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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大发现》(四十)

    卷四:发现了《周易》称谓

    第二章:后封建社会时期里对《周易》的称法

    第二节:汉以降对《周易》一书的称法

    三国时期的《人物志》一书里有“《易》曰:‘险而违者,讼,讼必有众起’”。但这里的“《易》曰”内容,不见于《周易》与《易传》。

    晋时葛洪的《抱朴子内篇》卷八里云:“九圣共成《易经》,足以弥纶阴阳,不可复加也。今问善《易》者,周天之度数,四海之广狭……”

    到晋时葛洪却把《易经》说成是九圣之为了,这是在汉朝三圣之说上,又加入六圣成为九圣创作了《易经》。三圣说是伏羲画“八卦”、文王系“卦爻辞”、孔子作“十翼”。而加入的六圣则是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无论三圣还是九圣之说,无非是把《易经》里的“卦画符号”、“卦爻辞”、“十翼”这些内容说成是九位圣人完成的。葛洪说的《易经》,显然不是指《周易》,而是把今本《周易》内容分割成两部分,即分成“卦符号”和“卦爻辞”,再加上所认为的孔子作的“十翼”,这就是《易经》内容,并认为这部《易经》是有九位圣人完成的,使其神圣与神秘化。

    《抱朴子内篇》卷十里又说“《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又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这里的前一个“《易》曰”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说卦》,而后一个“《易》曰”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葛洪引用这些内容时皆称为《易》,这些《易》称,显然是《易经》(即今本《周易》加《易传》)的简称。

    西晋陆机的一篇《辨亡论》里也有引用《易传》文,而称“《易》曰”。

    如“《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

    “《易》曰:王侯设险,以守其国’,言为国之恃险也”。

    这里的“《易》曰”内容并不是出自《周易》里的内容,而是均出自于《易传·彖》文。

    梁时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里,也有对《易》的论述,以及“《易》曰”的称法。

    如“《易》曰:“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这里的“《易》曰”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

    “夫《易》惟谈天,入神之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

    这里的《易》称,概念不明。但有《系辞》为衬,这个《易》似乎是指《周易》了。

    “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这里是论《易》的范式,当然这个《易》称,应是《易经》的代称了。因为这里所说的王弼解《易》的内容是包括了《周易》与《易传》里的“彖”、“象”、“文言”。

    《文心雕龙·诏策》里云:“《易》之姤象:‘后以施命诰四方’”。

    这里的“后以施命诰四方”,是《象传》里的《大象》文里的内容,而这里的称法,尤其显得特殊。《姤》本是《周易》里的一篇文章,当然后来演变成今本《周易》里的《姤》卦称法。而《象》本属于《易传》里的内容,是阐释《周易》的,应属《周易》的学术东西。《象》文既不属《周易》里的内容,也不属《姤》里的内容。若说“《易》之《姤》”这种称法,是类似于《左传》里的称法,就知道这《易》称等同于《周易》,也就知道“《易》之《姤》”如同是说“《周易》之《姤》”。但这里出现的“《易》之‘姤象’,就会理解成是《周易》里的“姤象”,这就错了。这可理解成《易经》里的“姤象”,还说得过去。因为《易传》在汉代,已被纳入《易经》内容,而这里把《易传·象》里的内容,称“《易》之‘姤象’”,视同为“《易经》之‘姤象’”还是说得通的。

    《文心雕龙·诏策》里又说:“《易》称‘君子以制度数’”。这里的引用内容是出自《易传·象》里的内容,同样说是《易》里称。

    《文心雕龙·议对》里说:“《易》之节卦:‘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

    这里却又称“《易》之节卦”,事实上“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这句话并不是《周易·节》里的内容,即使今本《周易》里的“节卦”被增加进去“九·六”爻题外,并无这句内容。而这句内容本是《易传·象》里的“大象”文里的内容,正确地称法是“《象传》对《周易·节》的阐释说“君子以制度数,议德行”,这才概念不相混淆。

