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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政治哲学演讲(十九)

    卷一:正本清源话《周易》

    第三章:《周易》性质说

    第三讲:后封建时期对《周易》一书是如何的说法

    第二节:魏唐时期义理释《周易》的复兴

    到魏时自王弼力排汉象数释《易》,而恢复先秦义理释《周易》的传统。王弼注释《易经》,成为后封建社会里所谓义理释注《易经》(《周易》和《易传》)的范式。

    历史由大一统到分裂为三国的时期里,魏国里的王弼注释了今本《周易》一书和《易传》里一部分内容,被后人及今天认为是创立了义理学派的鼻祖,也在“易学”上有了学派之分。

    对王弼注《周易》后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称道,说王弼的“易学”是扫象数而归义理,以及以“老”解“易”,援“玄”入《易》成为一般的公认。

    说王弼注《易》为义理派也没有错,这是与汉象数易学相比是正确的。但说王弼“尽黜出汉代象数,纯以义理注易”就不正确了。王弼是尽黜汉代象易学把《周易》指向筮术占验上的那些东西,而没有尽黜汉代以象数把《周易》指向义理上的那些东西,并切王弼也同样用“象数”注释《周易》。

    王弼注《易》,就是王弼对《周易》做了注释,包括对《易传》里的《文言》、《易传》、《象传》进行了注,而不对《系辞传》、《说卦传》、《序卦》、《杂卦》作注,这正是王弼的慧眼。

    自先秦到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没有什么纯“义理”释《周易》的。包括今天的“易学”都离不开“象数”以解释《周易》。为什么呢?因为《周易》一书出现在社会面前,是先有史巫用于筮卜的面目出现。《周易》里并且有六十四个画符号,及后来添加进去“六九”爻数之说。自汉的《周易》传本本身是“六九”卦爻结构形式的《周易》文本。这些“象”与“数”就与今本《周易》一书不离不弃了。

    自先秦“易学”上的“大象文”,就有“取象”之说。而《易传》里的《系辞》与《说卦》更是从理论高度给于今本《周易》里的“象”与“数”的理论化。

    “易学”之前的《易传》就开始以“象”释《周易》,只是“易学”之前《易传》里的《彖》、《象》虽以“象”释《周易》,而指向的是义理,并非占验筮术,这是不容混淆的两种概念与质的区别。

    自《系辞》始,把筮术与义理混淆在一起了,才有两汉“象数”占验筮术的大发展。而到东汉后期,又开始以“象数”释解《周易》的义理。如《周易集解》里收集的那些象数易学者释《周易》的内容。王弼只是把汉象数占验筮术上的那些繁杂的学说而不入释《周易》的义理之中,这是很正确的。

    但王弼注《周易》已然保留了一些“象数”学说,他不可能尽把“象数”扫完、扫尽。他同样无法揭示今本《周易》一书的“六·九”来历,也无法揭示六十四画符号与《周易》的关系。也无法说明史巫为何“以《周易》筮之”的历史原因,他无法说清楚这些东西,他就无法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一书上的“取象”之说;也无法排除汉代“象数”之说,就不可能扫尽什么“象数”。他已然是以“象数”来释解《周易》的。只是从“象数”里引向的是儒家的义理,已然是以儒家的价值观来注释《周易》,也没有把《周易》玄学化,即老庄思想化。

    从《周易》学术发展史上看,无论先秦还是后封建时期里没有所谓的纯义理派。只有一种以“象易”与“象数易“角度去释解《周易》的。《易传》里的《象》、《彖》、《文言》是归“象“派呢?还是归义理派呢?而这些文章也是公认的哲学,即是义理,又是以义理释《周易》的文章。但那些文章是用“象”或者“爻位”、“阴阳”、“刚柔”之说来阐发《周易》的义理。就连汉朝被公认的一些“象数派”易学者,从他们的“象数”易学里看,有不少是以“象数”来探究世界道理的,而初衷并不是去阐述筮卜人事吉凶的,那是否属于义理派呢?把王弼说成是义理派的始祖,他并没有抛开“象数”而创出什么纯义理释《周易》的范式。从“易学”史而看,所谓的义理派里有“象数”,“象数”派里有义理。没有纯义理派之说,纯义理不杂象数而解释《周易》,在后封建时代代不可能诞生。

    王弼若与汉“象数“派比,应归“义理派”,这是比起后汉时以“象数“释《周易》者,王弼是重义理,而轻象数。

    我们且看王弼对《周易·乾》所作的注:

    “(乾)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王注)“《文言》备矣。”

    (乾文)“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王注)“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乾文)“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王注)“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刚之险。上不在天,来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宁其居也。纯修下道,则居上之德废,纯修上道,则处下之礼旷。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居上不骄,在下不忧,因时而惕,不失其几,虽危而劳,可以‘无咎’。处下卦之极,愈于上九之亢,故竭知力而后免于咎也。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

    (乾文):“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王注):“去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乾道革之时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履重刚之险,而无定位所处,斯诚进退无常之时也。近乎尊位,欲进其道,迫乎在下,非跃所及。欲静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犹豫,未敢决志。用心存公,进不在私,疑以为虑,不谬于果,故‘无咎’也。”

    (乾文):“九五,飞龙在无,利见大人。”

    (王注):“不行不跃而在乎天,非飞而何?故曰‘飞龙’也。龙德在天,则在人之路亭也。夫位以德兴,德从位叙,以至德而处盛位,万物之睹,不亦宜乎?”

