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布里塔尼亚帝国历史

    1、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公元1605年，被誉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王”的伊丽莎白一世去世，其子亨利九世继位，其父是当时的不列颠公爵卡尔。这位超越了西班牙国王、瑞典国王、奥地利大公、法国国王、萨伏依公爵、安茹公爵等欧陆贵族，最终被女王垂青的著名冒险家曾经出访汉帝国，并最终使两国签订了经贸协定，为英国在亚洲获取了大量利益。

    平心而论，亨利九世虽然是一个平庸的君主，但他延续了其母尊重议会的传统，并鼓励国民在新大陆探险和移民。1607年，弗吉尼亚公司的苏珊·康斯坦特号、幸运号和发现号三艘船运送120人来到詹姆斯敦，开始了英国人移民新大陆的浪潮。1610年，英属新大陆殖民地有欧洲白人移民210人，1620年2499人，1630年5700人，1640年27945人，1650年51700人，1660年84800人，1570年114500人，1680年高达155600人。到1700年，英国新大陆殖民地居民达到了275000人，人口增长率比同期本土高出两倍。

    在这个过程中，以亨利九世的重臣、曾在1649—1658年担任首相的克伦威尔勋爵为首的清教徒们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坚决要求清除国教中残留的天主教因素，反对贵族和教士的奢侈糜烂，提倡勤劳节俭。由于符合英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清教很快成为社会运动的一面旗帜。密尔顿在《为英国人民声辩》中，指出国王如变成暴君，人民就有权处死他。洛克的《政府论》，则批判了君权神授论，认为国家只是人民缔结的契约，君主如不履行，人民就可推翻他。当新兴社会力量越来越集中地反映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时，亨利九世和其子查理一世顺应了国民的要求，1689年，英王查理一世为了获得国会的支持出兵爱尔兰，通过了《权利法案》，国王除了对军队的领导权外，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正式确立了君主立宪政体。

    2、从英伦三岛到新大陆

    随之到来的就是科学革命和农业革命，皇家科学院的成立，使科学事业从社会边缘走向了中心，而政府实行保护专利政策，更促进了技术发明热潮的到来。培根因其实验科学思想而被誉为“现代实验科学的鼻祖”，他的归纳法是现代科学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奠定了近代经典力学的基础。

    在17—18世纪，包括作物轮作和土地轮换制，农具的改进和发明，沼泽地排水与造田，草场漫灌技术，肥料的广泛使用，生产新技术，新作物的种植等，各种农业改革热火朝天。如汤森勋爵提出了四年轮作制：头两年种大小麦等粮食作物，第三年种三叶草，第四年种芜菁。三叶草和芜菁既可增强土壤肥力，又可给羊作饲料，羊吃后排下粪便留在地里，又利于第二年种粮食。这样，粮食产量大大提高了，牛羊品种也得到改良。英国的谷物产量增长了两倍，牛羊体重则增长了一倍。有些人则致力于农业工具的改良，如播种机的发明大大节省了人力，马耕法的发明则节省出更多的牛rou用于食用。除传统的毛纺业外，又兴起了棉纺业、麻纺业、冶炼和采矿业等产业，工业革命的技术前提也逐渐具备；1680至1759年的80年间，登记的发明专利就达532项，时人评论说：“几乎每个制造商都有自己的新发明，几乎每一天都有在别人发明基础上的新改进。”

    同时，新大陆的殖民事业也如火如荼，英国从1607年到1733年的120多年间，在大西洋沿岸从北方的新罕布什尔到南方的佐治亚，共建立了13个殖民地，到1752年，殖民地人口达到106万人。但是，英国把殖民地当做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倾销市场，采取重商主义的殖民政策，严格限制殖民地发展独立经济，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

    1756～1763年间的七年战争虽使英国夺取了大片殖民地，但也使其负债达1.35亿英镑，北美的防务每年还需要支出40万英镑，而国内税收已经高达20%，入不敷出的英国开始强化对殖民地的管理，以弥补亏空。1765年3月22日，英国国会通过了《印花税法》，规定所有印刷品、报刊、商业单据、法律证件和各种契约都要缴付印花税，违者受罚；同月24日，还通过《驻兵条例》，规定殖民地的英军可以占用公共房舍和民房，当地居民应提供饮食和居住条件。