    《文心雕龙·丽辞》里说:“《易》之"文、系",圣人之妙思也,序《乾》四德,则句句相衡”。

    这“《易》之"文、系"”里的“文”与“系”,应是指《易传》里的“文言”与“系辞”。把《易传》里的“文言”与“系辞”称为《易》里的内容,那么,这里的《易》称等同于《易经》的简称。

    《文心雕龙·事类》:“事类者,盖文章之外,据事以类义,援古以征今者也。夕文王繇《易》,剖判爻位,《既济》九三,远引高宗之伐;《明夷》六五,近书箕子之贞,斯略举人事,以征义者也”。

    这里出现的“《既济》九三”与“《明夷》六五”,是通过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里的两卦名称和爻题的称法。虽然这里是把今本《周易》用《易》称,但这个《易》却不是《易经》的简称,实乃是指《周易》。不过刘勰所认为的这《易》,已是文王搞出的一部卦爻式《易》,这是错上加错的说法。

    《文心雕龙·附会》:“此《周易》所谓‘臀无肤,其行次且’也”。

    这里出现的《周易》称谓,可是很少见的称法,这里引用的内容确实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这种称法无疑是正确的。

    总之,《文心雕龙》里对《周易》与《易传》的称法是混乱的,也是概念混淆的。如引用《易传》里的内容时,有称《易》,也有称《易》而后面连缀《周易》里的某一篇名和《易传》里的名称(如“《易》之姤象”)。也有把本属《易传》里的内容,用“《易》之节卦”来称,而成为了今本《周易》某卦里的内容。也有把今本《周易》里的篇名和爻题的点出而归为文王之《易》。当然也有一处正确地称法,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又用《周易》之名称。

    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古代诗文选,本名《文选》,因为是南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所以也称《昭明文选》。原三十卷,唐显庆(656-661)年间李善曾为之作注。开元(713-741)年间又有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为之合注,称“五臣注”。宋人合二本为一,称“六臣注文选”。在《昭明文选》注释中有大量的引用《周易》与《易传》里的内容,但无论引用属《周易》里的内容,还是属《易传》里的内容,则称法不是用“《周易》曰”,就是用“《易》曰”。

    如:

    “《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这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

    “《周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这内容出自《易传·系辞》)

    “《周易》曰:‘嘉会足以合礼’”。(这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

    “《周易》曰:‘谦,亨,君子有终,吉’”。(这内容是出自《周易·谦》)

    “《周易》曰:‘屯,元亨利贞’”。(这内容是出自《周易·屯》)

    “《周易》曰:‘系用徽纆’”。(这内容是出自《周易·坎》)

    “《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这里的内容是出自《周易·蛊》)

    “《易》曰:‘潜龙勿用’”。(这里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乾》)

    “《易》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这里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乾》)

    “《易》曰:‘贞固足以干事’”。(这里的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此内容是出自《易传·彖》)

    从《昭明文选》注释中所引用《周易》和《易传》内容的称法来看,唐朝时期把《易传》内容也称《周易》了,这可是出现的一种新称法,这种称法自然是一种错误的称法。

    从唐朝的典籍里出现的把《易传》里的文章归到《周易》的称法里,这可是史无前例。为何在唐朝人眼里,用《周易》称谓,而引用属《易传》里的内容呢?自汉朝把《周易》与《易传》尊奉为五经之首,《易经》的内容,也就是《周易》加《易传》。此后至唐,凡引用《周易》,或《易传》里的内容,皆称《易》,即如同这《昭明文选》注释中一部分所引用《周易》或《易传》内容的称法那样称“《易》曰”。显然《昭明文选》注释里出现的“《易》”称,就很好理解,是《易经》的简称。可这“《周易》曰”里的内容,却同“《易》曰”里的内容,就让人不可思议了。

    因唐朝出现的《周易》称谓里所引用的内容与《左传》里出现的《周易》称谓完全不是同一概念。

    我们接着看唐朝其它典章书籍里出现的《周易》或《易》称所指向的内容。

    唐朝房玄龄《谏伐高丽表》里云:“《周易》曰:‘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又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也,其为圣人乎?’”

