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八章 寂寞难耐

    俗话说，手中有粮，心里不慌。

    煤买回来之后，王加根又去花园粮店买了三十斤大米、十斤面粉和两斤食油，家里一下子殷实起来。隔天去花园镇买一次菜，他和腊梅的生活就基本上有保障了。

    不过，买菜还是非常麻烦的。主要是路远，天气又热，虽说有自行车，路上又总是晒有厚厚的稻子，根本就没办法骑行，跑来跑去，时而上，时而下，在街上拥挤的行人和车辆中穿行，挑菜时又得把车子停放在路边，一会儿锁，一会儿开。甚是烦人！

    闲得无聊的时候，王加根也会走出家门，到校园周边转转，或者看看正在施工的学校围墙。见那些民工带来的锄头、铁锹等工具有时闲置着没用，他又想到了开荒种菜。于是，趁着民工们中午回家吃饭，或者中途休息的间隙，王加根就借用他们的劳动工具，在学生宿舍门前的那片荒地上种菜。有时，腊梅还会跑过来帮忙。

    王加根怕影响她学习，说这点儿活自己干得了，叫她回宿舍看书。

    “看得累。出来换换脑子。”腊梅很真诚地说，“这样从早到晚关在屋里看书，特别枯燥。看不了一会儿就打瞌睡，没什么效果。”

    王加根听到这儿，笑了笑，没有搭腔。

    腊梅继续说，难怪敬文去年一个人在这儿呆不下去。这里安静是安静，但生活单调乏味，连个说话聊天的人都没有，过于沉闷。学习还是需要有一定的氛围。比方平时在孝天一中，大家坐在教室里比着学，都怕落在别人后面，所以憋着一股劲，就能起到互相促进的作用。在这儿则随心所欲，放任自流，人特别容易疲劳，总想偷懒。

    “过两天我还是回方湾菜园子村。家里吵是吵点儿，但学习效果比这里还强些。我也有点儿想家了。”腊梅说到这里，眼眶里竟然闪动着泪花，“还有，高考的分数可能快出来了，也不知敬文考了多少，我想回去看看。他没有填报第三批志愿，说是不想读中专。”

    今年高考填报志愿的方式与往年不一样。

    往年都是高考分数公布之后填志愿，今年是高考一结束就马上填志愿。考生因为不知道自己的分数，所以存在一定的风险。志愿分三个批次，第一批本科，第二批大专，第三批中专。可以同时报三个批次，也可以只报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批次，报高还是报低，全凭考生对自己考试分数的预估情况而定。

    敬文既然没有填报第三批志愿，说明他对自己的高考成绩比较自信，预估分数至少在大专录取分数线以上。唉，这种填报志愿的方式，为什么不早几年实行？王加根又联想起了自己“被绑架读师范”的事情。如果他高考时采取这种填报志愿的方式，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落选、名正言顺地复读，或许早就圆了自己的大学梦，何至于现在为大学文凭“愁白少年头”？

    敬文有“不读大学誓不罢休”的雄心壮志和抱负，王加根还是比较钦佩和欣赏的，在内心里对此持肯定和支持态度。但是，敬文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的习惯，敬文唯我独尊、不顾老人死活的表现，敬文自私自利、不懂得感恩的个性，仍然让王加根对他一肚子意见。他觉得，就算敬文今年考取大学，家里两位老人的日子一样不会好过。如果他考不上，家里肯定会让他继续复读，同样轻松不了。反正是难！养了这样一个小冤家，就是做父母的劫难。

    这些话，他当然不会在腊梅的面前说出来。

    腊梅提出想回方湾，王加根也是能够理解的。腊梅说的是实情，一个人关在这儿学习，确实不会有太好的效果。另外，王加根准备七月底去武汉，也担心到时候腊梅一个人在学校里不安全。实事求是地讲，他也希望腊梅回方湾。但是，腊梅这么快就返回，岳父母会不会有其他的想法？比方，误以为加根对腊梅照顾不周，对她不好？

    唉，有这想法也是没办法的事情。还是尊重腊梅的选择吧！就这样，腊梅两天后就回了方湾——在牌坊中学总共只呆了一个星期。

    送走腊梅，王加根就开始考虑去湖北大学的事情。

    依照他和方红梅之前商定的计划，到方红梅面授快结束的时候，他就去武汉，玩两三天，两个人再一起回来。眼下，距方红梅面授结束还是十几天，这个时候去武汉显然有点儿早。去早了，在湖北大学呆着也无聊。他又不是函授学员，不可能跟着去听课。一个大男人，无所事事地天天围着老婆转，时间长了别人会笑话的。更何况，这些函授学员中，还有那么多孝天县师范学校的老同学。

    还是坚守几天吧！但这几天一个人在家里又能干点儿什么呢？

    办公室里的电视机修好了，王加根可以去看看电视。

    这台十八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据说是王家岗驻军部队送给牌坊中学的，是“军民共建”的见证物。为了接收到电视信号，学校专门在办公室房顶架设了室外天线，如同帆船上的桅杆。室外天线与电视机上的两根“长辫子”协作配合，才能勉强出现模糊不清的图像。不过，能够收到的频道很少，而且荧屏上总有“雪花”。

