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七章 放养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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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梦点起一支大蜡烛,将纸巾折成人形烧了。房间里安静得只有喝水和呼吸的声音,我终于能闭上眼睛休息,理性主义借机放飞自己。 大约是因为自己不擅长博弈,我很早就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地认为,为了个人利益的博奕必然是邪恶,是将逻辑用在了不该用逻辑的地方。有了纯逻辑信仰之后,我们认为,所有推理都是为了逻辑世界的增长,为了让灵魂更加合乎逻辑,而不是为了某一种推理的胜出,尤其是不能让错误乃至邪恶的推理胜出。逻辑的存在不是为了让各种逻辑推理之间搞什么生存竞争、利益竞争,应该竞争的是谁更合乎逻辑。逻辑世界中的各种推理都应该是兄弟。君不见,做数学推理的时候,各种思路之间可有什么阴谋诡计、暗算设计?取消一种思路只能是因为不够合乎逻辑,而不是为了某一种思路的生存。凭什么逻辑推理披上了人皮就变得血淋淋的? 我知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博弈很可能是邪恶,幸好,我不认为我或者我们之间的博弈只是为自己的利益。不过,这也许只是借口。我们并不怎么理解我们在做什么。直觉上,我们就像是两个相互吸引的粒子时不时地背道而驰。在宇宙中,两个相互吸引的粒子不可能总是相互靠近,除非打算湮灭;无外力的情况下,也无法保持距离不变。所以,时而接近时而疏远才是正常的。当然,有的二体关系规规矩矩,像是圆;我们的关系则可能属于偏心率比较接近于一的椭圆。或者,用量子力学的语言描述起来更接近于实际。我们之间的状态和相互距离都是捉摸不定的,我任何时候都不能准确知道她的灵魂现在和我的亲近程度,她也不可能知道我的灵魂的准确态度。无法捉摸并不一定是坏事。当一个人害怕爱侣无法捉摸时,爱也就不那么纯粹了,至少有猜疑乃至恐惧等负面成分在内。无法捉摸的爱侣带来的是惊喜、惊愕当然也有意外的灾难,但是不会像无法捉摸的敌人那样带来精心设计的陷阱。读者一定不要把坏事都堆在我的身上。我会形成现在的观点和做事风格,主要是因为阿梦直觉地认为,对灵魂而言,单调、缺乏创造性的爱甚至有可能是邪恶的。只不过,我的经验主义、功利主义进行了自己的加工。 她影响我的机制和中心力场有类似之处:我的自由主义、机会主义倾向就像是动能,她的吸引力就像是势场。我争取自由的过程中需要用动能克服来自她的势能。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总是无法挣脱成为自由粒子;为什么不是她受到我的吸引。这难免让各种主义感到不忿。它们不去责怪自己受到这种势场的吸引,反而责怪这种势场的存在,时不时地就要冒出一些点子,似乎巴不得她能自毁长城,把吸引势变成排斥势。当然,这也只是似乎。就像她不管我的运动方向、速度,她也有自己的运动方向和速度,我们几乎从不在方向和速度上保持一致。这也是两体关系中双方围绕质心运动必须具备的特征。但是关键在于吸引势,她的吸引势我改变不了,无论我做什么,兜兜绕绕,我总是要转回来,证明无论如何吸引势都还在,我也仍然受到吸引。我猜测理想和现实之间有某种神秘的耦合,一旦触发,就异常牢固,所以才会有为理想不惜牺牲一切现实的人。但是,智人往往是现实更主动,由现实决定理想,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呢?为什么理想几乎从不排斥现实?现实却会屡屡排斥理想?即使理想对现实乃至未来都很不利,也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排斥理想和执着地追求理想。对纯逻辑主义、解放灵魂的接受还是拒绝就类似于这两种极端。而且,不能认为排斥都是为了庸俗的利益,接受也不完全是为了高尚的价值。 这些不是逻辑推理,而是一种直觉。阿梦反复告诫过我,发现真理不能只靠逻辑推理。不过,这方面我不擅长,通常只能有一些鸡毛蒜皮的直觉,大概是做不到像她那样长期坚持目标单一、有价值,也就难以实现能力增长。例如,我更倾向于因为兴趣、利益而尝试反叛,但是,我有一种奇怪的直觉,阿梦酷爱我的反叛,我的直觉认为她直觉地认为这里面有真理。当然,她从来没有承认过哪怕是不反感我的反叛,但是,我的直觉不承认这一点。