    《印花税法》和《驻兵条例》的颁布，立即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英运动，1765年10月，9个殖民地的代表在新大陆的纽约召开大会，通过《殖民地人民的权利及其不满原因的宣言》，明确提出“殖民地人民应当与英国本土人民享有同等的天赋权利和自由”。面对汹涌澎湃的自治运动，英国被迫做出让步，相继撤销了《印花税法》、《汤森法案》，仅英国议会有权向殖民地征税的权力，但这些有限的改良并没有平息人们的怒气，反而使得矛盾集中到茶税上。这一矛盾终于在1773年达到了**，英国议会通过《茶叶法》，允许向新大陆殖民地出口茶叶，引发了当地民众的抵制，12月16日夜，一批青年导演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次年，英国政府接连颁布4项惩罚性的“强制法令”，宣布关闭波士顿港口，断绝其对外贸易，直到茶叶被赔偿。然而这种霸权主义的行径并没有达到英国预期目的，反而使殖民地权力机构趋于瓦解，大部分地方议会纷纷摆脱总督的控制。1774年9月5日至10月26日，来自12个殖民地（佐治亚未派人）的代表在费城召开第一届大陆会议，并于10月14日通过《权利宣言》，宣布与英国断绝一切经济往来，再次强调无代表不纳税，在内部政策上“只受殖民地议会的约束”。

    就在双方矛盾一触即发，几乎要爆发独立战争的时候，受卟啉症折磨导致精神错乱而难以执政的英王乔治三世病逝，主张对殖民地持温和态度的亨利十世继位，他解除了马萨诸塞总督托马斯·盖奇等一批强硬派的职务，并派遣代表和殖民地代表讲和。

    最终，1775年5月10日，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召开，谈判的结果是允许各殖民地自由选举总督以取代殖民当局，同时确定了新大陆殖民地拥有和英国本土同等的贸易权利，但亨利十世坚持要求新大陆的陆军和海军必须由皇室统一指挥。在漫长的谈判后，以迪金森为首的亲英代表掌纸张殖民地的大权而告终，在十八世纪最后的三十年的和平中，新大陆殖民地的产业有了很大发展，为后来的迁都新大陆提供了基础；木材业、酿酒业、制铁业和纺织业已经和本土不相上下，纽约、波士顿、费城逐渐发展为新兴的工业中心，英国2/3的船舶从事与新大陆贸易，其人均财富占有量和英国人均水平相差无几。

    不过，由于过分注重对新大陆的投资，亨利十世忽视了对本土的防御，在他去世不久后，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波拿巴登上了法兰西最高军事统帅的宝座。而战无不胜的皇家海军在特拉法加海战爆发时，竟有一多半的舰只分散在海外，纳尔逊饮恨阵亡，这直接导致了的海战的战败，而当伦敦沦陷的消息传到亨利十世的女儿伊丽莎白三世耳中时，女王陛下还在新大陆指挥部队和印第安人作战呢！

    1813年，在“爱丁堡之辱”六年后，伊丽莎白三世女王在阿瑟·韦尔斯利公爵和第一圆桌骑士乍得·海克特的辅佐下，于新大陆东海岸的卡美洛特（Camelot）建立新的都城（大致位置处于今华盛顿），国家名也由英格兰王国改为布里塔尼亚帝国，君主制在新大陆得以继续存在。

    英伦三岛本土的丧失，标志着从中世纪“大陆英国”到近代“海洋英国”转型的完成，新时代英国最突出的特性是其岛国地位的确立，并以此在欧洲和世界历史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一方面，英国人警惕地注视着欧亚大陆的局势并力图充当力量均衡的制衡者；另一方面，英国人的目光则超越了旧大陆，将重点全部放到了海洋和海外殖民地的开拓上。

    3、向西，再向西

    在放弃“反攻欧陆”的计划后，不列颠帝国开始了向西的大扩张，这一运动早在皇室西迁新大陆之前的18世纪末便开始，19世纪中叶，当欧洲的法国革命军横扫东欧之时进入**，19世纪末叶前后才基本结束，史称“西进运动”。“西进运动”并不仅仅是领土扩张，也包含着经济开发，包括农业扩张、交通革命、工商业发展、城市化进程等。

