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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传》与《周易》(二十七)

    第六章:解说《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史巫用“春秋《周易》文本”以外的卦书,如《连山》或《归藏》算卦的两卦例(续)

    附《国语》一书中仅有的三则卜筮例

    《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相传与《左传》一样,都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所撰(《左传》又称“内传”,两书并称“春秋内外传”),是中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

    《国语》一书仅有的三个筮例都是关于晋国的,其中两例又都是关于晋文公重耳事情的筮例。

    ①《国语·周语下》:“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后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闻成公之生也,其母梦神规其臀以墨,曰:‘使有晋国,三而畀驩之孙。’故名之曰‘黑臀’,于今再矣。襄公曰驩,此其孙也。而令德孝恭,非此其谁?且其梦曰:‘必驩之孙,实有晋国。’其卦曰:‘必三取君于周。’其德又可以君国,三袭焉。吾闻之《大誓》,故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裘也。晋仍无道而鲜胄,其将失之矣。必早善晋子,其当之也。顷公许诺。及厉公之乱,召周子而立之,是为悼公。”

    (译文)“"晋成公回国继位时,我听说晋国占了一卦,得《乾》卦而变卦为《否》卦,卦辞说:‘得国不能长久保有,将有三个国君从周归国继位。’第一个是成公,已经当了国君,第三个是谁还不知道,第二个一定是公子周。我听说晋成公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神在他的臀上画了个黑痣,说:‘让他成为晋君,三传之后把君位给予驩的曾孙。’所以给他取名为‘黑臀’,成公传下的君位已经历了两代。晋襄公名为驩,公子周就是他的曾孙。而且他具有谦恭孝敬的美德,不是他又是谁呢?况且那梦中说:‘必定是驩的曾孙,才能得到晋国。’那个卦辞说:‘一定三次从周迎还国君。’公子周的德行又能够君临国家,梦、卦、德三者都契合了。我听说周武王伐商誓词中说:‘我的梦与我的卦相符,又和吉祥的预兆相合,讨伐殷商必定能取胜。’也是因为梦、卦、兆三者相契合。晋厉公屡行不道而子孙稀少,将要失去君位了。你一定要趁早善待公子周,他将应验预言。"单顷公应承了他父亲的告诫。到晋厉公被弑时,晋人迎回公子周立为国君,就是晋悼公。”

    这是记述单襄公(春秋时期单国国君)论晋周(即晋悼公,是晋襄公的曾孙,师从单襄公)将得晋的故事。

    这一筮例所言的"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和“其卦曰:‘必三取君于周’”这些卦辞说法均不见于《周易》里的《乾》和《否》内容,况且也不是说"以《周易》筮之",本身春秋文本《周易·乾》里也没有以《否》做繇题。

    《左传》一书里所记载的用春秋文本《周易》进行的卜筮例子共十一例,有一个共同说法特点,即说法是"以《周易》筮之",或说"筮之",而不涉及"卦"字。而不像是《左传》记载的以《连山》或《归藏》算卦的两卦例说法,“其卦遇某曰”。

    虽然《国语》记载的这一筮例,也同《左传》书里其它两卦例一样,都说道"筮之",但《国语》里其它两筮例中,一例说道《周易》,一例说的是"曰",而不涉及"卦"字,唯此筮例说法是"其卦曰:‘必三取君于周’",这说法与《左传》记载的以《连山》或《归藏》算卦的两卦例说法类同。故《国语·周语》里记载的这一卦例,同理不是用"春秋文本《周易》"进行的卜筮例子,而是以《连山》或《归藏》卦书进行的卦例。

    用《连山》或《归藏》卦书起卦同样是用蓍草,通过“十八变”得出一卦,有变化的卦画出现时,再有本卦变出一个变卦来。这一卦说里的“遇《乾》之《否》”,《乾》是本卦,《否》卦是个变卦。这种有六十四卦符号和名称,而只有卦辞没有繇辞内容的卦书,是适应变卦筮法,所谓解卦时用八卦取象或卦辞去穿凿附会人事吉凶。

