描述出来。我感到热血冲向脑门,我打开冲锋枪的保险,想和这群畜牲拼了。就在我即将跃出的一刹那,瑞利一把拖住我,说道:“你疯啦!我们只有5个人,下面少说也有40个鬼子,别去送死!你没看到下面还有那么多老百姓,他们怎么办?”瑞利说得对,贸然行动无异自寻死路,虽然我们的冲锋枪在近战中有有优势,但是小日本枪法不赖,很可能我们还没有冲到村里,就在路上当了活靶子。 这时,耳边传来日本翻译凶神恶煞的声音,音调很高:“这就是对你们不回答问题的惩罚,只是一个小小的教训。如果你们下次再拒不交代游击队在你们村子附近的活动情况,我们就一个不留地杀光你们。”接着,日本兵跳上卡车扬长而去。 在确信日本人已经离开村子很远后,我们进村,照料那些刚刚经历过大屠杀,惊魂未定的村民。日本人摧毁了村里一半的房屋,街道上落满了瓦砾和碎片。我们帮受伤的村民处理伤口,把活着的村民聚在一起,安抚他们。我们试图把断肢残骸清除干净。太可怕了!小村的街道简直就是地狱,到处都是喷溅状的血迹,大大小小的人体碎块,残缺不全的胳膊、腿和躯干、内脏四处可见。 那些还能自己走路的人,走起来显得非常的艰难。他们大都身上有伤,我们给他们的伤口做了缝合手术,只要有需要,我们就给他们绑上应急止血带。我们在村里找出一辆卡车,幸好司机没有受伤,我们把受伤最重的人抬到卡车的后车厢里,让司机赶快送他们去附近城镇,找医院和医生治疗。 我们手忙脚乱地完成了这些缝合手术,开始指挥还可以参加劳动的青壮年男性清理废墟,他们计划重建那些被毁掉的木屋。不久,天已经黑了,村里的人很感谢我们,坚持让我们留在这儿吃晚饭和过夜。我们很少在晚上行军,所以就接受了他们的好意。 我们决定留下来过夜,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这里的人们不会因为日本人的暴行而怨恨我们。但不幸地是,我们错了,大多数人的确是理解我们的,但那天下午被炸死的一个妇女的儿子则不同。他不停地对我们大吼,说是我们害死了他的母亲,要我们为他母亲的死负责。我们没有介意,因为他还不到10岁。 瑞利给我们制订一条规章:如果决定在当地村庄宿营,队伍就一定要分散开。队伍中的每一个成员最好睡在不同住户的屋子里。这种分开住的目的是:万一碰上敌人,不至于全军覆没。那天晚上,他们安排我住到了这个小村外围的一个木屋里。那个时候,我们都不需要毯子、枕头,大家都和衣而眠,这样便于转移和行动。 那天晚上,我没有像惯常那样很快的入睡,而是很清醒的躺在那儿,辗转反侧,难以入梦,白天目睹的那可怕的一幕老是浮现在我眼前。我猜自己大约一点的时候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五点半的时候,大腿上传来的剧痛弄醒了我。事实上,在半梦半醒之间,我还摸了一下那伤口,发现那儿有一股温热的液体流了出来。于是我彻底醒了,睁开眼睛,随即看到一个日本兵站在我身边,他正要把刺刀从我的腿里拔出来。那就是我刚刚感受到的,也是带给我最初的疼痛感的原因。他对我大叫,我以为他的意思是叫我站起来,我挣扎着想站起来,又发现自己完全错了,他使劲地踹我的胸部和我腿上的伤口,我倒下了。他的叫声打破了小村的宁静,我故意大声惨叫希望能惊醒其他睡着的伙伴,让他们能够逃脱。 他突然不叫了,转过身面对着其他日本兵,给他们看沾满血的刺刀,那上面是我的血。然后他们都开始哈哈大笑,笑得很难听,听起来就像野驴在叫春。我再度尝试着站起来,这是在巴丹死亡行军和奥唐奈集中营里获得的教训,——日本人喜欢欺负看起来虚弱的美国兵。那个日本兵又对我的胸部猛踢了几脚,我又倒下了。村子很小,其他同伴应该听到我的叫声,只要日本人没有把整个村子包围,他们还是能从容走脱的,于是我不再叫喊。 我再次试着想爬起来,这时,我意识到,想依靠自己站起来,已经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了。菲律宾房主是个好心人,他不顾危险跑过来,把我扶起来,他在我耳边低语:“是那个男孩告的密,日本人给了他1袋米。”我知道那男孩儿是谁,而且,我也不会怪他。我知道,他在情绪上已经崩溃了。他眼睁睁地看着日本人折磨,殴打,侮辱,最后杀害了他的母亲,这对大部分成年人来说已经是难以承受的了,何况他只是一个小孩子呢。当时,我没有再往深处去想自己被俘的原因,而是集中精力,开始琢磨怎样才能最好的应付现在的局面,因为这才是眼下最紧要的。 那个日本兵又开始踢我腿上的伤口,这种疼痛是十分可怕的,但我咬住了嘴唇,不让他们从我可能发出的呻吟、哭泣或是惨叫中得到满足。这次我没有倒下,靠着自己的双腿坚定地站着,尽可能笔直地站着,忍着痛毕恭毕敬地向这支日本搜捕队敬了军礼。 我拼命回忆瑞利跟我讲过的应急措施,还有战友们叮嘱过的简单要领。假如被俘,要表现出对对方军队的尊敬,说出自己的名字,军阶和入伍编号,告诉他们自己因为丢了装备,或者队伍被日军打散,躲进丛林已经好几个月了,因为没有吃的,所以跑出丛林找些吃的。日本人有可能相信,因为这种情况很多,温赖特将军在5月份才下令菲律宾全境美军投降,更增加了可信度。日本人有可能相信,我们只是和自己的单位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