    根据1830年英法《巴黎和约》的规定，已划归布里塔尼亚帝国所有的格兰德河以北的地区，还不在它的有效管辖之下，而是在印第安人、甚至西班牙人的掌控之中。但是，在1800年至1860年期间，布里塔尼亚帝国边疆向西迅速移动，其速度之快，只有当年汉帝国征服西域时可比。18、19世纪之交，拓荒者就从纽约州西部经过肯塔基和田纳西等新州，向西迁徙，向南则到佐治亚；20年后，在北部，边疆移至俄亥俄、印第安纳和伊利诺斯，进而移至密执安、衣阿华、威斯康星和明尼苏达，在南部，移至路易斯安那、亚拉巴马和密西西比。之后，布里塔尼亚帝国的领土扩张主要沿两个方向继续推进，在它的西南方向，1845年兼并了得克萨斯，1847年—1848年通过战争从墨西哥夺得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新墨西哥和大部分亚利桑那等地，共割去墨西哥一半的领土；在它的西北方，布里塔尼亚的拓荒者以极端野蛮的武力，于1846年征服了整个加拿大，最终，这两条扩张路线在加利福尼亚汇合从而完成了对整个大西部的占领。

    1861年—1910年期间，因为法国在欧洲的革命战争，大约有5000万移民迁入布里塔尼亚境内，其中大部分随着移民潮涌进西部，国外移民为西进运动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满足了高速工业化中的布里塔尼亚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1860年—1900年布里塔尼亚人口从3100万猛增至1亿2000万。同时，农业重心从东北部和大西洋沿岸各殖民地逐渐西移到密西西比河流域，也加速了农业机械化的进程。

    除了土地开发外，西进运动也推动了矿业开发，自1848年在萨克拉门托附近发现金矿起，开采金银矿浪潮持续了约40年，西部的矿产资源的开发为东北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原料，成为布里塔尼亚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而矿业开发带来的丰厚的回报更为布里塔尼亚开发西部提供了有利的历史契机，发现金、石油等资源吸引着大批淘金者向西迁移，并且直接带动了上述几个地方交通运输业、商业、服务业等行业的兴起和发展，并直接引爆发了交通运输业革命，其主要表现在公路、运河和铁路开凿和修筑。

    1840年，布里塔尼亚已建造了13条大运河，到1850年，布里塔尼亚已建成运河3700英里，运河的开凿极大地改善了西部与东部、西部与南部之间的交通。1821年，俄亥俄河各造船厂已建造了近100艘汽船，1840年达536艘；1860年，仅在西部水域航行的汽船已达1200艘，每年货运量在1000万吨以上。同时，从1830年第一条铁路投入运营后，布里塔尼亚也掀起了迎来了一个建设铁路的**，帝国的铁路长度以平均每5年翻一番的速度发展，到1880年已建成铁路达15万多公里，而当时整个欧洲铁路的总长度才近17万公里。至19世纪末，又修建了五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干线，其中密西西比河以西的铁路网增长速度最快，从1865年到1920年中西部大约40%的铁路是在密西西比河和落基山脉之间修建的，至1914年西部铁路里程已占全国总里程的一半。铁路的修建促进了东部居民向西迁移，推动了大平原和远西部的开发，而且大大改变了新大陆北部的交通局面，四通八达的铁路网把东部和西部的经济政治联系起来，使农场主和牧场主将产品投向国内外市场，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工农业的迅猛发展。