    ②《国语·晋语四》:“公子(重耳)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闭而不通,爻无为也。”司空季子曰:“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晋国’,筮告我曰‘利建侯’,得国之务也,吉孰大焉!《震》,车也。《坎》,水也。《坤》,土也。《屯》,厚也。《豫《,乐也。车班外内,顺以训之,泉原以资之,土厚而乐其实。不有晋国,何以当之?《震》,雷也,车也。《坎》,劳也,水也,众也。主雷与车,而尚水与众。车有震,武也。众而顺,文也。文武具,厚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主震雷,长也,故曰元。众而顺,嘉也,故曰亨。内有震雷,故曰利贞。车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济,壅也。故曰勿用有攸往,一夫之行也。众顺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母也。《震》,长男也。母老子强,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师。’居乐、出威之谓也。是二者,得国之卦也。”

    ③《国语·晋语四》:“董因迎公(晋文公重耳)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岁在大梁,将集天行。元年始受,实沈之星也。实沈之墟,晋人是居,所以兴也。今君当之,无不济矣。君之行也,岁在大火。大火,阏伯之星也,是谓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唐叔以封。瞽史记曰:嗣续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晋国。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及之矣,何不济之有?且以辰出而以参入,皆晋祥也,而天之大纪也。济且秉成,必霸诸侯。子孙赖之,君无惧矣。”

    这两卜筮例都是涉及晋文公在没有成为晋国国君之前,流亡国外时期,所进行的卜筮卦例。也都是以春秋《周易》文本卜筮的例子。

    《国语·晋语》里有两卦例中的“八”说:‘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

    “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今及之矣,何不济之有?”

    我们先看重耳(晋文公)亲自筮卜,问是否能得到晋国君位的卦例。即占筮出的是“贞屯,悔豫,皆八也”的说法。

    从此筮例的表述及解“卦”上从两卦的八卦取象及两卦的卦辞分析所问事项的吉凶来看,此筮例是通过两次占筮得出两卦,即《屯》与《豫》卦。此卦例不是变卦筮法。显然此卦例中的“皆八也”符合“不变卦”的说法,即这里的“八”是代表起出的卦是没有“变”的卦(在春秋时应称没有繇变的卦)。这一卦例说明是在起筮两次。第一次得不变的《屯》卦,第二次又是一个无变繇的卦,即《豫》卦,才称“皆八也”(这一筮例的“八”说,又有点不同于《左传》里一筮的“八”说。但这里为何以“八”代替是卜筮出个不变的卦呢?因筮法上起卦时的四个筮数,六、九为变数,而七、八为不变的数,得变卦得看起卦时是什么数。若起卦时得出是个无变卦,就以不变的“八”代表,这是一种说法可能),一个“皆”字表明是两次起卦,得两个不变的卦。就以卦辞来断卦。正如司空子的说法:“吉,是在《周易》,皆利建侯。”这里又出现一个“皆”字,正是指两卦辞里都出现了“利建侯”。《屯》卦的卦辞(而司空季子把卦辞也说成“繇辞”)是:“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而《豫》卦的卦辞是:“利建侯,行师。”所以司空子为公子重耳断卦时才说:“去《周易》,皆利建侯。”做为认为重耳能得晋国的问卦根据。认为是神已预兆出的占辞里都出现了“利建侯”。公子重耳问卦是否能得晋国,而筮出两卦,均出现“利建侯”,这不是"神启"吗?所以司空季子接着说:“不有晋国,以辅王室,安能建侯。”

    我们已知司空季子解卦上说的“皆利建侯”的出处。正是通过《屯》与《豫》两卦辞里出现的“利建侯”。

    司空季子又进一步解释重耳必得晋国的卦象兆示。司空季子即通过卦象又引出卦辞解说了一番。

    司空季子为重耳亲筮之,筮出的“贞屯,临豫,皆八也”的卦而做出的解释。是以《屯》与《豫》卦的八卦取象以及两卦的卦辞来解释重耳得晋国的兆示根据。解卦时的说法,《震》,车。《坎》水。《坤》土。雷,劳,众,武,文,母,长男。都是从《屯》与《豫》卦中的八卦取象中来。而此卦例中的“其繇曰:‘元亨利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繇曰:‘利建侯行师。’”正是《屯》与《豫》两卦里的所谓卦辞,也称为“繇辞”。从这一卦例中的称法(即“皆八也”)和解卦内容来看。这“八”说,是代表了两个“不变卦”的称法是说得通的。我们在《左传》记载的筮例出现的“八”说,已经说过这种“八”说,起初是通过“六联体”符号里的一个像“八”写法符号产生的说法。后来这“八”说也就演变成筮法上的无“变”卦的代称了。