我甚至有些担心,阿梦的直觉是去发现价值,我的直觉却在发现利益,这种层次上的差距远比利益本身更让人恼火。直觉的正确性起伏很大,理性主义应该倾向于拒绝以此为证据,但是,因为它也提供过一些有价值的思想,所以并不那么排斥。相比之下,其它主义很愿意接受和他们相近的思维方式。例如,它们直觉地认为阿梦现在有了烧死我的想法,恨不得早点见到那刺激的一幕,希望到时能喊出一句“且慢!火下留人!”。 在这种情境之下,也就难怪阿梦的一声咳嗽把我吓了一个哆嗦,睁开眼睛,竟然有了小睡一觉的感觉。我发现脑子里自由地思考和定向地思考所需的精力完全不同。前者是在放养灵魂。人类未来需要成为活着的灵魂,在自身毫不费力的条件下也能自由地演绎,而不是需要费力地督促大脑运转。人类的灵魂现在就是身体的奴隶,毫无逻辑推理的积极性,但是不得不为了身体的利益而推理。阿梦从小就经常放养乃至放飞灵魂,我从中学了不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的放养不如她的。因为放养的效果和推理能力有关,毕竟,一只瘟鸡放出去可能也走不了两步。 放养灵魂有点像是冥想,令人身心放松乃至愉快,似乎是在积蓄精力,虽然效率较低但是比较持久;工作中的推理则比较辛苦,明显是在消耗精力,效率高但是比较短暂。虽然智人的工作形式主要是后者,但是,我们有不少工作时间是前者,借助灵魂的自由变化获取灵感和思想。这并不是智人通常的胡思乱想,因为那往往并不算乱,只能说不现实,而且经常和感官有关。我做不到想阿梦那样总是去想有价值的推理,甚至也有胡思乱想,但是,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推理。我的直觉认为,放养灵魂胜在工作舒心,甚至能修身养性,堪称修炼灵魂的利器。理性当然不会这么认为,只能说这是捕捉灵感的利器,胜在工作时间长久而不是效率高。 阿梦铁青着脸打破了沉默,“你说的追求(价值-难度)最大是不是过于简化了?至少,我还知道能力。” 我伸了个懒腰,“考虑的变量越多,推理难度越大。除了价值、难度和能力这三个变量,我最近又发现了一个重要变量,态的数量。如果一个课题的主要价值集中在课题本身之中,缺少价值的外延,也就是缺乏后续价值也不涉及其它课题,即使课题本身价值很大,总价值也不一定大。如果有外延甚至外延至无数的课题,即使本身的价值小,总价值也不一定小。我当初研究思维方法,最初的课题似乎是天分重不重要,是不是要相信老师的教育,它们是很具体的课题,价值并不算大,但是,它们有很多后续问题,甚至是越来越重要的后续问题。现在看来,否定的答案显然有多得多的发展空间。所以,甚至可以首先假定答案是否定的,虽然答案本身不一定正确,却有无限大的重要性,也就有了足够大的预期价值。我们当初在最初的问题上迟迟无法决策,很大程度上是不够理性,受到了利益、传统的太多影响。再例如,既然关于研究方法的正确命题对所有研究都有影响,就算一些关于方法的命题本身没什么价值,总体价值也一定是无限大的。例如,方法和目标的数量是无限的。这是很平庸的真理,几乎必然正确。但是,影响却不可小觑。例如,做任何一项研究的时候一定不要认为只能这么研究,那一定是因为想象力太弱或者过于懒惰。只要每项研究、每次方法决策都能想到这一点,这个命题就一定有无限大价值。所以,我们从小对于研究方法的研究一直有无限大价值,但是一直被我们低估了。” 我想起身活动活动,感觉不舒服又坐了回去,这时才注意到阿梦正好拿起了水果刀,以及老少二人的怪异目光。我很想说你们的感觉以及由此产生的逻辑推理是错误的,但是却说不出口。正好,阿梦望了过来,我们的目光擦出了火花,阿梦冷冷地说:“继续说!” 我没有赌气地不说,那显然是在为利益牺牲价值,甚至对利益也没好处。我心中一边对阿梦进行着胡思乱想,一边熟门熟路地说:“我最初研究问题都是单体的,所以,很少考虑态的数量。直到最近才开始考虑多体问题。这还是很有价值的研究。如果一个课题有多种研究路径,除了考虑成功率的问题,也要考虑它的后续影响。例如,有助于提高能力、改善方法的路径会更有价值,甚至,后续价值可能超过课题本身的价值。对态的数量的关注受到了物理学的影响,物理学并不是只有能量最低原理,也有熵最大原理。态的数量是物理学中的一个重要变量。所以,如果研究一个课题牵涉到很多课题,就不要将它视为单体研究,而应该视为一个统计问题。关于方法、信仰的研究很容易决策,就是因为它的统计价值是无限大。” 阿正问:“这么多变量,再加上不同课题、方向这些变量,决策的复杂性太高了。” 我点点头,“我也很头疼,有点智人的大脑不够用的感觉。为了简化决策,我倾向于形象地对待决策过程。把课题、方向这些变量视为未知世界的时空变量,研究课题和方向视为运动中的粒子,把态的数量视为熵,能力视为动能,难度视为排斥势,价值视为吸引势。