    4、南北战争与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

    布里塔尼亚帝国建立后，由于英格兰旧贵族对于管理如此之大的国家没有实际经验，实行了联邦制。然而，领土的扩张、海外的侵略和移民的流入加剧了南北方的矛盾：帝国的北部和东部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重工业，工业的迅速发展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工业资本家们为了压低工资，希望废除奴隶制，实行土地改革，提高农业生产率，以降低食品价格，同时也使得黑人们有足够的消费能力购买工业品；同时为了保护本国工商业利益，主张实行保护关税，反对自由贸易。而帝国的南部自殖民地建立以来，却一直沿着奴隶制经济的方向发展，而且始终保存着殖民地经济的性质；布里塔尼亚棉织业飞速发展，需要大量棉花，奴隶主却把大批棉花和其他工业原料运往欧洲以赚取高额利润，并从欧陆输入大批廉价工业品，他们则要求降低关税，贸易自由。这是一个根本无法调和的矛盾，南北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对立，使双方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日趋尖锐，最终导致了南北战争的爆发。

    伴随着布里塔尼亚经济的发展，南方的奴隶制度已成为众矢之的，帝国的有识之士在19世纪30至50年代发动了广泛的废奴运动，由他们组织的“地下铁道协会”，曾先后帮助4万多名南方奴隶逃往北方。1859年又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约翰·布朗领导的反对奴隶制的起义，乔治四世皇帝对起义大为恐慌，严厉警告南部奴隶主不要过于压榨奴隶，而奴隶主们则诬称起义为废奴主义者煽动推翻皇室的阴谋，虽然约翰·布朗最终被奴隶主绞死，起义失败，但南北之间的矛盾已趋于白热化。1854年，帝国上议院在奴隶主的压力下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规定新州的内政问题由居民自己决定，然而法案刚一通过，奴隶主武装便冲进堪萨斯，企图依靠武力强迫新州居民接受奴隶制；而大批反对奴隶制的民众也从北方赶来，双方的武装冲突达半年之久，史称“堪萨斯内战”。

    1860年，废奴主义者亚伯拉罕·林肯被决心废除奴隶制的皇帝任命为布里塔尼亚宰相，他宣称“不能永远保持半奴隶半自由状态”、“奴隶制在道义上是错误的”；但为了维护帝国统一，他主张以赎买的方式逐步解决奴隶制问题，并宣称，奴隶主追捕缉拿逃奴是合法的。但是，林肯的让步并没有满足欲壑难填的奴隶主，在林肯还未就职时，南方就发动了叛乱，有11个州（南卡罗来纳、密西西比、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得克萨斯、弗吉尼亚、阿肯色、田纳西和北卡罗来纳）相继宣布奴隶制是立国基础，制定了“宪法”；并推举大种植园奴隶主杰弗逊·戴维斯为临时总统，以弗吉尼亚的里士满为首都，公开打起叛乱旗帜，决定用战争巩固并扩大奴隶制。

    1861年3月4日，林肯正式宣誓就职，15日，乔治四世颁布御旨，宣布南方各州为叛乱州，下令征集志愿军入伍，号召人民为恢复帝国的统一而战斗。南北战争从此开始。虽然南方蓄谋叛乱已久，军事准备充分，且拥有像罗伯特·李这样的优秀指挥员；但是有着光荣传统的皇家海军拒绝追随叛乱者，南方沿海被封锁，军备得不到西班牙、法等国的补充。所以，尽管南方在军事上一度占据优势，甚至逼近首都卡美洛特，但在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和《解放黑奴宣言》后，黑奴奋起勤王，约有50万人逃离种植园，使南部经济陷于瘫痪。1863年7月初，在葛底斯堡战斗中，帝国军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7月4日又攻陷密西西比河下游的要塞维克斯堡。1864年，9月2日，谢尔曼子爵率部攻入南部腹地，占领乔治亚首府亚特兰大，随后向海岸进军，12月21日占领萨凡纳港，使南部陷于瘫痪状态。1865年4月3日，帝国军占领了南方同盟的“首都”里士满，9日，南方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率其残部28000人在弗吉尼亚州的阿波马托克斯向帝国军总司令格兰特将军投降，延续四年之久的南北战争以北方的胜利宣告结束。

    南北战争最终粉碎了奴隶主为首的地方割据势力，从而巩固了布里塔尼亚这个新生国家的统一，使南方经济从此纳入帝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为西部、南部地区的开发提供了广阔的国内市场，加上新技术被大量利用，使布里塔尼亚的经济在19世纪后半期开始进入了一个迅速的发展期，并最终在20世纪初叶恢复了曾经与法国并驾齐驱的强国地位。