    而“贞屯,悔豫”初始称法来历。

    “贞屯”是取自《屯》里所谓的卦辞“元亨利贞”之“贞”。而“悔豫”是出自《豫》第三排序的繇辞里“盱豫,悔、迟,有悔。”为何取此繇辞里的“悔”而说“悔豫”呢?这要结合“皆八也”来分析。此卦例的“贞屯,悔豫,皆八也。”应是“贞屯,悔豫皆八也。”即“悔豫皆八也”是一句不可分开的话。《豫》的画卦符号是:

    八

    八

    一

    八

    八

    八

    从《豫》卦画符号,由底向上排,初画,二画,三画都是“八”的这种写法。是三个“八八八”符号上下组合。所以称“皆八也”。而从初画(即初繇辞)向上排列第三繇辞是“盱豫悔,迟,有悔。”这就是“悔豫皆八也”的说法来历。因春秋筮法,是筮无定法。这里的“贞”与“悔”还不是指“内卦”与“外卦”的称法。当然也不是“变卦”筮法,因“变卦”筮法是筮不出出春秋《周易》文本里所谓“本卦”里的“繇辞”,因“变卦”的卦名往往超出春秋《周易》文本里某卦中以卦名称做繇题的范围。所以从这一筮例中的解卦辞中也就没有引用繇辞做断卦的依据,而是用《屯》,《豫》二卦的卦辞做断卦的依据。那么这里所言的“贞《屯》,悔《豫》”被一些学者认为的是“本卦”与“变卦”的称法,这只是后人按今本《周易》(即数目爻式《周易》)的想象而已。

    而《国语·晋语》第二筮例中所带“八”说,即“臣筮之,得泰之八,曰:‘是谓天地配亨,小往大来。’”此筮例还是为重耳是否能得晋国而卜卦。此卦是得“泰之八”。而“曰”的内容并不是卦辞或繇辞,而是筮人的解卦辞,即断卦者通过《泰》卦画取象和《泰》卦里的卦辞分析后说出的解说辞(即解卦吉凶的说法)。此处的“天”,“地”是《泰》卦里的八卦取象,而《泰》卦的卦辞是:“小往大来,吉亨”。

    那么,这里的“泰之八”应是一个不变卦的称法。因为此卦例即不是一个“变繇”筮法,即以“泰之某曰”,也不是一个“变卦”筮法。此卦例只一个《泰》卦,又称“泰之八”,而且在解卦上即通过《泰》卦里的八卦取象,又结合《泰》卦里的“卦辞”来解释所问事项的吉凶。有此卦可印证重耳亲筮之得“贞屯,悔豫皆八也”应两次占筮所得两个卦,才称皆八也,说明两卦都是“不变卦”。而那一卦例中出现的“贞屯,悔豫”还看不出是指内外卦的称法,“贞”与“悔”只能是取自《屯》卦里的“贞”,与《豫》里的“悔”代表了两卦的称法。

    战国后期起码《周易》文本还没有被改造成“六·九”卦爻式结构形式。这与竹简《周易》文本并不冲突,竹书《周易》已是“六·九“爻式的文本,因竹书《周易》的产生时间是战国末期。

    第五、第六两章小结

    通过《左传》里记载的筮例和卦例,看到这种的联想附会人事吉凶,现在看来形同于胡说八道。这难道就是神秘的八卦筮术么?现在还被不少的算卦"大师"说成《周易》或"易经八卦神断",成为可知吉凶祸福的不二法宝。难道当今的那么多的《易经》风水、算命大师居心何在?不是自欺就是欺人么?