    这个“《周易》曰”里的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里的内容。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当然不能称“《周易》曰”,只能称“《易传》曰”。即使用“《易》曰”也是可以的,因自汉朝已形成用《易》称而引用《周易》与《易传》里的内容,用《易》称,如同《易经》的简称。而这里把《易传》里的内容用《周易》称谓,就混淆了《周易》与《易传》的概念。

    唐李百药的《封建论》里有:“《易》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况乎人乎’”。

    这里的“《易》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于《易传·彖》文里的内容,将属《易传》里的内容称《易》,这是继承汉朝的称法,这《易》称,是视为《易经》的简称。

    唐孔颖达撰《周易正义》(亦称《周易注疏》,是在三国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周易》与《易传》的基础上进行的疏解,就是对今本《周易》与《易传》进行的注疏,而名称为《周易正义》,从内容上看,应称《易经正义》是恰当不过。《周易正义》又是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长其立于学官,其卷首有八篇论文。第一篇是“论《易》之三名”,其中说到:“正义曰:夫《易》之三名,改换之殊称……《易纬乾凿度》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郑玄依此义,作《易赞》及《易论》云:‘《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这里标着的是“论《易》之三名”,却是解释“易”字的含义。

    《周易正义》卷首第三篇是“论三代《易》名”,开篇这样说:“案《周礼·大卜》三易云:’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这里的“论三代《易》名”,是按传说的“夏《连山》、殷《归藏》、周初的《周易》”之说的三个朝代的三部《易》名,并不是论述其疏解的《周易》(实际孔颖达疏解的是《易经》内容)在历史上的名称演变。实际《易》这个名称概念出现的较晚,有史记载《易》称的出现是在春秋后期,而且那时的《易》只是《周易》的代称。历史上传说的《连山》、《归藏》,并不是夏、商产生的,而是《周易》一书出现以后,所按《周易》一书里所用的那套符号和《周易》一书里的六十四篇名称模仿出的“卦书”。自《周礼》里的“三易”之说,也就把《周易》与《连山》、《归藏》视为同类的“卦书”,不过《连山》、《归藏》其名初见于《周礼·春官宗伯·大卜》,那么,《周礼》的作者和成书是何年代呢?即《周礼》作于何时?这个问题自汉以来,即众说纷坛。说《周礼》出于周公或刘歆伪作。《周礼》自然不会是周公所为,但说是刘歆伪作《周礼》也不正确,若说在以前的材料上刘歆托编出《周礼》是有可能的(即有“托古改制”的目的)。把《周易》与《连山》、《归藏》并称为卜筮上的的三易之法,已经说明作《周礼》者所见到的《周易》只能是卦爻式《周易》,也由此说明《周礼》一书产生应是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定型以后的产物。

    我们已知《左传》一书是反映《周易》一书的最早史料,《周易》其名最初见于《左传》一书,而《易》这一称谓则是出现在《周易》称谓之后。作为《易》称,也是见于《左传》一书。在《左传》一书里,即先有《周易》名称,后才有《易》称的出现。到战国时期的《论语》里记述了孔子“五十以学《易》”,也是以《易》替代《周易》一书。而《周易》这一名称早在孔子之前的一百多年就出现了,即使《易》称也在孔子童年时就出现了。《易》这一称法又出现在战国晚期的《荀子》、《吕氏春秋》、《系辞传》等书籍文章里。《易》是《周易》称谓之后的称法,自然“三《易》”之说也是《易》称之后的说法。在西汉初之前的《易》称,是《周易》的简称,而自西汉中期以后《易》称,已不再是《周易》的简称,而是《易经》(即《周易》加《易传》)的简称。而孔颖达撰《周易正义》,本身就是以《周易》这一名称做书名,但注疏的内容,不单单是《周易》内容,而是所谓“三圣”之作的《易经》内容(即《周易》与《易传》)。孔颖达并没有用《易经》或《易》这种名称,如《易经正义》或《易正义》书名。按说《易经》这一称谓,自汉以降的历史来看其内容是今本《周易》加《易传》。孔颖达奉旨撰五经正义,而所撰的《周易正义》,应改成《易经正义》更符合实情。把《易传》内容归称《周易正义》名称里,显然不符合历史真相。故到唐时对《周易》的称法,既不单单是个混乱的称法,而是个错误的称法。