    5、“日不落帝国”之路

    内战结束后，布里塔尼亚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政治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文教事业也获得了较大进步。19世纪后半期，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帝国迅速完成了近代工业化，国民总产值由1869年～1873年的67.1亿英镑上升到1897年～1901年的179亿英镑；1860年，帝国工业生产在世界中所占的比重为17%，远远落后于老对头法国（52%，包括立宪后的英格兰旧土）和当时已经开始衰败的中华联邦（42%）之后；但到19世纪80年代初，帝国工业在世界工业中的比重，就已与更早一步开始殖民新大陆的西班牙平分秋色；到1890年，这个数字则改写为30%，超过新大陆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联盟”（27%），上升到第3位，取代老欧洲强国西班牙，成为名副其实的新大陆的霸主。1860年与1900年相比，投入制造业中的资本从60亿英镑增加到了将近100亿英镑，产业工人的人数从330万人增加到了530万人，原煤产量从1700多万吨增长到2.4亿吨，生铁产量从不足100万吨上升到1.37亿吨，钢产量从1.2万吨剧增至1.02亿吨。1865年，帝国铁路线长仅3.5万英里，1870年增加到约5.3万英里，1875年达到7.4万英里；80年代是铁路大发展的十年，铁路线从9.3万英里猛增到16.6万英里；1900年，营业的铁路线已在19万英里以上，全部线路长度达近26万英里，超过南部新大陆铁路线的总长度。其间，农业也有长足的发展，1870年小麦、玉米和棉花的产量分别是2.35亿蒲式耳、1.09亿蒲式耳和402万包，而到1900年则分别飙升到5.22亿蒲式耳、2.1亿蒲式耳和1.012亿包；对外贸易则从1870年的出口4.51亿、进口4.62亿英镑增长到1900年的1.499亿英镑9.3亿英镑。到19世纪末，布里塔尼亚帝国已经超越了所有的新大陆国家，成为世界上排名第三的列强，在资产阶级追逐利益的本性和“复兴大英帝国”梦想的驱使下，帝国与欧亚国家和新大陆南部的“西班牙和葡萄牙联盟”展开了争夺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角逐。

    早在19世纪40年代，布里塔尼亚的帝国主义者就鼓吹“天命扩张”论，把帝国领土从大西洋沿岸扩张到太平洋沿岸说成是上帝赋予的使命；但是，随着西部领土扩张完毕，边疆消失，扩张主义者便把目光转向了北大陆以外的其他地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鼓吹盎格鲁－撒克逊人是“具有向四面八方扩张传统的种族”，将“适者生存”作为种族优劣论的理论依据，宣称帝国的进步和伟大“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应当领导世界。1897年，皇家喉舌《工商时报》称：布里塔尼亚工业产量大大超过了国内需求，其中许多甚至超过4倍以上，这就注定帝国要争夺世界工业霸权。1896年首相选举时，麦金莱获胜；对内，他推行关税保护政策，维护垄断资本家的利益，对外，扩张和侵略则成了主要内容。他在总统就职演说中声称国内市场狭窄，产品过剩，需要用“强大的皇家海军”来“砸开那些野蛮人的国门”，大造对外扩张的舆论。

    与此同时，马汉在1890年出版了《海权对1660年—1783年历史的影响》，1892年又发表续篇《海权对1793年—1812年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897年又抛出《布里塔尼亚海权利益的现在和未来》，奠定了帝国“海权论”的基础，为帝国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马汉认为海权是国家实力的关键，拥有强大海军的国家才能实现世界霸权政策，他露骨地说：“不管布里塔尼亚人愿不愿意，现在他们必须开始目光向外看”。他主张从夺取加勒比海霸权开始，通过开掘沟通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洋际运河，把帝国的海上势力连为一体，以便夺取太平洋和远东地区的霸权。

