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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二篇(七)

    我们还可以由“西周文”(即《尚书》里的《周书》)与《周易》两者的思想风格对比,发现两者不是同一时代的产物。“西周文”里表现着浓重的天命神学思想,而《周易》一书已突破了天命神学观,是理性思辨的哲学。

    我们且看“西周文”里所表现浓重的天命巫术观,如:

    《大诰》“天降威,用宁王遗我大宝龟,绍天明。……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王害不违卜?’”

    《金滕》“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墠。为坛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圭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圭。”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归,乃纳册于金滕之匮中。王翼日乃瘳。”

    《泰誓》“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土,以尔有众,砥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剥丧元良,贼虐谏辅。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

    “王曰:呜呼!我西土君子。天有显道,厥类惟彰。……上帝弗顺,祝降时丧。尔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罚。”

    《召诰》“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仇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显。我非敢勤,惟恭奉币,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洛诰》“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东,亦惟洛食。伻来以图及献卜。”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来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来,来,视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贞。公其以予万亿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诲言。”

    总之,我们从“西周文”里看到的是充满着浓重的天命神学思想,以及周公不断地与鬼神沟通的巫术行为。

    周人在灭商前后,无论是武王东征,或周公辅政,反映这段历史的典籍“西周文”(《周书》),真正反映了西周初期的时代背景。周人建国后同样是继承了商人的天命思想,但周初的天命观,已不同于商王朝的天命观。周王朝对天命赋予了一种全新的诠释,在西伯(文王)开始剪商时,即不断消灭与周族为邻又是附属于商王的小邦国。在灭商王的属国黎国时,纣王的大臣祖伊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恐慌,跑着向纣王报告这一事情。祖伊自然能够预见到西边周人的目的,并会成为未来商王朝的劲敌,将直接威胁着商王的共主地位。但纣王听到祖伊报告这一消息时并没有感到如祖伊那样的恐慌,反而对祖伊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这时的纣王还在全心全意的信奉天命,认为自己就是有命在天,是帝佑命于自己当王,有上帝的保佑,对西伯扩张领土之事不以为然。纣王认为自己有命在天,还怕什么呢?殷纣王的天命思想正是传统的天命思想体现,整个王国里不都在信仰着天命,祖祖辈辈不是在信仰着天命,祭祀着鬼神,纣王自然是从小到大就是被天命思想灌输着。所以纣王自然是相信“啊!我的命运难道不是早就由上天决定了吗?”

    可祖伊对纣王提出的疑问给出的解释是:“呜呼!乃罪多,乃能责备在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

    祖伊说的意思是“啊!您的过错太多,上天已有所知,难道还能祈求上天的福佑吗?殷国就要灭亡了,您要勤于政事,为国努力啊,要不您的国家能不被周国消灭吗?”

    纣王与祖伊的这段对话虽是出自《尚书·西伯勘黎》,此文不过是西周初期统治者设教的目的。纣王与祖伊的对话,正是体现了周初统治者对天命的新诠释。

    在“西周文”里充满着浓重的天命思想与占卜巫术迷信的同时,又宣扬着“以德配天”因果报应的“天命政治观”。“以德配天”正是周人建立周朝后的政治纲领,这既是历史政治经验所得,也是政治统治的需要。只因小周邦却消灭了大殷国,在建立的周人分封的一统天下的家天下统治后,不能不沿用商朝的天命思想来统治殷商留下庞大的商国子民与地盘。周人同时给天命一种新的诠释,是为自己夺取天下寻找出一种新的借口。即要想得到天命的保佑,是要附有条件的。周朝的统治者给出的“条件”就是“德”(即周王应虔诚的祭祀天帝与祖先神,以及勤恳的为“天命”赋予的治理好天下子民的使命),“以德配天”成为周初的政治口号。周王朝讲的“德”,就是“西周文”出现大量的“德”说。周初的“以德配天”,也就逐步演变奠定了帝制社会两千多年道德治国的乌托邦论调。

    “西周文”里一面大讲天命与神沟通的同时,一面也大力颂扬开国之功的文王。周初在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时,“天命观”是一种有效地治‘天下’的政治手段。周人把自己取代殷商统治说成是天命不佑护了殷纣,而佑护了周人的文王;是殷纣违背了天命,文王顺应了天命,这就给天命以全新的解释。在“西周文”里,充满着这种“天命”的思想意识。“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国。天乃佑命成汤,降黜夏命。”(《尚书·泰誓》)

    这是周人要取代殷商时,寻找出历史根据的说法。夏桀不能顺从上天,给国家造成灾害,于是上天就不再保佑夏桀,废除了夏桀的国运,而保佑了成汤。这是武王在《泰誓》里的讲话,是为自己灭商寻找到的理论根据,这正是“君权神授”的最初理论。

    周人建国后,不是不信天命,而是相信天命保佑了文王,才取得了立国的基础。而西周倡导的“德”,其目的是“配天”的。“西周文”里充满着“以德配天”的思想,既笼罩着浓重的天命巫术思想,又阐发着以“德”的王政说教。这正是西周初期时代的背景决定了。“西周文”里的思想与《周易》一书的思想是不同的。《周易》一书,既没有了天命思想,而且是一部无神论的政治哲学。《周易》打破了西周初期“以德配天”的天命神学思想,而构建出的是“以爱为民”(《周易》里没有“德”说,而是出现了大量的“孚”说。“孚”的本义就是“爱”)的“民本”思想。《周易》一书是一部理性思辨的政治哲学,显然与西周初期的时代背景不符,既不是周初的统治者(即文王、周公)创作了《周易》,更不是西周的史巫创作的《周易》。

    既然《周易》一书不是西周初期产生的,哪么是出自何时呢?是否是出自西周中期或后期呢?我们继续寻找其产生的时代佐证来,虽然“西周文”里找不到《周易》一书的蛛丝马迹,那么,还有反映西周时期的一部诗歌汇集——《诗》。我们看能否从《诗》里寻找到《周易》一书产生的时代来?