    以上从《左传》和《国语》里看到的筮或卦例及春秋筮法。既有以从《周易》中的六十四画符号及名称而派生出的《归藏》或《连山》的卦书来占筮人事吉凶的卦例,而更多的是以史巫将原创《周易》一书改造成春秋《周易》文本,来占筮人事吉凶的。

    从那些筮例上所看到的筮法,即“以《周易》筮之”,而已是将《周易》改造成八卦卦繇结构形式的筮书,来推断人事的吉凶。这种算卦而所得的人事吉凶有无道理,也就可想而知了。而从那些筮例上的筮法来看,主要是离不开六十四卦符号卜筮工具和八卦取象,或结合春秋文本《周易》里的文句(已改造成繇辞而当占辞)来附会人事吉凶。因八卦取象不是《周易》原创中的内容,而原创《周易》内容也不讲卜筮。把《周易》变成筮书,用于占筮,是史巫的行为,严格的讲,春秋以降凡打《周易》筮之,是“八卦”筮术,与原创《周易》一书不是一回事了。

    我们从以春秋《周易》文本占筮的筮法中看到解卦过程中所对改造后的《周易》文本里的名称及文辞的解释,虽这些解释目的是分析附会人事的吉凶。可春秋筮法上对春秋《周易》文本里的卦名称及卦繇辞的解释对后世“易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春秋筮法上(即解卦过程中的说法)的取象及对卦繇的“义理”解释,成为后来“易学”上注释今本《周易》的范式。

    《左传》里有十三个卦例和六例引证春秋《周易》文本里的文章句子来说明问题或阐发其观点。十三个筮例,所筮之事,均是公、侯、大夫级的上层统治者的活动事情,而由史巫卜筮算卦例子。而从《左传》的筮例来看又是个“筮无定法”。占筮的现象是有神论下的产物,占筮是个通天的过程,即人神沟通的过程,是巫术的一种形式。八卦卜筮符号成为通神的工具,所问事项认为是神的预兆,无疑八卦占筮是巫术的东西。然而春秋以《周易》筮之的筮法上的解卦过程,却成为后世解释今本《周易》产生了影响。“易学”不无受筮法的影响。即从筮法上的说法,转变为注释今本《周易》的方法。这种方法(即八卦取象与卦爻辞的义理相结合)一致影响到今天。因《左传》里的筮例中多是以“象”与“理”(后来把《周易》改造成“六九”爻式,又增加上了“数”)来解卦。后来的“易学”也就以"象数"与"义理"混为一同来注释《周易》就不足为奇了。“传统易学”上解释《周易》(即今本《周易》)明显的是受到早期筮卜上解卦方法的影响。自汉以降的“易学”无不受前人筮法的影响。

    而在春秋时(从《左传》里看到的)龟筮那可是一种议政、参政的一种制度上的传统习惯。这种龟占与筮卜成为了准神权,也成为政治上的政卜合一模式。

    东方不同于西方的文化渊源,这一时期,即公元前482年(哀公九年),而希腊早在一百多年前(相当于春秋中期)颁布了《德拉孔法典》,到公元前594年梭伦被选举为“执政兼仲裁”全权进行宪政改革,史称梭伦改革。在进行改革中其中有一项是设立四百人会议,由四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级(按土地收入的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取消以前的贵族之分,第四级是没有财产而靠打工为生者)其他公民都可当选。四百人会议,为公民大会拟订议程,提出议案,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等。梭伦建立了另一新机构是陪审法庭,它不仅参与例行审判还接受上诉案件,等于雅典的最高法院,并打破了以往贵族垄断司法的积弊。正是西方文明火种燃在雅典,成为这个地球上人类文明的西方之源。而这时的东方,还处于王权血缘贵族分封体制,还处于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交给占筮这些巫职人员来决断。在这个地球上的东与西简至是两重天,是什么在背后决定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意识,这些本不是这里所讨论的问题

    想想春秋时期,那些诸侯王国里把国家的大政方针交由那些龟占与筮卜的神巫人员决断,而通过的是那种的据论,而求出事物的决定结果,真是荒谬透顶,也真让人不寒而栗,可这又是真真确确的历史,是中国人走过的很长的一段历史。

    这种世界观与方*论不但支配着先秦时期的王权社会,还支配着后封建时期的帝王专制社会。而且由龟占发展出卦符号筮卜,八字命理,阴阳风水以及各种有神论思想,左右了中国人的思维方法。

    《左传》里记载了龟占、筮卜,难道是给世人指明决疑时效法么?《左传》能成为后封建社会里的“经书”,成为国家教育上的垄断教课书,成为培养下一代的精神食粮,又是何等的荒谬么?