    (乾文)“上九,亢龙有悔。”

    (无注)

    (乾文)“用九,见群龙首,吉。”

    (王注)“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侫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

    从王弼对《周易》“乾”文的注释来看,即有象数学里的“爻位”、“爻数”、“卦体”来阐述《周易》文辞的义理。也却没有了汉人注释《周易》的诸多“象数“说法。

    王弼注《周易》是什么义理呢?自然是儒家的道德政治学说,又结合先秦“易学”上的《象传》与《文言传》释“乾文”的思想宗旨,而进一步阐述儒家的道德政治观。

    从王弼对《周易·乾》文辞的注释来看,王弼对每句文辞的注释基本按照《象传》与《文言传》里学理宗旨。王弼注释《周易》,没有背离《象传》的宗旨。

    在对《乾》的注释,王弼没有对卦辞和第一爻辞做注,而是以“《文言》备矣”之说,那是保留《文言》的说法,自己就不在说了。可以说王弼把《象传》与《文言传》释《周易·乾》的内容,换个说法就成了自己论《周易》的文章了,只是又增加了象数的说法来。

    如本注里的“虽非君位”,这是象数的爻位说。而本句注里的“初”、“三”、“四”、“二、五焉”是“象数”学里的爻数说。王弼虽然运用了“象数”里“爻位”之说,但没有消弱儒家的思想宗旨,没有背离《象》与《文言》里所释《周易》阐发出的义理思想,是保持高度的一致,总之不是讲述筮法的。但王弼注释《周易》并没有走出“象数易学”的窠臼,也不可走出,因注释是卦爻式《周易》。王弼不但不反对“象数”,而且充分地肯定由《易传》最初建构起来的“易学”,即象数义理合一不二,互诠互释的学说,并且王弼又进一步给于理论化。

    在《周易》学术史上,是以“象数”来注释的,所以王弼不可能例外,王弼一样的无法剥离《周易》上的“象数”说。才有了王弼的“象”、“言”、“意”注《周易》的范式化。

    王弼以“象数”注释《周易》的义理,虽然所解释的并不与《周易》文辞内容的思想含义相同,但毕竟王弼把《周易》作义理而释之,这是很可贵的,可贵之处没有把《周易》看作是筮卜之书,而看作是义理之书。这与那些把《周易》用“象数”筮术去解释运用,就是可贵的所在。可王弼注释《周易》的方法并没有走出先秦取象义理释《周易》的窠臼,那正是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数”的影响。已然走的是“象数”义理注释《周易》的传统,所以才与《周易》的文辞思想不相符。若不能真正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的象数卦术,就无法真正的认识《周易》一书的思想内涵,而不是“忘象得意”。而在“易学”史上又有谁能忘掉那些附加在《周易》里的卦象呢?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数学”,所以王弼注《周易》,已然有“象数”注释《周易》的。只有剥离掉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的“象数卦学”,从《周易》文辞之意释文辞之理,才可得见《周易》一书的真思想。王弼注《周易》只能又一次彰显先秦儒家的王道思想,才成为唐朝太平盛世里做“正义”之范本,成为教育学子的必读之书(即王弼注,被孔颖达奉旨编撰“五经正义’做为《周易》正义注本)。王弼只能回归到传统里,寻找治世的理论。王弼的“易学”自然被后世学者所追奉的道理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们且看清代的既是高官又是大学问家的纪昀对王弼“易学”的评价:“易本卜筮之书,故未流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深为有功。”(《四库全书总目卷一》)

    看这“易学”之说上常犯常识性逻辑错误的说法,纪昀同样开口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先给《易》一个定性,却与评价王弼的“易学”之功,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既然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卜筮是数术,是巫术的一枝,还赞许王弼“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深为有功”,这是何意呢?已认为《易》是卜筮的,即是筮卜人事吉凶的一种术数,那么就不要指责“未派浸流于谶纬”。

    上面纪昀对《周易》的说法可是代表清学界里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

    “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深为有功。”

    我们也认为王弼深有功,有功之处是想把《周易》一书从“象数八卦筮术”里夺回来,不让算卦的玷污了神圣的《周易》义理。因为王弼认为《周易》本身是义理之书,才从义理上去注释《周易》,这无疑是排击了把《周易》当成筮术的那些做法,是功不可没的。

    到唐朝孔颖达奉旨编疏《周易正义》,自然选中了王弼对《周易》所做的“注“,孔颖达又进行了疏解。

    而唐朝的学界里也不凡引用《周易》里的文句直接用于说理,这同汉朝里的典章书籍引用《周易》的道理一样。当然唐朝里筮术并没有消失,而且在唐末又建构出八字批命术,与八卦纳甲筮术并驾齐驱了,成为中国人知“天命”又有了一项“法宝”。

    唐朝孔颖达奉旨编《周易正义》是以王弼注《周易》,及王弼注《彖传》、《象传》、《文言》和韩康伯所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为蓝本。孔颖达等人将王韩注合并,然后对《周易》、《易传》以及王韩所注进行疏解,形成了一部庞大的注疏文本来,以此成为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教课书,体现了唐朝一统政治里再次看重儒家经典。因政治上的需要,恢复传统上的王道思想,而排击汉象数占筮易做为正统思想,这是唐帝国从汉亡及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政治里所吸取的历史经验,又一次认识到先秦儒学对王权统治的必要性。自唐宋明清更进一步加强对儒学的统治地位,但筮术易,虽不象汉时那样受到皇帝的重视,而后来的帝王们虽不明目张胆的提倡,但帝国也并不排斥,而各种术数、道术并没消弱,反而体系越来越繁杂与庞大。自唐末宋出建构出的八字命理术数,后来的帝国里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迷信于在各种命理、阴阳风水中,自此国人再也无法突破强大的“命理”文化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