    国际形势上，旧太平洋霸主汉帝国或者说中华联邦的衰落为布里塔尼亚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与同样实行了君主制的布里塔尼亚实力不断增强相反，汉帝国受困于国内社会问题，国力江河日下，虽然它在中亚的殖民地在19世纪50年代的波斯战争战争后摆脱了它的控制，但是汉帝国依然控制着几乎除了波斯地区以外的亚洲所有领土，在南太平洋上还拥着众多的殖民地，主要包括东南亚的香料群岛及中南半岛、印度、菲律宾群岛和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等五块殖民地。但不甘衰落的汉帝国仍然积极地向澳洲扩张，在那里，移民以英伦三岛本土人和汉帝国的南洋人为主，两个民族之间因为争夺澳大利亚的资源而彼此火药味儿不断，便于帝国的插手，同时法国、西班牙等国也在太平洋问题上和汉帝国存在着极其尖锐的矛盾，白人世界，头一次开始集体向汉帝国对抗。

    澳大利亚位于亚洲的东南方向，是太平洋最大的岛屿，不仅资源丰富，而且地理位置重要，是通往南中国海的必经之路，不列颠的帝国主义者甚至将澳洲看作是“通往汉帝国的垫脚石”。1898年，汉帝国派兵占领了澳大利亚北部的达尔文港，和新几内亚岛作为前进的桥头堡，罗斯福宰相趁机利用布里塔尼亚平民对澳洲民众的同情，在1898年6月向汉帝国提出抗议。1899年，又以“保护布里塔尼亚侨民”为名派“缅因”号二等战列舰赴达尔文港。

    政府喉舌乘机煽动战争狂热，激起民众的反中情绪，恰好在1899年2月15日，“缅因”号因锅炉老化爆炸沉没，死亡官兵266人，伤100余人，这一事件为布里塔尼亚的帝国主义者们提供了极好的借口，顷刻间“记住缅因号”的叫嚣充斥全国。4月25日，帝国上议院通过决议，向汉帝国宣战，但战争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从1899年5至7月只进行了三个月；5月1日，双方舰队在阿拉佛拉海进行了一场大战，汉帝国损失10艘战舰，官兵死伤3800人，获胜的布里塔尼亚损失5艘、重伤4艘军舰，士兵死亡700人。双方胶着至两个月后，在W·梅里特将军统率下，约1.1万布里塔尼亚军抵达约克角半岛；与此同时，由W·R·谢夫特率领的另一支1.7万人的部队由南方向达尔文港挺进。7月1日，布里塔尼亚两支军队将汉帝国南征军合围在达尔文港港的要塞内，弹尽粮绝的汉军不得不于两周后投降。

    汉帝国在南太平洋的军事冒险以失败而告终，并最终导致了1908年国内的立宪运动，汉明治帝刘羽不得不要求停火。在法国和西班牙王国的斡旋下，双方于1899年12月10日在伦敦举行和谈，汉帝国放弃了对澳洲的所有权，欧洲列强承认布里塔尼亚尼亚帝国对澳洲的控制（非占领），而作为补偿，布里塔尼亚向汉帝国支付2000万英镑的“购岛费”。

    布里塔尼亚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在南太平洋建立军事基地的权利，进而在太平洋占领了一系列岛屿，除了战争前取得的豪兰岛（1857年）、贝克岛（1857年）、贾维斯岛（1857年）、金门礁（1858年）、约翰斯顿（1858年）等，又以不同方式夺取或控制了众多的地盘。1878年在萨摩亚取得领事裁判权，1890年宣布为保护国，1899年吞并；1899年又吞并位于关岛和夏威夷之间的威克岛，1903年，布里塔尼亚先策划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独立，后又从巴拿马手中取得运河开挖权并“永久租借”该运河区，1917年又从丹麦手中“购买”维尔京群岛。这样，在一战之前，不列颠尼亚的海外殖民体系已经基本形成。

    PS：新大陆南部仍然处于本土的居民建立的国家和同样将君主制延续到新大陆这里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联合中。布里塔尼亚帝国此时对于新大陆的控制，仅限于墨西哥湾以北加太平洋的殖民地。而此时，法国的革命浪潮已经席卷了除了东欧的俄国和一些东欧的小国和北非以外的地区，于拿破仑被送上绞刑台以后，正式建国为EU共和国。统辖着几乎所有的被法国击败欧洲列强，包括他们在非洲的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