    这样的电视看久了，眼睛特别容易疲劳。遇到刮风下雨等恶劣天气，室外天线挪动了，又会影响接收的效果。看不到清晰的图像，教师们就拿电视机出气，把电视机自带天线前后左右旋转，或者恼火地在电视机身上拍打。结果，电视机隔一段时间就“罢工”，学校不得不派人送到花园镇街上去维修。

    王加根平时就不怎么看电视，除非有特别吸引人的电视连续剧。暑假一个人当观众，更没什么兴趣。他还是决定守在家里，强迫自己写点儿东西。

    修改《小脚奶奶》的时候，王加根从中受到启发：编辑还是比较欣赏那些有真情实感的纪实类作品。我为什么不以我的家庭生活为题材，写一部自传体小说呢？题目就叫《房子儿子》。说不定编辑会感兴趣。即使将来发表不了，留下来也是历史资料。现在人们一谈起我的家庭，总会问这问那。

    你爸在杨岗王李村，你妈为什么在保定？你有一个在BJ工作的jiejie，怎么总不见她来看你呢？你都参加工作了，怎么会有那么小的两个meimei呀？诸如此类的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特别烦人！如果我把这些“答案”写进小说里，让别人读过就一目了然，他们就不会老是刨根问底，问东问西地烦我了。

    这样一想，王加根很快就找到了事做，一下子来了精神，白天黑夜都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他完全忘记了学校不安排他补课、不安排他照校的烦恼，也没有感觉到像学生们打抱不平的那样，认为他在牌坊中学“蛮吃拼”。

    白天，他把家里所有的门窗都打开，让空气对流，让室内敞亮。自己穿着短裤，趿着塑料拖鞋，袒胸露腹地坐在客厅正中央，趴在那张小方桌上奋笔疾书。夜晚，他在白炽灯下与蚊子昆虫搏斗，把这项工作延续到深更半夜。在王加根焚膏继晷地抓紧时间写小说的时候，邻居程彩清家里也是热闹非凡。负责照校的程彩清白天总是关起门来睡觉，为晚上的赌场鏖战养精蓄锐。除了偶尔上街买菜以外，家里杂七杂八的事情以及照看女儿欢欢的任务，通常都由他老婆程芸承担。

    每当暮色降临，一些神神秘秘的人员就会出现在牌坊中学，径直走向程彩清的家里。门通常是关着的。来人敲门之后，室内就会安静好半天。如果继续敲门，就会传出程芸大声的询问。敲门人自报姓名。这时，房门就会打开一条缝儿，露出程芸东张西望的脑袋。她验证完来人的身份，确认是经常来的赌客，才让其进门。

    参加抹牌赌博的“斗士”中，经常会出现牌坊中学教师的身影，包括丁胜安、张仲华、邹贵州、赵乾坤和其他几个嗜赌如命的年轻教师。他们有的是在学校补完课或者带完班之后没有回家的，有的是吃过晚饭专程从家里赶到学校里来的。不论是输是赢，这些人总是显得特别快活。散场之后，大家甚至谈笑风生，一起回顾“战况”，总结经验教训。有时还在程彩清家里聚餐，大呼小叫地猜拳行令，喝得面红耳赤。这些人频繁地出入程彩清家，却很少光顾一墙之隔的王加根的家门。

    这让王加根再一次迷惘和困惑。

    这些同事同样没有大专文凭，他们为什么不担心学历太低？他们不读函授、不上电大、不搞进修、不参加自学考试，每天上个直班，八小时之外很少摸书，不是照样活得自由自在、过得有滋有味？

    就说程彩清吧，论文化知识水平，可以算半个白痴，但他一个人养活全家，吃穿住用并不比你王加根差呀！特别是赢钱的日子，他家的收录机总是开得震天价响，放着流行歌曲，有时夫妻俩还扯起嗓子对唱呢。唱累了，实在是不想吼了，程彩清就会推出嘉陵摩托车，带着程芸和欢欢去花园镇。逛完街，回到学校，就到了程芸“走秀表演”的时候。她要么拎着尺把长的一块五花rou，要么端着已经剁好的猪排骨，要么提着一条两三斤重的草鱼或者鲤鱼，从家里出发，走过cao场与校舍之间的甬道，到学校食堂门前的水管处清洗。每次剖鱼时，铜钱大的鱼鳞和鱼内脏散落在水池里，把水池的出水口都堵塞了。