    《周易正义》一书里把今本《周易》内容分为上下,以“经卦”称之,即“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

    《周易正义》(或称《周易注疏》)注疏的所谓上下经内容,就是六十四卦爻辞内容,而且在卦爻辞后面附有《彖》、《象》这些本属《易传》的内容。而属《易传》里的《系辞》、《说卦》、《序卦》、《杂卦》内容则分卷注疏,却以“周易系辞上”、“周易系辞下”、“周易说卦”、“周易序卦”、“周易杂卦”这种称法。总之,把原属《易传》里的内容,都称《周易》里的东西了。这就导致后来出现的一种新称法,即“周易经传”这种不伦不类称法的出现。

    到了宋代,南宋的朱熹也撰了一本名叫《周易本义》的书,实际也是对《易经》(即今本《周易》加《易传》)进行的注解,可名称却以《周易》称之。不过又给今本《周易》平添出了新的内容,即“卦歌”、“分宫卦象次序”、“上下经卦名序歌”、“图目(即“河图”、“洛书”、“先后天八卦方位图”等)。《周易本义》的注释体例,是把今本《周易》的六十四卦爻辞,按上下经分卷进行注释,不过朱熹并不像前人那样把属《易传》里的《彖》、《象》、《文言》附在所谓的“卦爻辞”后面一并进行阐释,朱熹则是把这些内容单列出来分卷进行阐释。《周易本义》卷一、卷二内容是把今本《周易》(即卦爻式《周易》)分为上下经进行阐释,称其为“周易上经”与“周易下经”;《周易本义》卷三、卷四是阐释本属《易传》里的《彖》文,而《周易本义》里则称其为“周易彖上传”,“周易彖下传”;《周易本义》卷五、卷六,是阐释所谓的“周易象上传”与“周易象下传”;卷七、卷八是阐释所谓的“周易系辞上传”与“周易系辞下转”;卷十至卷十二是分卷阐释的是“周易文言传”、“周易说卦传”、“周易序卦传”、“周易杂卦传”。《周易本义》最后又分“周易本义卷末上下”,分别论述“卦象”与“筮法”。到朱熹时却把今本《周易》与《易传》称之为“周易经”与“周易传”,即把今本《周易》内容称之为“周易经”,而把《易传》内容称之为“周易传”。这似乎分清了“经是经”,“传是传”,给人看来“经”就是“乾”至“未济”六十四卦了,而“传”就是“彖”、“象”、“文言”、“系辞”、“序卦”、“杂卦”了,这岂不是“经”与“传”分的很清了么?可《周易本义》开卷这样写道“周,代名也。《易》,书名也。其卦本伏羲所画,有交易,变易之义,故谓之“易”。其辞文王周公所系,故系之“周”,以其简帙重大,故分为上下两篇。《经》,则伏羲之画,文王、周公之辞也,并孔子所作之《传》十篇,凡十二篇”。