    而后封建社会里把那些“经”书里的八卦筮卜比类联想人事吉凶,当成“真理”去看待。在后封建社会里的二千多年的时空里,那么多的读书做学问的精英们,难道没有看破算卦上是如何的断吉凶么?自然也没有人出来质疑与批判,而是世世代代的去研究与学习,并得到不断的发扬与光大。而今且成为"国学"大有复兴之势,这是为何呢?

    我们通过所举《左传》一书反映春秋时期的筮例的解释,已知那时史巫是如何的所谓用《周易》卜筮之人事的吉凶。也已知那是用“八卦”筮术结合春秋文本《周易》里的文辞当占辞而进行的卜筮。也已知那种“八卦”筮术的起卦与解卦方法,既无任何神秘可言,也是一种荒谬的思维方法,即非理性的东西。

    至于《左传》里的十三个筮例,除两例是“八卦”筮术的另种卦术版本,而十一例筮例,确实是用原创《周易》一书,被改造成繇式(即春秋《周易》文本)结构形式的书,被史巫用于占筮人事吉凶。由春秋《周易》文本当成可通神的卜筮书卜筮,在卜筮上的因《周易》文本格式产生的“某之某曰”,是春秋《周易》文本里某一卦里某一繇题的称法,而不是帝制至今天错误认为的是“变卦”筮法。

    帝制至今把《左传》里的筮例中说的“某之某曰”说成是“变卦”,是不知有春秋文本《周易》,而是以今本《周易》说其的错误说法。如现代“易学”上的大师刘大均(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周易学会会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周易研究》主编。)也不知有春秋《周易》文本,依然把《左传》记载的以春秋《周易》文本进行的卜筮例说成是“卦变”卜筮法,而不知是个“变繇”说法。

    我们选看刘大钧对《左传》两筮例的说法:

    ①《左传·闵公元年》:“"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为土,车从马,足居之,兄长之,母复之,众归之,六体不易,合而能固,安而能杀,公侯之卦也。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

    毕万想到晋国去做官,不知仕途如何,于是用《周易》占了一卦。遇《屯》卦。初爻变,这样就成为《比》卦,辛廖说:“吉,屯固比入,吉孰大焉!”“屯固比入”——这是春秋时代人们对《屯》《比》两卦卦义的解释。”(周易概论刘大钧著齐鲁书社1988年笫2版116至117页)

    ②《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代陈有国乎……陈衰,此其昌乎。"

    陈厉公生敬仲时,厉公让周史以《周易》占筮一下。所得本卦为《观》卦,因其六四爻变而成为《否》卦,《观》卦六四爻辞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意思是臣子朝见国王,做王的宾客。这当然是吉爻。故周史先引本卦变爻之辞,说明厉公生的这个孩子将来必定会大有作为……。

    在这一卦中,周史既引本卦《观》卦的变爻之辞,又分析本卦和变卦卦象,对事物进行推断,但其中以分析变卦卦象为主。”(周易概论刘大钧著齐鲁书社1988年笫2版118至120页)

    刘大钧不但把《左传》里的筮例说成是“变卦”筮法,而且还说成“变爻之辞”,这是以他所见的六·九为爻题的今本《周易》去说《左传》里的记载以《周易》的筮例,而不知那是以《周易》里名称排序每“卦”里的繇题的春秋《周易》文本。

    因《左传》里筮例所记的如“遇《观》之《否》曰”或“遇《屯》之《比》”的这种说法,是由春秋《周易》文本格式所决定。特别是《左传》里记载的引用《周易》里的某些篇章的句子直接用于说理时也是这种形式。如:

    ①《左传·宣公六年》记“六年春,晋,卫侵陈,陈即楚故也......伯谬告人曰:‘无德而贪,其在《周易》《丰》之《离》’,弗过之矣!’间一岁,郑人杀之。”。

    ②《左传·宣公十二年》:“知庄子曰:此师殆哉。《周易》有之,在《师》之《临》,曰:‘师出以律,否臧凶。’执事顺成为臧,逆为否,众散为弱,川壅为泽,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

    ③《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子大叔归,复命,告子展曰:楚子将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贪昧于诸侯,以逞其愿,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复》之“颐”,曰:‘迷复,凶。’其楚子之谓乎?欲复其愿,而弃其本,复归无所,是谓迷复。能无凶乎?

    ④《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秋,龙见于绛郊。魏献子问于蔡墨……对曰:‘……龙,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龙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同人》曰:‘见龙在田’。其《大有》曰:‘飞龙在天’。其《夬》曰:‘亢龙有悔’。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吉’。《坤》之《剥》曰:‘龙战于野’。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

    这是直接引用,而不是算卦,同样是“某之某曰”的称法。把这种因《周易》文本格式产生的称法,按“变卦”说,能解释通吗?

    《周易》原创结构内容形式,是画符号加文章内容(名称则是后出的),正是由模仿原创格式《周易》而产生的《连山》《归藏》反推出的证据。而春秋史巫把《周易》改造成繇式书,把《周易》一书里的画符号及名称,改为卦画符号与卦名称,又把《周易》每篇的内容,分割改变成卦辞与繇辞形式结构。更主要的是把“六十四画符号”附上了“八卦”取象的内容,把《周易》改变成为“八卦”筮术里的附属为繇辞内容。

    从先秦的“八卦”筮术发展过程来看,《左传》一书反映的筮例,是史巫把《周易》改造成“八卦”筮书的最早卦学结构形式。到战国未期又出现了以“六·九”记每卦的爻辞内容的结构形式。这是发现的楚竹书《周易》所足证的。

    而又从考古上发现的汉简上出现的进一步对“六·九”爻式结构的《周易》卦书进行的改造,而增添进去认为可适应于对人事筮卜的卜辞。这是由考古上发现的阜阳汉简改造版筮术形式《周易》所足证的。

    《周易》一书从先秦时期已被巫史不断的改造,用于卜筮人事吉凶。这只能说是史巫错把《周易》当筮书而用了以后,感觉不适应于筮问人事吉凶,才进行不断的改造其结构形式,以至于对内容进行改造,而最后又不得不放弃掉使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当占辞的那种做法。

    故到汉朝时期,完全抛弃掉先秦的那种八卦取象,结合《周易》里的文章句子当卜筮辞的做法。因为卦师完全明白今本《周易》里的卦爻辞无法适用算卦,其内容并不是讲财运,寿命,祸福,儿女,出行,下雨等等。巫史先生们,也多多少少能从《周易》里看出一些讲义理的东西,但又无法认识解释《周易》一书里的画符号及名称为何与“八卦”筮术上所运用的卦画符号与卦名称是一样的这一问题,也只能认识《周易》是亦理亦筮的东西了。随着“八卦”筮术的进一步发展,到汉时京房在传统“八卦”取象的筮术基础上进行了改造,把天干,地支纳入“八卦”筮术中,用干支上的五行进行生克而产生出“六亲”的社会模式,而模拟、比类人事吉凶,由此取代了先秦时期用春秋文本《周易》一书中的文辞当占辞的筮术方法。这在“八卦”筮术的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意义就是将《周易》一书的内容从八卦筮术中剥离出去。

    总之,先秦《左传》记载的"八卦取象"筮法,是中国早期产生的符号筮法,是一种巫术类型,其方法无疑离不开原创《周易》一书所用排序符号而衍生为六十四卦符号卜筮工具。六十四卦符号由此变成巫术迷信下所认为能够通神的符号卜筮工具,由此也把《周易》改造成八卦筮书,把哲学文章分割运用到筮术上变为繇辞,成为人事吉凶做为"神示"的依据了,以此妄想窥视人事吉凶上的“天机”。无疑我国古代占与筮等,实乃是巫术迷信,更不能与现代产生的科学预测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