所以,虽然最终争取的是吸引势、价值,每时每刻的决策却需要考虑很多变量。即使如此,决策的难度仍然很大。由于无法定量,最好的决策都是在比较无限大和有限大,这样不容易出错。例如,只要课题的价值无限大,哪怕能力不够,难度很大,研究都不会算错,至少不会是大错;如果价值有限,即使能力很强问题也不难,研究也可能错得离谱。而最终研究成果的好坏只是研究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决策积累起来的总体效果、统计效果,完全和运气无关。还有一种比较可靠的决策方法是根据变化来决策。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条件下,如果越研究越困难,就应该减少投入;如果越来越顺畅,就应该加大投入。如果价值越来越高,也应该加大投入;如果价值不断下降,如可靠性、重要性下降,就要减少投入。如果越研究涉及的态越多,就要增加投入,反之则要减少投入。这些都是根据一个变量而调整。如果是两个或者更多的变量,有时也能有清晰的结论。例如,如果越研究能力越高,价值越大,涉及的态也越多,难度却越小,当然应该加大投入。但是,如果条件的变化有利有弊就难有定论。”
阿梦说:“如果有无限大价值,无论其它条件怎么变化,都无需改变行为。只不过,这并不容易做到。遇到困难就沮丧、消沉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但是,这并不是正确的反应。似乎,人体的神经系统很自然地将这种变化折合成了利益,将无限大价值折合成了有限大的利益,严重影响了行为。” 我说:“不可滥用假定其它一切条件不变这一假设,因为很少有哪个变量真的不便。例如,假定能力不变就会忽视能力的增长。在研究生涯开始的时候,甚至绝对不能做出这一假设,否则,必然会躲避一切难题,那对研究生涯是灾难性的,类似于智人常说的我没有天分、我没有什么大的志向。甚至,提高能力应该成为主要目标之一,为此,应该避免一切低价值、低难度的课题。” 阿梦表示同意,“最好的做法是永远研究价值无限大的课题,从而避免很多有争议的决策。经验主义者往往会说时机不成熟,但是这是邪恶的方法做出的错误的判断。正确的做法是立即研究。而且,任何时候研究都不算早,也不会晚。这不仅是责任和义务,也应该相信逻辑会为研究创造很多有利的条件。例如,能力会在研究过程中不断提高,涉及的问题会越来越多,价值会越来越大。唯一可能的不利因素是难度可能也会增加,但是远远不如能力的增加快。不要过于关注能力的增长速度。经验主义者会去思考一生的时间是否足以完成研究,是否足够把能力提高到足够高的水平。但是,这是一个无聊的问题,不可能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也没有必然正确的结论,还只会进一步加强经验主义的影响。即使是前人从没有达到过的能力高度,也不意味着那是人力不可能达到的能力,但是,对于经验主义者,那必然会成为不可能达到的高度,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去争取达到那个高度。” 老爷子说:“逻辑生物不关注结果,但是从各个方面看结果反而都很好,如果不说是最好的话。经验主义对于这种无心插柳柳成行会说什么?” 我大叫着:“走了狗屎运!”大家都笑了。 阿梦说:“没有动机并不代表这就是走运。这就像善并不应该是为了有善报,但是,善报却大概率是结果,至少,完美社会中应该如此。但是,善有善报可能不是铁律,更接近于统计规律。这不需要证明,很可能也无法证明。” 我说:“经验主义者其实反而是走了狗屎运,不相信逻辑却生活在一个很合乎逻辑的宇宙里。” 阿梦说:“他们没在一个朝不保夕、鬼神莫测的宇宙中生活过,所以不会感恩于宇宙。” 我直觉地认为这是在暗示,对今晚的难度有了更高的预期。不过,我没打算降低投入。一些智人在体育比赛中越有挑战性越会向前冲,俗称比赛型选手。这貌似不合乎上面的理论。但是,那是因为这没有考虑到兴趣或者说利益这一因素。神经系统不仅把价值折算成利益,也会把难度、能力折算成利益,甚至能颠倒是非,把邪恶折算成有利可图,把难度折算成吸引作用。 如果一个人对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也能随着难度增加反而增加,那算是一类天生的研究人员,要比去参加体育比赛对人类的贡献大得多,创造的价值也大得多。不幸的是,我不算这种人,属于把一种优良品质用错了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