    从这段内容来看,伏羲之画是“经”,文王、周公之辞是“经”,孔子作《传》也是“经”,才够“经”凡十二篇的内容。那么,这岂不是与《周易本义》里所称的“周易经”、“周易传”相矛盾吗?同理《周易本义》应称之为《易经本义》,所解释时称《周易》与《易传》,才概念不相混淆。既然朱熹也认为“经”是四圣之为的那些内容,那么,《周易》只是所谓的两圣之为,又焉能冠名《周易本义》呢?有焉能冠名什么“周易经”与“周易传”呢?因《周易本义》一书内容,是分卷注释所谓的“周易经”与“周易传”,无疑认为“经”与“传”的内容都是《周易》的内容了。那么,要问何为《周易》?何为《周易》里的“经”?又如何回答呢?若认为《周易》是“经”,是所谓的文王、周公作的卦爻辞,那么,就不能冠以“周易本义”名称,而分卷去解释所谓的“周易彖上传”、“周易彖下传”;“周易象上传”、“周易象下传”;“周易系辞上传”、“周易系辞下转”;“周易文言传”、“周易说卦传”、“周易序卦传”、“周易杂卦传”这些本不属《周易》一书的东西。何况朱熹又把“筮仪”,“图式”也归到所冠名的《周易本义》一书里,而这些内容本属“易学”上的东西,朱熹却把这些东西,说成是《周易》里的东西。总之,到朱熹时把《周易》说的乱七八糟,《周易》之称法和内容被搅得越来越混淆不清了。

    在朱熹之前的北宋时期里,一些学者的书籍里也有引用《周易》与《易传》里的内容,我们来看是如何的称法。邵雍的《皇极经世·观物篇》:“《易》曰:‘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所以谓之理者,物之理也”。

    这里的“《易》曰”内容是出自《易传·说卦》。

    《皇极经世·观物篇》:“所以圣人有言曰:‘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这里的所谓圣人之言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而不说“《易》曰”,却称“圣人有言曰”。

    如:“所以圣人有言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其斯之谓欤?”

    这是出自《易传·彖》文,不过这里也不称“《易》曰”,而是称“圣人有言曰”。这是认为《易传》是孔子所为,孔子被尊奉为圣人,自然所引用《易传》里的文章,也就称之为“圣人有言曰”。总之,邵雍所引用《易传》内容时,既称“《易》曰”,又称“圣人有言曰”。

    又如:“《易》、《诗》、《书》、《春秋》者圣人之经也”。

    这里说的《易》为“圣人之经也”,从邵雍所引用《易传》内容为“《易》曰”来看,无疑这《易》“经”内容是《周易》加《易传》。

    《周敦颐集》卷二:“《易》曰:‘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中华书局》)

    这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也称“《易》曰”。

    《张载集》“正蒙”里云:“如《易》所谓‘利用折狱’,‘利用刑人’”。

    这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周易》,也称《易》。

    又如:“《易》曰:‘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此其之谓乎”。

    这里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彖》文。

    通过宋朝人的所引用《周易》或《易传》内容而基本上是保持汉以来的称法,用《易》称,即《易经》的简称。但也有学唐朝的错误称法,即把《易传》内容归到《周易》称谓里,如朱熹就是这种错误的称法者。

    历史进入明清时期,又是如何对《周易》的称法呢?

    明朝王阳明《传习录》里云:“《易》之辞是‘初九,潜龙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画,《易》之变是值其画,《易》之占是用其辞”。

    又云:“蓍固是《易》,龟亦是《易》”。

    这些是属于论述《易》的,而无法明晰是指《周易》,还是指《易经》。但从这论述的内容来看,似乎是指《周易》,即传世本《周易》(或称卦爻式《周易》)。

    这在王阳明眼里《易》是筮术,是占筮之用的东西,无疑王阳明所言的《易》,就是传世本《周易》。可《传习录》里虽无引用《周易》内容,而引用了《易传》内容,同样称《易》。

    如:“就如《易》言‘敬以直内,义以方外’”。

    “如《易》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这前一个《易》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于《易传·文言》,而后一个《易》称内容是出自于《易传·说卦》。通过王阳明引用《易传》内容称《易》,而论述《易》时,把《易》看待成是占筮的东西。难道在王阳明眼里《易传》也是“《易》之占”,也成了“蓍”吗?这正是称谓上的混淆,而必然导致对内容上的理解造成混淆。

    明朝袁了凡的《了凡四训》里也有以《易》称,而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里的内容。

    如:“《易》为君子谋……开章第一义,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这里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易传·文言》里的内容。