    “都是上班过日子，别人能够那么轻松快活，我为什么要过得苦行僧一般？”加根这样扪心自问，“拿到了大专文凭又怎么样？还不是继续在牌坊中学教书！写作那么难，自己起点那么低，又没什么生活积累，天天在家里闭门造车，能够写出什么名堂！就算侥幸在报刊上发表几篇作品又能怎么样？能够改变你农村教师的身份么？能够离开牌坊中学么？能够跳出花园镇么？可是，不读书写作，业余时间我又能去干点什么呢？不去奔文凭，我将来在老婆面前如何抬得起头？红梅本科函授已经学了一年，再过四年，她就能够拿到本科文凭，如果那到时我还是中专学历，脸往哪儿搁？工资还没有老婆拿得多，别人会不会笑我吃软饭？不说比红梅强，我最起码不能与她差距拉得太大呀！所以，还是得努力，要争气。”

    想起老婆，思念又如老虎钳子一般钳住了王加根的心，脑子里全是方红梅的身影。他巴不得伸手就能把亲爱的老婆揽入怀中。

    天真热啊！太阳像火球一样高悬在空中，射出的万丈光芒照得人睁不开眼。空气似乎在燃烧，烤得大地都在冒烟。除了提水、洗衣、洗菜、上厕所这些必须出门办的事情，王加根白天通常都呆在家里。门窗全部打开，一条短裤遮羞，赤身裸体抵抗高温。或看书写字，或在客厅地面铺上凉席睡觉休息，或忙着准备饭菜。到了晚上，他才会去外面放放风、透透气、乘乘凉。如果实在热得受不了，他就来到学校办公室，打开吊扇，躺在办公桌上睡觉。

    这天傍晚，学校突然停电了。本来就很荒凉的校园，霎时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显得阴森森的，让人觉得恐怖。王加根手里拿着一把蒲扇，到cao场上的水泥乒乓球台上坐下。本来想浴着晚风乘凉的，结果讨厌的蚊子从四面八方向他袭击，根本就不允许他安静。无奈，只有回到家里，点上蚊香强迫自己睡觉。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可怎么也睡不着，大脑越来越清醒。折腾了个把小时的样子，他又点着蜡烛，起床看书。看着看着，还是觉得太闷，于是拿出蒲扇，走出校园，到部队抽水房里与广广黄聊天。

    聊得实在是无话可说了，他再才返回家里，强迫自己睡觉。依然睡不着。干脆去武汉吧！这样一个人在家里太受煎熬了。

    产生这个念头之后，王加根就点燃蜡烛，开始准备去武汉必须带的东西。钱，粮票，牙膏、牙刷、毛巾、换洗的衣服……一样样清好，装在双肩包里之后，他再次回到床上。

    似醒非醒，似睡非睡，脑子一会儿又清醒了。

    突然记起小说手稿《房子儿子》还没有完稿，又点着蜡烛，趴在床上接着写。用方格稿纸誊抄看来是来不及了，但至少应该带个完整的稿件到武汉，去杂志社征求编辑的意见。

    趴着写了一会儿，感觉腰酸背疼。他又穿上背心和长裤，坐到客厅的小桌子上写。写着写着，浑身冒汗，衣服都湿透了。他又把衣裤扒掉，还是赤膊上阵，一边与蚊子战斗，一边构思着小说的情节。

    换过两次蜡烛之后，小说终于结尾了。他如释重负地伸了伸懒腰，把一大摞潦潦草草的手稿塞进背包里。大功告成，再应该可以安心地睡觉了。回到床上，却依然睡不着。手表好些天没用了，发条没上，一直“罢工”。也不知到了几点钟，离天亮还得多久。

    这样想着，王加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带上办公室的门钥匙，又拿了一盒火柴在手里，走出家门。

    天上挂着一轮皎洁的明月，照得大地如银似水。王加根径直来到办公室，打开门之后，又划着火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凌晨四点半。

    既然快天亮了，他就不想强迫自己睡觉。回家把拖鞋换成球鞋，准备到校园外面的田间小路上跑步。兴冲冲地冲出学校大门，外面却看不见一个人影儿。

    青蛙鼓噪，昆虫此起彼伏地鸣叫，更加烘托出四周的寂静。王加根又心生胆怯，有点害怕。不远处，还传来恶狗凶猛的吠声。他打退堂鼓了，重新返回校园，回到自己的家里。睡觉肯定是睡不成了，但又不知道干什么是好。

    看到地面上堆着的几条脏短裤和几双臭袜子，他拎起塑料桶，去校园后面提水回来。把脏衣服扔进脚盆里，加入洗衣粉，倒水泡上。找来一个小凳子和搓衣板，他开始搓洗这些天积攒下来的脏衣服。

    衣服洗完，晾到门口的晒衣绳上。

    东方的天空已经泛出鱼肚白。

    王加根回厨房看炉子，炉膛里的蜂窝煤只有两个眼儿是红的，基本上熄灭了，已经没有重新燃着的希望。他不得不把煤灰倒掉，直接在炉膛里面烧木柴，煮了一碗面条。

    过完早，王加根把晾在外面的衣服收回家里，挂在客厅沿墙的一根铁丝上。然后背起背包，雄赳赳、气昂昂地步行前往花园火车站，赶南下去武汉的列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