    如:“《易》曰:‘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

    此句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

    又如:“《易》曰:‘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是故《谦》之一卦,六爻皆吉。《书》曰:‘满招损,谦受益’”。

    这里的“《易》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彖》文里的内容。

    《了凡四训》一书里凡以《易》称,而引用的内容均是出自《易传》里的内容,并无引用《周易》里的内容。后封建社会里做学问的人,多重视《易传》文章,而轻视《周易》内容,只因为是把《周易》看待成卜筮之书的缘故。

    李贽的《焚书·夫妇论》里也是只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同理以《易》称。如:

    “《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至哉坤元,万物资生。资始资生,变化无穷。保合太和,各正性命’。夫性命之正,正於太和;太和之合,合于乾坤。乾为夫,坤为妇。故性命各正,自无有不正者。然则夫妇之所系为何如,而可以如此也夫,而可以如此也夫!”

    这里“《易》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彖》文(但有出入)。

    清朝王夫之的《周易内传》一书里,也有论《易》及以《易》称所引用的内容。

    “《易》之垂训于万世,占其一道尔,故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

    “故占《易》,学《易》,圣人之用《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故曰:‘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学也;‘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筮也”。

    这些是论《易》,但从引用的内容来看,王夫之所称的《易》,应是《易经》(即《周易》加《易传》)。

    又如:“《传》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洛书》别与《洪范》篇中详之。而《河图》者,圣人作《易》画卦之所取则,孔子明言之矣”。

    这里的“《传》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而王夫之此处不称“《易》曰”,却称“《传》曰”。

    又如:“唯乾坤以纯为道,故《乾》曰:‘时乘六龙以御天’,又曰:‘无德不可为首’”。

    这里的“《乾》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文言》。《文言》是针对今本《周易》里的《乾》与《坤》所做出的阐释,应属于《周易》的学术,而不是《周易》里的内容,故不能引用《文言》内容时,称《乾》或称《坤》曰。

    又如:“《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故学《易》者知其数”。

    这里的“《易》曰”所引用的内容是出自《易传》。

    又如:“《易》之精蕴,非《系传》不闻。观于《系传》,而王安石屏《易》于三经之外,朱子等《易》于《火珠林》之列,其异于孔子甚矣”。

    这里的《易》称,似乎又是单只《周易》,而不包括《易传》。因王夫之本身对《周易》(即今本《周易》)是个“亦筮亦理”的性质认识,所以才认为王安石和朱熹的认识是错误的。而王夫之所认“《易》以筮,而学存焉,唯《大象》则纯与学《易》之理,而不与于筮”。又说“故占《易》,学《易》,圣人之用《易》,二道并行,不可偏废也”。所以王夫之才嘲笑“王安石屏《易》于三经之外,朱子等《易》于《火珠林》之列”(等同算卦之列)的作法,岂知这正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典型。王夫之认为《易》(当是指《周易》)有占(即“算卦”)的一面,也有义理一面,是墨守于《系辞》里的说法“《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而在王夫之感到可气的是,你王安石把《易》排除于《三经》(王安石为变法提供理论依据,并亲自还组织撰写《周礼义》、《尚书义》、《诗经义》,合称《三经新义》,而《易》并不在《三经》之列。王安石虽把《易》排除在《三经》之外,但王安石并不像朱熹那样把《周易》完全当成同《火珠林》的那种算卦书看待。王摒弃象数解《周易》,而是专以儒家思想阐释《周易》,作有《易解》,而此书早已遗失)之外,而你朱熹却把《易》完全等同于算卦批命的《火珠林》那种卦书。而王夫之的《易》(即《周易》)认识只不过是受《易传·系辞》的影响,是“亦筮亦理”看待《周易》(即今本《周易》)。不过王夫之能认识到“《大象》则纯于学《易》之理,而不与筮”的这种看法,无疑是非常正确地。这些是王夫之对《周易》一书的性质看法,而王夫之对《周易》的称谓已然是概念不清,其称法是混乱的。从他的《周易内传》一书的内容来看,其体例与《周易本义》是一样的,虽冠以《周易》名称,可内容包括了《易传》的阐释。

    清末谭嗣同的《仁学》一书里也有引用《周易》与《易传》内容,但皆以《易》称。如:“《易》曰:‘丰其蔀,日中见斗’,此去黑暗,其非名教之为之蔀耶”。

    “《易》虽有‘余庆余殃’之说”。

    “《易》明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易》曰:‘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仁学》一书里所引用的“《易》曰”内容,除“丰其蔀,日中见斗”是出自《周易》外,其它均是出自《易传》内容。但无论引用是《周易》里的内容,还是《易传》里的内容,谭嗣同皆称《易》,这正是后封建社会里的传统称法。即后封建社会里的《易》称,是《易经》(《周易》加《易传》)的简称而已。

    人们皆知《周易》是一部书,而《周易》之名是初见于《左传》一书里。自《周易》一书出现后,就有学者对其进行学术研究。研究《周易》的最早学术文章,当属《大象》文,而到西汉前期,研究《周易》的学术文章,才被筛选、编撰、汇集、定型,即“十翼”(又称《易传》)的出现。而最早以《易》称,反映的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也是记载于《左传》一书里。《易》称是《周易》一书产生后的称法,是《周易》一书的简称。在战国时期,以《易》称,而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也见于《荀子》和《吕氏春秋》书籍。在西汉以前凡以《易》称,所引用的内容均是出自《周易》,而从无见有属“十翼”(《易传》)的内容。故先秦时期里出现的《易》称,无疑是《周易》(当然面对的《周易》文本又是不相同的)的简称。

    到了后封建社会时期(即帝王统治时期),无论在学术或在典章书籍中,所出现《易》这一称谓,既有引用《周易》一书里的内容,也有引用“十翼”(即《周易》的学术文章)里的内容。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已与先秦时期里的《易》称不是同一概念。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已包括了《周易》与“十翼”这两种内容,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是《易经》的简称。但后封建时期里,也有一个变异的称法,即唐朝时期出现了把“十翼”内容归到《周易》的称谓里。如唐朝时期所对《昭明文选》的注释中出现的“《周易》曰”而引用的内容,既有《周易》里的内容,又有“十翼”里的内容。唐朝时期里出现的《周易》称法,已与先秦时期里出现的《周易》称法不是个同一概念。唐朝时期把属于《周易》的学术内容的“十翼”,纳入《周易》的名称里,是混淆了《周易》与“十翼”的概念,故这种称法无疑是个错误的称法。

    自唐朝到清王朝,所出现在一些书籍里的用《周易》做名称,而内容却包括了“十翼”内容,这种称法是唐朝的遗风,同理是个错误的称法而已。但在后封建社会的两千多年里,其主流是以《易》称,而代称《周易》与《易传》,无论引用《周易》里的所谓卦爻辞,还是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其主要称法是以《易》称,实乃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就是《易经》的简称。《易》称在后封建社会里没有中断而一直的使用。纵观整个后封建时期,所用《易》这一称法,已不再是《周易》的简称,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称,是等同于后封建时期里把今本《周易》与“十翼”尊奉为《易经》的简称。后封建时期里的《易经》内容就是今本《周易》加《易传》。

    后封建时期里的“易学”与《易传》不是同一概念,《易传》是《周易》的学术东西,而“易学”是《易经》的学术东西。后封建时期里的《易》与《易经》是一种内容的两种称法而已,同理先秦时期里的《易》与《周易》也是一种内容的两种称法而已。先秦时期里出现的《易》称,是指《周易》,因为那时《易传》还没有出现,更没有汇集成册附在《周易》一书里,所以我们要知道先秦时期里出现的《易》称与后封建时期里出现的《易》称,代指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我们弄清了古代里的《周易》、《易》、《易经》这些称谓与内容,及“《周易》经传”这种错误称法。接下来我们看一看现代人又是如何对《周易》的称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